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7年手机厂牌开始不再固守以往机海或高规低卖策略，有鉴于OPPO和Vivo成功，使得布建线下渠道的重要性再次受到瞩目，例如小米、华为与Apple等品牌厂，皆在不同程度上更重视与当地市场的关系。

此外，前三大品牌(Samsung、Apple与华为)在高阶产品的成功，也使得各厂商理解到品牌培养的重要性。

此外，2017年同时也是iPhone十周年纪念，Apple发表的3款产品中，iPhone X被视为是智能型手机未来雏形。整体而言，2017年看到各厂商更积极推动全荧幕和双镜头，连带使得关键零组件也经历一波革新(如镜头模块微型化、异形切割与生物识别系统优化和变革)，机壳也因应工业设计和通讯技术等需求转往玻璃材料。

 (摘自中国新闻网,有删改)

材料二

“智能手机不是流行商品，它已经每个人的刚需，这就意味智能手机产业不会出现雪崩。”一个行业分析师说道，“目前看，在5G来临之前中国智能市场将维持在4.5亿部上下波动是大概率事件。”

实际上这个观点可以从最近公布的一批调研数据中得到佐证。2018年2月6日，国际知名调研机构IDC发布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达到4.443亿部，较2016年的4.673亿部下滑4.9%。

图：中国市场智能手机出货量（单位亿）

 (摘自电子发烧友网,有删改)

材料三

如今的手机市场，除了苹果以外，许多国际大牌手机厂商都正在不同程度的走下坡路，其主要原因竟是中国本土手机厂商的快速崛起蚕食了这些“外来的和尚”的很大一部分利润空间。智能手机市场的格局正在发生空前的变化，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也从线下慢慢转移到了线上，互联网品牌迅速崛起。在这样的环境下，国产手机的发展机遇是前所未有的，但也不乏挑战。

虽然大中型城市的智能手机普及率已经趋于饱和，但是拥有更大用户群体的中小型城镇和农村这样的二三线市场对于国产厂商来说是非常好的机遇。二三线市场智 能手机普及率较低，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这类市场中的消费群体消费能力也相对薄弱，千元机往往是最受欢迎的选择。而在千元机市场，几乎是国产手机的天下。 即使国际大厂有那么几款低端千元机型，性价比也是很低的。可以说国际厂商很难在这些市场渗透，对于国产厂商来说，这样的市场就是个天然的屏障，占据着天时地利人和。

之前，中国在手机市场中一直扮演代工厂和劳动输出的角色，但随着行业的发展更加透明化，国产厂商掌握了在这一场博弈中掌握了更多的资源，一改之前的被动局面。从开源的安卓系统，到上游高通等厂商的完整SOC解决方案，更加透明的行业降低了国内厂商的门坎。相似的功能相同的硬件配置，利用价格优势打造出更具性价比的产品。对于国际厂商来说，国产厂商变得更加有攻击性，不可小觑。

(摘自太平洋电脑网,有删改)

材料四

目前很难有几款手机可以与“工业设计”挂钩，想要打造一款优质的手机，就必须在消费者在第一眼见到的时候就具备足够的吸引力，外观设计、内部框架与材料 选择等等在这一环中显得非常重要，但这正是国产手机最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在国内关注度较高的几款国产手机中，都或多或少的见到苹果的影子。并且各家手机厂商之间的差异化越来越小，普遍没有自己鲜明的特点，识别度非常低。

在当下追求个性化的消费群体中，这样的手机很难让人有购买的欲望。令人高兴的是，在今年的几款新品中，工业设计越来越受到厂商的重视，锤子、小米4、魅族这三个关注度较高的产品中，发布会上都大量的描述其制作工艺和材料的运用。但国产手机如何在设计上彻底摆脱跟随，和国际厂商在并排走，这在一个工业设计并不发达的国家，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摘自IT之家，有删改》

近年来，传统文化借助各种媒介、载体，得到了深入挖掘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媒体上涌现出《汉字英雄》《朗读者》《见字如面》等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为核心的原创文化类节目，形成了一股“传统文化热”的潮流。文化类节目的创新兴起，是对文化类节目低俗化、轻浮娱乐化倾向的剥离和反拨，对集体无意识和民族情感的唤醒，实现了思想性与观赏性的张力平衡。

然而，传统文化类节目在高歌猛进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疲态。其主要表现是对传统文化发掘提升不够，内容雷同老套，形式单一，受众流失严重，收视率下滑。要改变文化类节目的疲态，必须持续推进节目内容形式创新，以丰富多样的内容翻新和源源不断的形式出新，满足人们文化生活的需求，主动赢得观众，积极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创新，从而不断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传统文化是一个厚重、芜杂、多元的体系，包含着林林总总的内容，既有佶屈聱牙的疑难词句，也有通俗易懂的人文道理；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这就需要我们全面了解传统文化，从中发掘能体现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能引起观众兴趣、能与现实生活融合的部分，进一步提炼提升蕴含在其中的真善美，作为节目表现的题材和主题。

传统文化具有民族性、稳定性、历史性等特点，而电视传播特点是大众化、娱乐化，观众看电视的主要目的是娱乐放松而不是接受教育教化。创新文化类节目，必须将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与大众化、娱乐化有机结合起来，既有传统文化的内核，又有娱乐化的载体形式，还要做好面向大众的通俗化工作。

艺术表达的核心是人，是人性人情，是对人内心世界的艺术观照。《朗读者》《见字如面》两档节目，就是通过最简单的朗读和读信的方式，唤醒人们内心深处隐藏已久的精神诉求和情感表达，引发观众的强烈共鸣。传统文化类节目要以传统的艺术形式、价值观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为内容媒介，将镜头对准人们的内心世界，深刻讲述人物的心路历程和情感诉求，点燃观众的观赏欲求，表达媒体及社会的人文关怀。

文化类节目要有故事，接地气，让观众融入进来。《朗读者》讲述了濮存昕、柳传志、许渊冲等名人的日常故事。《中国诗词大会》的选手是从全国遴选出的100多名诗词爱好者，有青年学生，有乡村教师，有农民，有石油工人，有基层医生，有快递员，这些选手本身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每个人都有一个与古典诗词相遇结缘的故事。通过这些选手和故事，将古典诗词挪移到当下现实，也使观众产生了代入感。

(摘自2017年11月30日光明网，王伟伟《优秀传统文化，新时代新表达》)

司马迁是一个史官，对于那样一个泱泱大国，他所能做的多半是记录。和同时代的许多官员相比，他可以改变的东西相当有限，而其性格更决定了他在政治上的劣势。客观地讲，后人纪念司马迁，既是对他的尊敬，也包含了许多同情，这让司马迁成为了历史上一个典型的悲情英雄。不是战死沙场，而是淹没在一个所谓“盛世”的大汉。

司马迁的爱憎分明是大部分人爱他的主要理由，但这四个字却远远不能概括司马迁的全部。之所以他的名字能够和他的《史记》一起被载入史册，不仅因为他有一颗心怀天下的赤诚之心，更重要的是他做到了一个史官和一个人的境界——真。这种真概括起来就是一种“实录精神”，这种精神源于他父亲临终前的嘱咐，也一直延续到司马迁生命的终点。

为了得到历史最真实的素材，司马迁必须以最近的距离去触摸每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今天才得以将《史记》奉为历史真实公正的范本。从技术上讲，司马迁收集史料的方式是原始而落后的，没有碳-14定位仪，没有多少人的协助，也没有今天史学家们系统的理论知识，他能做的只是朴实的记录。

面对现实，记录现实，秉笔直书，看上去不及征伐疆场将领之勇，也不及社稷江山帝王之智，但司马迁的《史记》真实的呈现告诉我们，王侯将相、布衣百姓只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个又一个等质量的元素，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记录方式，对于司马迁来说既是一位史官的职责，更是他胸中最大的心愿。

比了解到真相更难的是把真相说出来，而钱与权正是说出真相最大的阻碍。幸运的是，历史人物不会因为自己的丑像被暴露而找司马迁算账，但他所经历着的一切钱与权的现实压力，却也着实考验着他作为一个史官的秉性——而他做得很好。

实录精神的存在需要社会的宽容，也需要实录者的勇气，而一个宽容的社会也注定会增加实录者的勇气。记录现实比记录历史更需要勇气，因为现实中的丑陋者从来害怕让人知道自己的丑陋，而记录也远远不止于美丑之辩！不要说记录者代表正义，但起码应该代表事实——这是记录的最低要求，也是最高要求。呈现真实是一个技术活，但更是一种精神、一种理念。

中国的历史从来不缺创造者，他们在历史的巨钟上猛敲，要让后人也能听到余音。历史让我们记住了他们，可谁又让我们记住历史？司马迁正是用他这种呈现真实的执着，让后人记住了历史，也记住了这本巨制背后的那个曾受腐刑的司马迁。

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谈道：“我们国家一直有‘三个大祭’，一是祭黄陵，属于国之祭、族之祭；一是祭孔子，属于文之祭祀，是对文脉的一种追踪；还有一个就是祭司马迁，它既是文祭，又是心祭，是对一种伟大人格的缅怀。”

中华民族是一个缺乏悲剧感的民族，喜欢大大团圆、喜欢盛世、喜欢辉煌、喜欢纪念成功人物，司马迁的存在就有了他特殊的意义，我们应该负重，要有悲剧感，心存忧患意识。所有这些司马精神，为我们今后悼念司马迁，敬仰我们的民族精神，建树我们的文化灵魂，提出了非常久远的任务。

（选自《司马迁实录精神》，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