在明王朝统治中国的276年间，白银经历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明初，朝廷禁用金银交易，到了明朝后期，白银则已经通行于全社会。迄今为止，对于这一货币化过程，中外学术界无不以《明史》正统初年明英宗“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的诏令为根据，以为是朝廷推行的结果。实际上，明代白银的货币化是自民间开始，到明英宗时才逐渐为官方认可、自上而下地展开的。随着白银成为合法货币，白银迅速地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使得市场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到嘉靖年间，整个中国对白银产生了巨大的需求，标志着这一货币化过程基本完成。

此时，一方面明朝国家财政白银入不敷出，另一方面从皇族到平民都有对白银的大量需求，在国内白银开采和供应远远不能满足要求的情况下，人们开始将寻求的目光授向海外。中国外来白银最早的源头是日本。虽然日本开采的金银在16世纪中叶以前就有出口的记载，但那时日本向中国输出的主要不是白银而是刀剑、扇子、屏风和硫磺等。情况的转变是从16世纪40年代开始的，当时来自中国福建、广东和浙江的船只不断到达日本九州，它们的目的不再是以物易物，而是以物易银。也正是这一时期，日本银矿的开发得到迅速的发展，16世纪后半叶日本的输出品中，白银独占重要地位，而对中国丝和丝织品的巨大需求，则构成了银产量激增的日本方面的原因。在美洲方面，当西方走向世界寻求财富时，最早寻找的是黄金，但也是从16世纪40年代开始，西班牙在美洲转而开采白银且产量激增。当时，到达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几乎立刻了解到中国商品对于他们的意义，立即开始了与中国海商的贸易。美洲白银不仅从马尼拉流向中国，带动了整个东南亚贸易，也从欧洲运至印度，再流入中国，以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水银、麝香、朱砂等。从1540年到1640年这一百年间，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美洲白银产量的一半流入了中国，葡萄牙学者戈迪尼奥因此将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

明代白银的货币化，意味着中国由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更重要的是，中国由此更多更主动地走向了世界，而不是如既往所认识的，是西方东来导致中国被动地与世界街接起来。当世界逐渐形成一个整体之时，明代中国曾积极参与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可以说以贵金属白银为征象，明代中国与两个历史转折的开端联系起来，一个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另一个就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开端。

（摘编自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

明代花鸟画

明代初期，因太祖朱元璋对南宋院体画风青睐有加，花鸟画大致延续了宋代院体工笔画风格，没有新突破。明宣宗朱瞻基同宋徽宗一样，雅好诗文书画，尤好花鸟画。他在位期间，宫廷画院的花鸟画风格面貌多样，有延续南宋院体花鸟画艳丽典雅风格的工笔重彩画家边文进，有出自北宋徐熙野逸风格的没骨画家孙隆，有笔墨洗练奔放、造型生动的水墨写意画家林良，还有精丽粗健并存、工笔写意兼具的画家吕纪。不过，这些风格面貌大多沿袭宋代花鸟画，并无根本突破。从意境与格调方面看，这时期的花鸟画比宋代院体花鸟画略逊一筹。事实上，明代花鸟画的大突破直到中期以后才出现。

明代中期，文人越来越多地参与花鸟画创作，他们的创作风格一开始就与院体画大相径庭，最有代表性的是吴门画派。吴门画派的成就主要在山水画方面，代表人物有兼擅人物、山水、花鸟的“吴门四家”，即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沈周与文徵明主要延续宋、元文人画传统，疏简而不放逸；唐寅与仇英主要吸收南宋院体画风，并融入了时代的精神特质，体现了当时的市民趣味。他们的花鸟画在吸收前代大师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在美术史上颇有影响。

严格地说，吴门画派的花鸟画是对前代的延续，并没有开宗立派的意义。然而，到吴门画派的弟子一代，花鸟画在陈淳、陆治、周之冕那里结出了硕果。陈淳早年习元代绘画，后学于文徵明，花鸟、山水兼擅。他将书法和山水画笔法融入花鸟画，运用水墨的干湿浓淡和渗透，巧妙地表现花叶的形态与阴阳向背，简练放逸又不失法度，开写意花鸟一代新风。如果说陈淳的大写意花鸟充分表达了笔墨的特性与画面的形式感，那么徐渭的作品则充分发挥了大写意花鸟托物言志的功能，浇胸中块垒，抒澎湃激情。在绘画语言风格方面，他吸收宋、元文人画及林良、沈周、陈淳的长处，兼融民间画师的优点，同时将自己擅长的狂草笔法融入绘画。在其笔下，梅兰竹石被赋予了他强烈的个性，以狂怪奇崛的姿态傲视万物。他是第一个使用生宣作画的花鸟画家，利用生宣良好的吸水性来控制画面水墨渗化效果，表达特殊韵味。他还以泼墨法作花鸟，用笔墨的纵横捭阖表达自身的愤懑情绪。徐渭开创了大写意花鸟的新体派，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海派乃至齐白石都曾受其影响。他的成就超越了早于他的陈淳，后世将二人并称为“青藤白阳”。

留住千年芳华

莫高窟也称“千佛洞”，始建于公元366年，集建筑、彩塑、壁画于一体，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上世纪50年代起，国家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用于莫高窟文物的保护、维修与研究。在过去几十年里，敦煌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借助科技手段，让莫高窟减少病害，延年益寿。

窟内的彩塑和壁画采用泥土、木材、麦草等脆弱的材料制成，时间一长，容易产生多种病害，并缓慢老化。整个莫高窟有400多个窟保存有壁画，如今面向公众开放的仅有70来个，由于很多洞窟病害程度严重，或许永远不可能跟游客见面。未与游客见面的85窟几乎集中了敦煌壁画的所有病害，其中最重的是会造成壁画整体脱落的空鼓病害。

1997年，“重病缠身”的85窟被敦煌研究院列为重点“拯救对象”，由于当时保护、管理的科技水平相对较低，专业技术人才短缺，保护手段落后，敦煌研究院选择和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开展联合攻关。为找到修补材料，专家花了整整4年，试验了80多种材料，发明一种“灌浆”技术，将泥浆注射到空鼓的壁画中，这种液体会充满空隙和裂隙，变硬后固定壁画。

但问题接踵而来，含有水分的泥浆将壁画中的盐分带至表面，影响了壁画价值，同时诱发壁画盐害——又称壁画“癌症”，要进行较好的修复，难度较大。2006年，作为“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课题“古代壁画脱盐关键技术研究”课题负责人陈港泉与团队提出采用新型材料结合脱盐技术去除和降低文物材质盐分的新途径。经过3年的反复试验和研究，基本解决了我国古代壁画盐害治理难题。研究人员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和研究深度，研究壁画病害诱发原因和微观破坏机理，深入开展保护技术集成和装备研发，形成了壁画保护修复方法体系。

另外，狂风卷起的扬沙浮尘、降雨带来的湿度升高各种自然环境因素和旅游开放给莫高窟文物带来一定程度侵扰。

为保障洞窟壁画和彩塑保存环境稳定，敦煌研究院采用现代物联网技术构建了莫高窟监测预警体系，制定了洞窟开放管理制度。自2002年起，敦煌研究院开展了以“莫高窟游客承载量”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预防性保护研究，确定了洞窟内相对湿度不能超过62%，二氧化碳不能超过1500ppm的洞窟微环境监测预警指标。一旦洞窟环境超过预警指标，系统可自动向莫高窟开放管理委员会发布预警提示。洞窟管理部门和接待部门根据情况启动应急预案并及时调整游客参观路线，启用调节洞窟，及时对预警的洞窟进行通风和除湿，使温湿度和二氧化碳指标回落至安全范围内。遇到强降雨、沙尘暴等极端天气情况时，莫高窟采取停止开放的管理措施，并向社会及时发布洞窟暂停开放通知。

为了解决洞窟空间极其有限，洞窟采光不好，游客可能看不太清楚文物细节的问题，敦煌研究院经过近30年的探索实践，完成了敦煌石窟206个洞窟的数据采集和100多个洞窟的图像处理、140个洞窟的三维扫描和虚拟漫游节目制作。中英文版本的“数字敦煌资源库”先后面向全球上线，实现敦煌石窟30个洞窟整窟高清图像的全球共享。

游客们在前往洞窟之前，可以在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观赏高清数字电影《千年莫高》和球幕电影《梦幻佛宫》，在3D虚拟环境中观赏敦煌壁画和彩塑，了解莫高窟自然、历史、文化背景和数字化洞窟景观。显然，大屏幕上高分辨率图像的效果好于观看洞窟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