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街三怪

贾大山

城里西街上，居住着三位老人，人称“西街三怪”。他们是于老、杜老和黄老。于老外号“药罐子”，杜老外号“火锅子”，黄老外号“神算子”。

药罐子

于老今天上火，明天肠干，伤风感冒不断，三天两头抓药、熬药，于是得了“药罐子”的外号。

晚上，尤其是冬天的晚上，李先生的小诊所里总是歇半屋子人，十分热闹。

一天晚上，大家正谈得热闹，于老来了。他说不行了，喉咙发干，四肢无力，浑身冷紧紧的。

李先生赶忙让他坐下，给他倒了一杯开水，然后打开药橱，用小勺取出一粒药，放在桌上让他吃。

于老相面似地瞅着那粒药说：

“这是什么？”

“‘康泰克’，一种西药。”李先生告诉他。

“我不吃西药！”他说，“我这辈子，凡是挂‘西’字的东西都不吃，西药治标不治本！”

外号“火锅子”的杜老也在这里歇着。当仁不让地说：

“老于，西瓜，吃不吃？”

“吃！”

于老知道上了当，不再言语。

大家笑了。

李先生也笑了，给他讲了一番道理。李先生说中、西两医，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不能妄加褒贬；又说中医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并非千古不变。所以，医家和病家，也应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不可拘泥一法，死认一门……

杜老笑着说：“我们不能迷信旧东西，但也不能盲目崇拜新东西。盲目崇拜新的，就会迷信旧的。李先生说是不是？”

“极是！”李先生说，“天下万物，无旧不成新，无新不变旧嘛！——老于，吃了么？”

于老看看桌子上说：

“吃了！”

李先生笑了说：

“好好睡一觉，效果更好。”

李先生送他回来，呆呆望着桌子底下，好像发现了什么重要情况，怅然一笑说：

①“唉，我在他心目中，也不过是一粒‘康泰克’！”

说着，从桌子底下捡起一个什么东西，让大家看。

大家看清了，哈哈笑了——于老喝水的时候，那粒药滚到地下去了，根本就没吃到肚子里。

火锅子

于老爱吃药，杜老爱吃饭。

可是，一到春节，他便有些反常。整天少言寡语，食欲也明显下降。

女婚怀疑他得了什么病症，便到诊所去问李先生。李先生听了，朝给病人扎针的小床上一指，笑着说：

“这得请教黄老先生！”

黄老先生就是“神算子”。他闭着眼睛坐在小床上问：

“你们平常吃什么饭呀？”

“家常便饭呗。”

“他呢？”

“他老了，我们做小的总得给他弄点差样儿的东西吃，也就是炒个鸡蛋、买个猪爪子什么的……”

“正月里，还给他炒鸡蛋吗？”

“不啦。”

“还买猪爪子吗？”

女婿摇头笑了说：

“正月里，又是鱼又是肉，又是鸡又是鸭的，还炒什么鸡蛋，买什么猪爪子呀？”

“问题就出在这儿了。”黄老说，“你那老泰山，有一种心病：口说知足常乐，心想高人一等。平常和你们吃的不一样，他就高兴；现在一样了，他就不高兴了。”

李先生哈哈笑了说：

“黄先生有什么妙方不？”

“有。”黄老睁开眼睛，对杜老的女婿说，“你们吃饭时，不要叫他。你们吃饱了，把剩下的莱呀、肉呀，朝锅里一倒，热了给他吃，记住，得说‘折罗’！”

正月十五晚饭，闺女、女婿如法做了，杜老果然吃得高兴！晚上观灯，于老碰见他问：

“老杜，吃了么？”

“吃了！”他呵呵一笑，说，“‘火锅子’！‘折罗’！”

于是，“火锅子”的外号就叫起来了。

神算子

黄老读过不少古书，到了“不惑”之年，人们说，黄先生开了“慧眼”啦，能看到未来的事情，他便得了“神算子”的美名。

黄老真正受到人们的重视，是在人们刚刚分到责任田的时候。人们穷怕了，一举一动都想卜个吉凶，都要问问他。他开始说自己不善此道。人们便说时代不同了，我们需要你。他心里一高兴，便“开放”了：玄门真言、禅门偶语、毛主席教导、阴阳八卦，熔百家于一炉，给人们指示方向，解难析疑。先是无偿服务，后来变成有偿服务了。

自从变成有偿服务，人们常常望着他的背影说：

“别理他，半疯子！”

首先对他发生怀疑的，竟是于老。一天晚上，大家正在李先生的诊所里歇着，他来了，于老便问：

“老黄，你什么时候学会算卦了？”

“哪个算卦了？”他说，“我那一套，全是哲学！”

大家哈哈笑了，杜老说：

“哲学家，你看我的晚运如何？”

“你三十挨刀，四十挨炮，五十遭雷打，六十被火烧！”

“哎哟，我今年都六十四了！”

在一片笑声中，他灰灰地走了。大家想起昔日的黄老，觉得很惋惜。

于老皱着眉头想了一下，说：

“我看都怨大家！”

“我看不能怨大家，首先得怨他自己！”杜老说，“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嘛！李先生说是不是？”

李先生点点头，看看于、杜二位，也笑了说：

②“唉，咱街上净出怪人，又净出哲学家！”

（有删改）

虚拟

毕飞宇

深夜四点，我被手机叫醒了，是父亲打过来的。一看到父亲的号码我就知道，我的祖父，我们这个小县城里最著名的物理老师兼中学校长，他没了。都没有来得及悲伤，我即刻叫醒我的女儿，赶紧的，太爷爷没了。

祖父却没有死，好好的。看见我把女儿都带过来了，祖父有点不高兴，说：“这么冷，你把孩子叫过来做什么?”祖父神情淡然，但他的手指头在动，是欲言又止的那种动，这一次我知道，祖父的大限不远了，他要对我交代什么。

父亲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退了出去。祖父望着父亲的背影，很轻地咳嗽了两声。我了解我的祖父，祖父的咳嗽大部分不是生理性的，是他想说些什么。

作为物理老师的儿子，父亲当年是有机会上大学的，但是，祖父把他的时间全部给了他的学生，他每天上午六点出门，夜里十一点回家，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五十七个学生的身上。父亲没有考上大学，而祖父的五十七个学生考取了三十一个。在当年，这是一个“放卫星”一般的天文数字，祖父在我们县城一下子成了传奇。省报派来的记者为祖父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整整一个版，标题很吓人，《春蚕到死丝方尽》。

祖父在享尽殊荣的同时，突然有了愧疚。他建议他的儿子去补习，可祖父忽略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他儿子的“感受”。《春蚕到死丝方尽》是一只无坚不摧的拳头，它把父亲击倒了，附带着还把父亲的自信心给砸烂了。父亲拒绝了“春蚕” 的建议，他盯着自己的脚尖，告诉“春蚕”：“你忙你的去吧。”

父亲是祖父一辈子的痛，像一块肿瘤，硬硬的，始终长在祖父的体内。祖父很少喝醉，但是，只要喝醉了，他都要来一次规定动作：跪在马桶前沿，对着马桶一口一个“对不起”。

但醉后的祖父说得最多的不是父亲，而是他一届又一届的高才生，这些人是他当年的心肝宝贝。人名的后面则是长长的单位与职务，我不可能记住的。祖父却记得清清楚楚，诸如世界名牌大学、国家机关、公司名称，与之匹配的自然是院士、教授、副省长、董事长……

祖父沉默了半天，说：“我有福，但心思还是有的。”

我立即接过祖父的话，说：“嗨，不是就爸爸那点事嘛。那一代人不上大学的多了，爷爷，这不算事。”

祖父说：“这件事吧，我有责任。我呢，痛苦了很长时间。突然有那么一天，我释怀了。我早就不再为这件事苦恼了。”

祖父的话出乎我的意料，我的胸口顿时松了一下，我笑了。

祖父像孩子一样也笑了，说：“爷爷做了三十五年的教师，三十二年的班主任，九年零十个月的教导主任，六年零八个月的副校长，两年半的校长——”

祖父无力的指头再一次抓住我的手了。因为发力，都颤抖了。他不再微笑，祖父有话要说，是欲言又止的样子，是羞于启齿的样子。

我说：“爷爷，你还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呢?”

祖父睁开眼睛，望着我，似乎鼓足了勇气：“你说我能得到多少个花圈呢?”

嗨!这算什么事呢。我说：“你想要多少个花圈? ”

祖父憋了半天，他轻声却又是清晰地说：

“当年荣校长是182个。我数过两遍。”——我对“荣爷爷”的葬礼至今还有模糊的印象：那是1982年的春天，57岁的荣校长在给同学上历史课，就在下课铃响的时候，他倒了下去。在80年代初期的小县城，绝大部分葬礼只有十来个花圈，182，说“铺天盖地”一点都不过分。就是在那一刻，我对死亡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它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又体面又庄严。那天祖父穿着他的第一身西服，领着我，在花圈之间不停地徘徊，“182”这组数字就此成了祖父的梦，成了祖父关于死亡的理想和标尺，岁岁年年都在萦绕。

第二天中午，我的祖父，我们县里最著名的物理老师兼中学校长，不行了。在弥留之际他似乎经历了一场大醉，说了一大堆的人名，人名的后面还附上了长长的单位和职务。祖父躺在那里自言自语，仿佛主持一场盛大却又是虚拟的会议……

我望着我的祖父——他的弥留又瘦又小，是黑色的，像一个麦克，一把就能抓起来。我不敢弄出任何动静，我不想听麦克的回音，只是默默地转发了祖父的最后一条微博，祖父留给这个世界的微博极为洒脱：“也许是最后一条了。心绪太平。桃李满天下。来吧，无恨、无悔、无怨、无憾。”同时我也通过这条微博向这个世界通报了祖父仙逝的消息，但此后微博长久寂寞，无人回应。

这一天特别特别冷，愿意前来参加葬礼的人算是给了天大的脸面。老实说，我不关心葬礼的人数，我唯一关心的是花圈的数量。但花圈的数量让我揪心，别说“铺天盖地”，都几乎构不成一个体面的葬礼。

女儿问我：“爸，怎么就这么几个花圈?

我取出钱包，来到殡仪馆的花圈出租处，要来纸，要来笔，要来墨。我努力回忆祖父酩酊大醉的那些夜晚，那些人名我不可能记得住，那些单位和职务我同样不可能记得住，但意思无非是这样的——

剑桥大学东方语言学中心副主任 罗绍林 遥寄哀思

斯坦福大学高能研究所研究员 茅开民 遥寄哀思

清华大学KGR课题首席教授 石见锋 遥寄哀思

……

一口气写了两个多小时，我没有数，我不想知道具体数据。世界就在这里了，我亲爱的祖父，你桃李满天下，——这从来就不是一件虚拟的事。

（选自《小说月报》2014年第3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