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与传统》序言

张光直

①布鲁斯·坎格尔教授的《时间与传统》是一本讲考古学理论的好书，在美加考古学界也是受人尊敬和重视的一本书。它的中译本对现阶段中国考古学的进展应当是有积极影响的。

②考古学理论在中国一向不大受人重视。最近两年来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年鉴》对当代中国考古研究活动固然是很可靠的反映，但里面却根本没有涉及“考古学理论”这个范畴。可见，“理论”这件东西在当代中国考古活动中可以说没有什么地位。我相信中国考古学界对理论的漠视不是偶然的，而有它历史上的因素。黑格尔曾经说过：“中国人的历史只包含赤裸裸的、明确的事实，而对它们不加以任何意见或推论。”这种论断固然很不可靠，但传统史学的确有特别着重记述客观史实的一面。它的另一面则是利用史实的选择和描述来表明历史学家的价值判断，所以自孔子以来便有“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现象。这种凭主观判断来解释历史的作风，自有它趋于极端的一面，所以近代西方史学输入中国以后，便首先以传统史学的这一特征为打击的对象。

③其实，要讨论考古学理论在中国考古实践中的作用和意义，首先得说清楚在使用“考古学理论”这个名词的时候，我们所指的概念是什么。最近在《考古学专题六讲》这本书里，我把自己对几个常用名词的用法说明了一下：“资料”是研究历史的客观基础；“技术”是取得资料的手段；“方法”是研究资料的手段；“理论”是研究人类历史的规律性认识的总结，并反过来指导具体的研究工作。上面这个对理论的定义，我想一般是可以使用的。但这个定义比较狭窄严谨，因而在一般的运用中，我们不妨把它放宽些。我们可以说，考古学上的理论是在考古作业的每个步骤上指导我们做何选择，如何做此选择的，关于文化现实、社会现实的有系统的一套看法和想法。换句话说，在考古实践中，我们应当先知其所以然才能决定其然。使我们能知其然的便是考古理论。口口声声说他不相信考古理论，或者说他没有考古理论的人，并不是真没有考古理论，而是只有未经检讨的、不成系统的、或者甚至是迷惑混乱的理论。进行考古实践并不是遵循一条不变的道路向前走，而是每一个步骤都会碰到岔路，需要加以选择。有理论的人进行这种选择是有根据的、有信心的；没有理论的人，进行这种选择是盲目的。

④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考古实践离不开考古理论。我们到野外去调查遗址的时候，应该如何调查？考古调查不是只有一个不变的方式，而是根据我们调查的目的和对古代文化社会生活的不同了解而有所区别。有人看到不同的遗物群便把它们当做不同的文化；另一些人则把它们看做是同一或不同文化对不同生活需要所做的不同适应。这两种不同的看法便与我们调查的范围、深度、顺序以及发掘与否等诸决定，有很大关系。考古发掘更是一套复杂的程序，从打桩子到回填之间一步步的工作应如何进行，有着许多不同的方式。怎样能忠实地记录资料，同时又能提供回答特定问题的资料，这就要看考古工作者在发掘的具体地点、范围、各种专业人员的使用、发掘的细密程度等等问题上进行怎样的选择。发掘出来的遗物如何进行处理？有哪些可以留下来，哪些可以抛弃？对器物进行分类是为了什么目的？为了这种目的又应当使用哪些分类标准？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是每个考古工作者必须回答的。无论是否意识到自己的理论体系，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在进行自己的选择时，考古学者是一定要应用他对历史认识的理论的。这几个例子应该可以说明考古理论与考古实践不可分割的关系。理论并不是一种空洞的主观成见，它需要与客观资料相对照。

⑤四五十年来，世界考古学理论的中心很显然在美国。这并不是说美国有最好、最正确的考古学理论，而是说美国考古学界的理论是多元化的，也是特别发达的。因此，考古学工作可在许多丰富的理论体系中做适合自己立场与见解的选择，并且在这些体系中不断得到启示和刺激。

⑥《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选了布鲁斯·坎格尔这本书翻译并介绍给中国读者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布鲁斯·坎格尔是加拿大人，在蒙特利尔的马克给尔大学任教。他的博士学位是在美国耶鲁大学得到的，而且多年来，他在美国考古学理论界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所以为人重视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他不仅有精深的见解，而且持论公平，不属于哪门哪派，对当代各种新旧说法都能客观地做正面、反面的检讨和批评、整理。读者读他的文章，能中肯地把握理论上的一些基本窍门，对各派学说的要旨优劣都能掌握，最后可以作明智的抉择。现在这本书的中译本出版在即，所以很高兴地写这几段话以志同声之欣悦。

1987年4月于美国哈佛大学

材料一：

这是中华民族亘古未有的历史性跨越，这是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伟大壮举。

改革开放以来，***带领中国人民用短短30多年让7亿多人脱贫，占全球减贫人口的70%以上；到2020年，让4000多万贫困人口如期脱贫，中华民族将历史性地摆脱绝对贫困，全体中国人将共同迈入全面小康。“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千年梦想，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实现。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把贫困群众作为脱贫攻坚的对象，又使其成为脱贫致富的主体。坚持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激发改变贫困面貌的干劲和决心，教育和引导贫困群众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方能为反贫困斗争提供源源不竭的强劲动力。

（摘编自《坚决打赢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决战》，新华通讯社2017年8月16日）

材料二：

（数据：国家统计局）

材料三：

记者春节前夕调查扶贫工作发现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中央提出的“一户一策”扶贫措施落实不到位。比如，有的贫困户“养头牛就当项目，种点菜就算产业，打个工就是发展”，本该记录翔实的扶贫户手册除了名字外一片空白，一问才知扶贫干部下到村里只顾院子里填表格、羊圈前拍个照；还有的扶贫干部给贫困户留了帮扶电话，记者打过去得到的提示却是“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二是离中央提出的脱贫期限不到三年时间，少数地方扶贫工作还停留在表面上，说起整体规划头头是道，实际上并没有抓手，贫困户致富无项目，脱贫户生活无变化。

三是一些扶贫干部表态多行动少、调门高落实差。记者采访发现、有的贫困户精准扶贫贷款刚发放几个月就被认定“脱贫”，严重不符合产业发展规律；在脱贫验收时，部分收入被夸大。

（摘编自姜伟超《莫让“表态式扶贫”误了大事》，《新华网》2018年2月9日）

材料四：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一靠政策二靠人。不少扶贫干部都有过这样“头痛”的经历：他们带着政策，带着资金下乡，可是很多贫困村都是“空心村”，青壮劳力都外出打工了，村里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扶贫干部们为村里修路架桥盖房子，常常连个帮手都找不到。

过去，农村贫困的原因是基础设施差——信息进不来，产品出不去，所以，年轻人有劲没处使，只好外出打工。这些年，农村的基础设施大大改善，电商、高铁、高速公路，不断接入穷乡僻壤，“天堑变通途”，农村创业机会大量涌现，然而，一些贫困农村又陷入另外一个困境：那就是“缺人”——缺青壮劳力，缺有一技之长的生产能手，更缺有知识、有情怀、愿意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的年轻“能人”。

这两年，农村的发展机会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穷困农村缺少年轻人的局而开始改观，一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带着技能回来了，一些在外地读完大学的年轻人带着知识回来了，还有一些已经有了稳定工作的城市年轻人也带着情怀和梦想来到了农村，他们开始成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主力。

摘编彭小毛《央广评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伟大事业呼唤年轻人》，2018年3月20日）

元代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转折点

翻开一部中国文学史，即不难感受到，一直处于正宗主流地位的诗歌散文，到了元代即一下子失掉了无可争议的优势，其黄金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由唐诗、宋词过渡到元曲，人们习惯上接受它们各为“一代之文学”，但事实上前二者与后者之间已经出现了本质的差异。这不仅因为唐诗、宋词特点在“雅”而元曲特点在“俗”，更在于前二者更合乎儒家诗教传统，而且均为抒情短篇，性质和类型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元代之后，小说戏曲由过去一直被鄙视、一直处于非正统地位的文体一跃而居于诗文之上，成为时代文学之主流。 元杂剧、明清章回小说、清代戏曲，叙事文体之勃兴不可遏止，戏曲、小说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代文学后半部分的主潮，这也是人们公认的文学史事实。

元代以前，文人们能走的道路只有皓首穷经和献身政治，他们的文学创作完全可以视作这种生活道路的副产品。文学的主体是作家，作家的生存之道是揭开文学秘密的秘密。在此背景下，人们的文学创作信守的是以抒情言志为核心的儒家诗教，《尚书》最早提出“诗言志”。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魏文帝曹丕更将文章看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这就把文学创作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高雅政治活动联系起来了。

那时的文人大多从事诗文创作，而一流作家更是那些信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古训，有志于治国平天下的正统文人。历代帝王或是为了宣扬教化，或是为了附庸风雅，也大多参与了诗文的倡导和创作活动，以至于隋唐以后竟成为朝廷选拔人才的手段，这些都反过来加强了诗歌散文的正统和主导地位。

其次，我国古典文学的主流在元代以前一直是抒情文学独占鳌头。从性质上看，自《诗经》、《楚辞》、汉赋、五言诗直至唐诗、宋词，这些分别代表不同时代的主流文学无不以短篇抒情形态出现，言志抒情的文艺理论始终左右着不同时代的作家的头脑，以此形成了世界文学史中我国古代文学之独特风貌。这就是人们公认的，西方古典文学以再现社会生活作为创作之准则，而我国古代作家则以表现个人情感作为自己创作的基本原则。当然，这中间也有特殊情况，如先秦历史散文也以叙事为主要手段，但严格地讲，它是历史著作而非文学创作。汉以后作品如《木兰辞》、《孔雀东南飞》以及一些笔记、传奇和话本小说虽具叙事文学之内容和形式，但多系短制，且终未成为时代文学之主流。元朝以前的代表作家，从屈原到陆游，基本上都是这种抒情文学的创造者，可以说，抒情文学吸引了这一漫长时代的整个文人作家群体，这一点直至宋朝灭亡皆未有实质性改变。

当然，雅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它的另一面是俗，即所谓“下里巴人”。在中国古代，以叙事为特征的小说一向被视作难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家言”，戏剧活动甚至不被认为是文学，其演出只是作为“狎弄”的对象——俗得不能再俗了。只是由于其符合人类喜爱轻松快乐的天性，在市井细民及所谓“不求上进、耽于逸乐”的贵族士大夫中仍有一定市场，才能在主流文学之外维持一个漫长而曲折的支流而不致中断。总体看，俗文学特别是戏曲在元朝以前一直处于被排斥的地位。如果说小说在我国古代虽然不被重视，但总是“诸子十家”中的一家。那么，戏曲则连这点可怜的地位也没有，表演艺术始终被排斥在文学的殿堂之外。艺人更遭鄙视，男演员称为俳优，充其量作为帝王贵族豢养的消愁解闷的工具，即弄臣而已。女演员更与娼妓无二，可谓卑贱至极。由于此，正统文人（包括才女）避之惟恐不及，遑论涉足！长此以往，古人的思维也娴于抒情而疏于叙事，宏观想象能力和综合能力均有所不足，并形成了恶性循环，加剧了思维方式之偏向。这样，包括小说戏剧在内的叙事文学之不发达也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