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文，完成下面小题。
上帝、数据和故事（有删改）
（1）关于“大数据”的名言：“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来说话。”
（2）在这句话中，大数据俨然成了一个新的“上帝”，人容易在如此理解里被大数据所管控，不时地失去自我主体位置，最终导致认知和改造世界的迷惘与失误。
（3）通俗理解，“大数据”即是“大量”的数据。它解决了以往小部分数据时，必须由局部去推测整体的困难。如在大海航行时，航行者发现冰山一角，以往必须借助某种“算法”，去推测冰山的大小；在冰山“大数据”可得到时，整个冰山便容易把握，航行者不需要任何“算法”去推测。而且，如果数据可以“大”到无所不包的“全量”时，人类就能够大大地提高趋利避害的准确性。试想，当你一眼就看清全部冰山，你自然就能够准确地安全航行。可见，大数据特别是“全量”的数据具有直观、结构清晰的特点，人类通过它，能够迅速把握事物的整体、相互关系和发展趋势。毫无疑问，大数据是人类一种功能强大的工具。
（4）“功能强大”常常是被人们夸大的基础，而夸大的最高境界就是将被夸者置于神龛之上。当大数据经拥戴走向登峰造极时，它作为人的工具的特性便急剧弱化；相应地，它被赋予了某种超越工具的特性，大有替代人作为主体的部分作用。收集数据也好，分析数据也罢，特别是使用数据，本来都是人作为数据的主宰者所为。然而，大数据的神化，让这一切转化成了人在数据之下的被动适应—收集的数据越“大”，事物的直观性、整体性就越强，发展的趋势似乎就越容易把握，问题的解决办法似乎就越明了，数据自身的主体功能似乎就越发突出，人对数据的使用就越容易被数据对人的指挥所替代；而数据的指挥越是强势，人就越容易屈从于数据的管控，这又会刺激起人们更多地去收集“更大”的数据，进而叠加性地加固数据对人的指挥。在这样的格局之下，人退居于次位。
（5）这不是一种逻辑演论。在现实生活中使用“大数据”的人们，已经有了“宁可相信数据，也不相信人”的初步理念。例如，一些公司招聘新员工时，完全依赖于各种类型的考试成绩单和就读学校、学历、学位等组成的“大数据”，“准”比尔·盖茨、乔布斯类人士，肯定进入不了选择范围。在法律界，用“大数据”来分析人的犯罪倾向，并预测犯罪行为，提前给予监控，这实际上是对未来的犯罪可能而非实际犯罪行为进行惩罚，显然有损于人的尊严；犯罪学上有“犯罪性”和“犯罪”的区分，前者只是犯罪心理倾向，大量存在于人们之中，并非只有犯罪的人才有，即使用“大数据”分析某人的犯罪性，也不能认定犯罪行为一定发生。过于绝对地依赖和笃信数据，不仅在具体事项里会出差错，重要的，是人的主体性被侵犯，不论他们是招聘者还是被招聘者，也不论他们是“犯罪”的怀疑者还是被怀疑者。这些情况正符合西方人关于人的“异化”之说。
（6）其实，就人类说话的方式而言，除了数据，我们还有故事。故事和数据的不同，在于数据很大程度上是已经存在甚至于记录下来了的真实信息，而故事则可能含有前者，却还可以去“虚构”或是“创造”。人类社会的历史表明，人们的交流和交往，少不得数据，也少不得故事。有时候，故事的重要，还在数据之上。
（7）人类历史的宝贵财富《圣经》，它就是由故事组成的。其中有数据，有他类信息，更有某种“上帝”赋予人类的精神期盼—实质是人类对于自我的认知和价值理念创设，或者说，是人类精神世界里的一种意识形态构建。正是这样的构建，创造了西方世界的文明史基础。《圣经》的历史地位高度，自不待言。
（8）华夏文明的历史何尝不是如此？包括黄仁宇先生在内的许多历史学家，只能依据历史留下来的有限资料或“数据”，去分析、推测甚至于想象历史的过程，构建某种历史观或是意识形态。我们当下看到的华夏文明史，有真实的历史记录，更多的则是历史“故事”的创造。在某种意义上讲，历史中的大多数细节，不是历史中人的言行自然记录，一定是他人或史家的推测或“虚构”。延续着中华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传统或价值观，并不因为这些“虚构”而失色。相反，正是它们，组合成了较为清晰的文明色谱，让后人承接了文化的精髓而繁衍了强大的华夏民族。
（9）现代计算机、网络、传感和移动等技术的飞速发展，创造出了大数据的时代。当下人类历史的许多细节，已经被有形和无形中存在的设施所自动记录，并且由庞大的存储系统保留下来，不再需要史家的“虚构”。___________。
（10）从纯粹技术的角度讲，这是可能的。可以想象，当人类一切的言行，自然界的所有变化，都能够时时刻刻地被传感器、移动网络和存储设备所收集时，历史本身的“大数据”就已经集合起来，“虚构”历史细节的空间就没有了。
（11）然而，即使是史家完全没有必要去“虚构”历史，也无法不去“创造”由史而来的价值观、信仰或是在精神层面上完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于整个人类社会生存和延续的正向理念。现代的数据可以是很大，大到足以让人看清经历的所有细节，但它们不会自动地生成价值评说和善恶区分，更不会自动形成某种意识形态。由大数据组成的历史经历，有其自身的存在逻辑，却未必是人类走向未来的合理存在，如一味追求经济速度的发展经历，并不表明人类美好未来会在此种速度下到来。只有人类自身和谐、圆融地发展，与大自然和谐共存，才是人类的长久发展之道。当历史的细节不需要“虚构”时，人类历史的信仰和价值观，仍然还是需要创造的。事实上，以往史家“虚构”历史细节，根本不是就“虚构”而为，而是冲着信仰和价值观来的。
【小题1】第（1）段中加点词语在文中的作用是_________。
【小题2】第（5）段中“异化”在文中的含义是___________。
【小题3】第（6）段中提到“有时候，故事的重要，还在数据之上”，阅读后文，请说明理由。
【小题4】第（9）段的横线处，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下列各项中最恰当的一项是

A．如果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虚构”的就不是历史？

B．然而是不是虚构一旦没有了，数据就会成为值得信赖的“历史学家”？

C．然而是不是技术手段的进步，最终会将人类社会的一切都自动记录下来，从而消灭史家的“虚构”呢？

D．如果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历史学家有消失的必要呢？

【小题5】下列各个选项中，人类对数据的认知，表述错误的一项是

A．在“大数据”的认知问题上，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始终应当是第一位的。

B．随着人类技术的发展，“大数据”会成为“全量”数据。

C．由于“量变带来质变”，大数据会使人类的思维方式发生变化。

D．人类使用大数据的方式，正是自身信仰和价值观的体现。

【小题6】请概括本文的行文思路。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一般印象中，魏晋名士是一群仪容秀美、谈吐风雅的士人。但这种令人企羡的风度是否代表这一群体的全部，是一个可以认真思考的问题。下面仅以邓艾、钟会伐蜀之役中发生的“二士争功”悲剧为例，来谈谈名士的另一面。
伐蜀之役由司马昭的亲信钟会为主帅，邓艾受命率领偏师。钟会统帅主力十余万，从骆谷、斜谷的大路进取汉中;邓艾与诸葛绪各统诸军三万余人从陇西进攻，进行战略牵制。尽管最初魏军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蜀国大将姜维依仗剑阁天险，与钟会率领的魏军主力相持依然保持战略上的主动权。此时，邓艾决定放弃原来与钟会汇合的计划，改走阴平小径，从而绕开剑阁天险，直取成都，进而一举灭亡蜀汉。
钟会与邓艾二人背景迥异，钟会是名臣钟繇之子，出身于汉末最有声望的士人家族，与司马昭关系密切。《世说新语》中记载，司马昭、陈泰、陈骞、钟会相约出行，钟会迟到，司马昭戏谑时故意提及钟会父亲钟繇的名讳。时人重孝行，与人接谈中触犯对方家讳是严重的冒犯，但反过来，如果关系非常密切的朋友，也会用对方的家讳来开玩笑。素有捷才的钟会不甘示弱，用“矫然懿实，何必同群”予以反击。这八个字中巧妙地点到了车上另三人的家讳，司马昭的父亲司马懿，陈泰的父亲陈群，陈骞的父亲陈矫。这种妙对是魏晋风度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士人文化认同的重要标识。
邓艾出身低微，是襄城典农属下的部民，靠积累军功而致高位。更糟糕的是，他本人口吃，与讲究捷悟的文化风气格格不入。或因如此，在争功一事上，邓艾最后可谓冤屈而死，跟随他灭蜀的部下也未能获得应有的封赏。
由此可见，魏晋风度虽然是一种精致高雅的文化，但也要注意这种文化背后的阶层性和封闭性。实际上，官僚阶层经过魏晋两代的生长发育，已经形成了一个通过婚姻、交游、同僚、征辟等方式凝结起来的政治利益共同体。加之魏晋之际玄学清谈的兴起，这些官僚家族又在文化上逐步形成了共同的趣味和认同。东晋南朝的士族虽然并非完全承自魏晋官僚阶层，但至少有两个重要的特征源自西晋：一个是具有累世仕宦倾向的政治群体，一个是以玄学清谈为共同文化特征的官僚阶层。
(节选自仇鹿鸣《魏晋风度倡导了怎样的社会风尚》)
【小题1】下列有关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魏晋时代的社会阶层逐步固化，使出身卑微的的个人不大可能获得身份突破。

B．邓艾灵活指挥，改变计划直取成都，在伐蜀之役的胜利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C．司马昭戏谑不避钟会家讳，证明二人关系密切，也表现出他们的名士风度。

D．一般来说，具有秀美的仪容和高雅的谈吐两个基本条件才能成为魏晋名士。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首段提出问题，统领全文，引导人们对魏晋名士和魏晋风度做深度思考。

B．文中简述伐蜀之役，强调钟会、邓艾的功劳，为论述二人的最后结局做准备。

C．末段得出结论，指出魏晋风度不过是世袭官僚阶层的趣味趋同，具有排他性。

D．主体部分使用举例论证、对比论证，证明语言表达对魏晋名士的重要作用。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魏晋风度植根于士族官僚阶层，对后世正面影响较大，但其局限性常被忽视。

B．时人虽重孝行，但拿家讳开玩笑如果能表现出个人捷才，也能被欣赏。

C．东晋、南朝士族可能会更加追逐精致、高雅的文化，把玄学清谈之风推向高峰。

D．如果魏晋名士全都是一群气质风雅的士人，就不会发生“二士争功”的悲剧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对“问题老人”现象，有各种解释，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句话：“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这一断言让我们看到了时代症候对个体人格形成有重要影响。

首先，如今的中国城市社会，是一个大移民社会。当我们说“这一代老人”的时候，对象事实上非常含糊。一般理解，就是那些不再工作但常常出现在公共场合的老人，他们已经退休或到了退休年龄，而且体力尚好，大部分出生于共和国成立前后10年。这一代老人最大的特点是跨越了农业中国和工业中国两个大时代。此外，其中大部分人还跨越了农村中国和城市中国两个空间。这一代老人，就是跨越了这“猝然发生”的变化，来到了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

这些不工作但常常出现在公共场合的老人，与周边的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早已不是建基于传统熟人社会的生物血缘纽带，而是立足于现代陌生人社会的契约规则纽带。在一个陌生人社会，面对自然人，舆论的力量大打折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更是早已表明，一个人如果处在“匿名”状态，自我约束意识就会削弱。

其次，技术性孤立也是“问题老人”出现的重要原因。

人的孤独存在，是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的显著区别。过去，客观地看，它是中性的，既不积极也不消极，从情感出发，孤独存在就是一种病态。而今天，强大的技术让它不再是一种病，而是人的正常又甘愿的存在方式了。这个强大的技术，是智能手机终端及其后面的整个支持性技术系统。一开始，是年轻人随时随地都在玩手机，而近些年来，老人也被传染，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是一种技术导致的自我孤立，但技术让孤立本身变成了一件深具乐趣的事情。结果是，人们在情感上和生活问题上彼此需要的程度下降了，人类的社会结合本能也在退化。不可避免地，人也会变得自私，变得对自身越来越爱惜，但对他者的戒备和敌意却在不断升级。没有责任感的自爱，作用于他人便是敌意。

这是个社会大背景的问题，在整体层面上往往无计可施。对“问题老人”，空谈社会教育或重复道德教条都没有意义，或许只能寄希望于个体的自我救赎和家庭成员的协助矫正。我们能做的，似乎只剩下用足够的耐心，去等待这些老人“浪子回头”——没错，这个说法非常尴尬。

（摘编自《问题老人与时代症候》）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问题老人是指出生于建国前后10年的老人，他们不再工作但常出现在公共场合。

B．这些问题老人都经历了农业中国和工业中国、农村中国和城市中国两个时空。

C．问题老人与周边的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基于现代陌生人社会的契约规则纽带。

D．在陌生人社会，自我约束意识被削弱，舆论的力量对问题老人的影响不复存在。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第一段借引用得出观点，明确指出时代症候对个体人格形成有重要影响。

B．文章主要从大移民社会和技术性孤立两个方面论述了问题老人出现的社会原因。

C．文章在论述技术性孤立时，让我们看到了当前人类的社会结合本能的退化倾向。

D．文章分析了问题老人产生的原因，并指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可行的方法。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的显著区别是人的孤独存在，它是中性且病态的。

B．技术使人孤立。近些年来，老人也爱玩手机，程度比年轻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C．技术让孤立变得有乐趣，使人们在情感上和生活问题上彼此需要的程度下降。

D．对“问题老人”，在整体层面上往往无计可施，或许只能靠个体和家庭的努力。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儒家思想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一向不缺答案。但无论“仁”“和”还是“中庸”，都仅仅部分地反映了儒家的思想观念；综合起来，只有“责任”，才是儒家思想的内核，尽管孔孟等人并未作此概括。以“责任意识”为根本指针的儒家思想，拒绝道家那种“高大上”式的玄远，拒绝墨家“草根”式的琐屑，拒绝法家“狱吏”式的苛细，人性化地满足了社会的需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人性化是其最显著的特征。

儒家对“人”（而不是“神”）有着极高的定位：“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这种把人看作“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首）”的观点，决定了儒家的“人生”设计十分严肃——至少要对得起“人”在天地间的这种地位。然而人性是复杂的，就其本能而言，人总是倾向于膨胀私欲、挤占他人权利空间。若不加以约束，必然导致冲突，引发社会危机。为避免这种情况，儒家认为，在刑法等硬性制度之外，还需要一套软制度，来教化人们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不忘对他人对社会尽责。他们把这套“文化”（文明的教化）的软制度归纳为“礼”。刑法与礼，是社会治理的左右手。

关于“礼”，大部分典籍散佚了，现存的《礼记》，是对古典“礼仪”的解释，可谓“礼”的冰山一角。《礼记》说圣人“为礼以教人，使人有礼”，首要的是为了将人与“能言”的猩猩鹦鹉区别开来——发扬人的社会性、抑制人的动物性，确保人的言行像个人而非禽兽，是礼的底线。由《礼记》等书可知，“礼”的规矩是非常详备的。规范人的言行，教导人们该干什么、该怎么干，“礼”本质上是一份责任清单。在儒家看来，习“礼”，最重要的是通过“修身”，完善自我，弄清自己的角色，并从自己的角色出发，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恰当地为人处世。

对己对人对社会“尽责任”这种活法，不是儒家凭空设计出来的，是孔子“述而不作”、从“先王”“先贤”那里梳理出来的。那些“先王”“先贤”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楷模”，是“责任”意识的绝佳体现。尧舜协和万邦天下为公，被孔子视为不可超越的标杆。大禹治水，非常辛苦，其实他完全可以弄条“方舟”，只给自己喜欢的人发船票，一走了之。孔子对大禹也“无间然”，没什么可批评的了，因为他尽了作为君主的那份责任。

用两个字来概括儒家思想，是“责任”；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家”。不爱家的人，很难说他能爱国。长期以来，自西方流入的形形色色的“解放”，严重破坏了人们的家庭观念。魏晋时期，儒家思想被抛弃，信仰大厦崩塌，导致了三百年战乱。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更强大的思想武器——唯物辩证法，但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围绕它形成的责任文化与家国情怀，依然是现实社会重要的支点和动能。

（摘编自荆培运《儒家思想的本质是“责任”》）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关于儒家思想的本质问题，答案有“仁”“和”“中庸”等看法，但其合理内核应是“责任”。

B．儒家看重“人”在天地间的地位，与这高定位匹配的是儒家对待“人生”设计的严肃态度。

C．现存的能供我们研究儒家“礼”的资料并不多，《礼记》一书至少能让我们知晓礼的底线。

D．儒家认为，刑法对人的私欲的约束，不如礼的约束力大，所以儒家特别强调礼的教化作用。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基于人性具有复杂性这个前提，探讨儒家的“礼”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B．文章运用了例证法，以“尧舜”“大禹”为例，揭示了儒家思想本质的。

C．文章指出要从社会性和动物性的角度理解人，并就两者的价值取向进行论述。

D．文章采用总分总的结构，层层深入地阐述了作者对儒家思想本质的新见解。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儒家的“礼”的规矩十分详备，除了“先王”“先贤”外再无人能达到“礼”的要求。

B．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因为它具有其它的思想都没有的人性化特征。

C．无论是个人修身，还是国家治理，儒家的“责任”思想具有不可或缺的现实指导意义。

D．文中用一个“家”字来概括儒家思想的本质，实际上是对“责任”的进一步补充。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司马迁作《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班固作《汉书》，书未成而作者因与外戚窦宪的关系，死于狱中，事在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相去公元元年各约90年。今日看来，这两部书好像联袂而出。其实它们间隔了大约180年，等于我们现在距离清嘉庆朝的时间。
《史记》为私人著作，《汉书》则经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和班固作书的宗旨不同。况且《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两位史家的个性癖好不同，这也使他们在取材行文之间，有相当的出入。在公元前90年和公元90年，中国的史家和思想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已有大幅度的变化。其中一个关键在于，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斥百家，独尊儒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为了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他坦白地承认提倡学术，旨在支持当时政权。武帝之置五经博士、立学校之官、策贤良，都从此宗旨着眼，从此中国庞大的文官集团有了他们施政的正统逻辑。司马迁和董仲舒同时代，他读书不受这种政策的影响。而到了班固生活的年代，“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
司马迁和班固一样，自称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们一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以体会到作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他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照。他所崇奉的“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也可以说是源于儒家道德，可是这立场就已经和经过正统限制的所谓儒家不同了。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已近于董仲舒所说的“邪辟”。并且项羽是汉高祖刘邦的死对头，而《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若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文中又把项羽写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怜惜。与之相较，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
《史记》除了《刺客列传》之外，还有《滑稽列传》《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可谓涉及九流三教，有呈现整个社会之剖面的样子。班固书里虽有《东方朔传》，却不再缕列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
也因其如此，司马迁就受到班固的指责。《汉书》里就有《司马迁传》，内中批评他“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些地方还不足以表现班固的正统思想，最使我们看出他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属于“罢斥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产物的，乃是《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这表里列有1931位古代名人，包括传奇中的人物如女娲氏、有巢氏，《论语》中有名的孔门弟子，《春秋》中的国君等，至秦亡为止。由作者“显善昭恶”的原则按上上至下下区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包括三皇五帝，以周公、孔子殿后。仲尼之外即再无圣人，孟子也只与颜渊、管仲同属“上中仁人”。老子与商鞅、申子、墨翟、韩非都属“中上”，与孙膑、白起一流。刺客荆轲则为“中中”，和孟尝君、吕不韦同品。而“下下愚人”里既有蚩尤、共工、三苗，也有倾国倾城的褒姒和妲己。秦始皇虽焚书坑儒，班固只贬之为“中下”，因为他下面还有二世胡亥列入“下中”，宦官赵高列入“下下”。
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想出世俗观念中儒家的拘泥，并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门徒的真性格。那些呆板多方面的样子，还是后人所造，其目的在维持文官集团的紧凑。总算还是中国读书人的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写作，否则没有有《史记》，径由《汉书》开二十三史之端，中国史学的传统，必更趋向“文以载道”的方针，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
（选自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有删改）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史记》里的人物涉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如日者（占卜的人），而《汉书》秉持官方正统思想，较少记录不符合正统观念的人物。

B．《史记》和《汉书》在对待项羽的态度上差异明显，《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这在《汉书》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C．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的宗旨和班固作《汉书》的宗旨有很大不同，这就决定了《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

D．《史记》为私人著作，而《汉书》则经皇帝看过，带有国史的色彩，因此《汉书》在编修上要比《史记》更为严谨和准确。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有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从作者的写作宗旨，个性癖好及作者所处社会环境等方面论证了《史记》和《汉书》在取材行文上的差异。

B．文章以《刺客列传》《项羽本纪》等为例，论证了司马迁是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作风来写作《史记》的。

C．文章以《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为例，论证了司马迁是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作风来写作《史记》的。

D．通过对比和举例论证，文章得出了《汉书》更秉持官方正统思想，更趋向“文以载道”，《史记》更爽快淋漓，不拘行迹的结论。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董仲舒尊儒的真正目的在于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为当时的政权服务。班固受其影响，并体现在《汉书》的创作中。

B．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表达了对司马迁的看法——“是非颇缪于圣人”，他认为《史记》的叙史观念有悖于圣人之道。

C．司马迁的《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未受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这对中国读书人来说，是幸运的事。

D．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孔子及其门徒的形象，多半出于汉朝“独尊儒术”以后的历史典籍，这些形象并不是他们的真实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