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毋相忘

①我有一个学生，她先到澳洲，后到英国，如今暂时栖泊在加拿大。飘泊的成果是英语说得像流水一样畅快，举止温柔舒曼，很有些欧美气味。可是这些年，总是会在假日里到唐人街去买些字帖、笔墨。她的才华并不在把笔挥毫上，她只是喜欢字帖里古典的气息。

②我想起秦汉瓦当、竹简上让人心跳不已的四个字---“长毋相忘”。这是怎样的一种割舍不断的情怀啊！

③有时我总是想，一个人的信念被遏止，譬如不让我纵笔泼墨，沉醉于这千年的回声里，日子将是何等昏暗，有时候出长差，宾馆舒适的环境只能看看电视，我明显地感到擅长提按的手指变得荒疏了。这使我生出几许恐慌来。可以消遣的娱乐场所无处不在，却从来没有一处摆上文房四宝，让这些痴迷于翰墨的游子放牧心灵。于是时间一长，心结就纷乱，惶惶然急着赶回，步入书斋，倒上一缸子墨汁，拈起那杆已经枯干多日的羊毫，痛快淋漓地埋头狂写，不知今夕何夕。

④在都市，每到周末，总会看到不少家长载着小孩，背着琴袋、画夹，提着笔墨、颜料，去学手艺。而我没有兴致教这些孩童，他们的监护人总是希望早日学成，眼神里闪烁着催促之光。他们没有耐心通过逝去的古代名家的遗留笔墨，回归到遥远而又寂寞的意境中。我只想循着自己的思路，培养一种兴趣，让其随时日推移而长，顺其自然地延伸，如听松风天赖，如观山光水色，这就是艺术生命的自然律。我听过《击壤歌》，见过那些带着泥巴气味的乡村人，他们该播种时播种，该收割时收割，该耐心等待时则和土地上的植物同在岁月中不急不踩地守望。他们面对好年成不喜，面对坏年成不忧。在他们看来，有了好的光景也必然有不好的年成，五个指头伸直了还不一般齐呢。那么，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去吧。他们心目中没有搏一把就走的怪念头，他们缠系着最久远的亲情：人与土地长毋相忘。

⑤再回到艺术的话题上来吧。有着几千年积淀的古典艺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为今人所把握呢？人总是希望一生更多地拥有，只是，不经磨难而拥有，则多半易逝。有几次我走进北方几家大的书画社，看到了名人之后的丹青，笔墨太平庸了，却在落款处都标明与祖上的亲缘。这是何等的笨拙呢。在我的印象中，父子同嗜一艺，子跃居其父之上的终归是少而又少。王献之着实是好样的，算是走出了其父的影子，而后来的欧阳通之于欧阳询、苏过之于苏轼、米友仁之于米希，大都在前辈荫底下讨生活。他们缺乏筚路蓝缕的拓跋精神，屋下架屋床上叠床，大气象萎落成了小格局。

⑥有一些质量充实的生命，要最后离去，不为我们琢磨，真是很难很难。这对于人们追逐时尚的天性来说，未免是一种悖反。时尚的追逐，显然容易多了，这支有声有色的队伍始终是以狂欢的状态行进的。而人，难以破开迷雾飞升。苏东坡活了大半辈子，最有价值的就是悟出了这个道理。远离，是对古典更真切的亲和，相对的控制力量被摆脱，那种支配艺术的利益、欲望会相应地远去，守护精神家园的愿望会愈发坚韧起来。曾经有几次，在偏僻的乡村，我看到了出手不凡的墨迹，贴在破旧的祠堂的柱子上。书写者远离文化中心，远离都市名人，却凭着由表的喜欢，常常是晚饭毕，推来几张旧报纸垫着，再放上一张毛边纸，不计新墨宿墨，不择笔尖笔秃，畅畅快快地写去。不知不觉，平平淡淡地萦回着田园牧歌。

⑦那些湿漉漉的古典情绪，期待着梳理和归位，还有些在喧闹的季节里走失了，需要找寻。青年时代的热烈和自信，也掺和着目空古人睥睨古典，似乎古人的笔墨也没有那般神奇。如今我们知道穿过古典的皮表很难，更不消说在古典的内核漫游了。我们为自己找到了理由，爱归咎于外界的诱惑呀，困扰呀，是它们使我们的精神锋芒如此疲软。如果从个体生命来剖析，我只能固执地认为，是元气流失了。人身上原来充足的精气神，漫漫旅程上，这儿滴漏一点，那儿跑冒一点，待用于自己喜爱的古典艺术上，已经力不能穿缟了。养气从来为文人所重，老庄提醒过“万物无足以铙心”，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都在于提升净化人的自然生命，去除生理过分的欲求。当时光老人的巨手叩动我中年的心扉时，“删去平生多余事”的念头就转化为渴望。安宁清明中，我觉得自己仿佛坐落在古典的层面上，大量流逝的时光在这里汇聚，隔着老远的距离，可以察觉到古贤人正无声地呼唤着我的名字。

③每晚睡前，我总是取出枕边的一本《汉简书风》细细玩味，让飞扬的思绪湮没在已逝的久远里，长久相守，长毋相忘。

（取材于朱以撒同名散文）

如果诗可以看作一切艺术的核心，那么诗歌的兴衰，可以说明艺术在一个时代的一般命运。在以往的时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诗人都拥有崇高的地位，甚至被喻为‚无冕之王，尤其是古代中国，简直就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则被赋予了‚动天地而泣鬼神、和四时而育万物‛的力量。现在，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不但诗歌已经被远远地边缘化，文学也已经被宣告即将终结。

以往时代的文学艺术之所以具有恢弘的力量，那是因为它是与天地宇宙共生一体的。用舍勒的话说：诗人是‚最深切地根植于地球和自然的幽深处的人，产生所有自然现象的‘原生的自然’中的人。文学的力量亦即人的精神力量，原来是植根于天地自然之中的。所以，当天地自然蒙受贬抑、伤害、羞辱、遗弃的时候，文学艺术也就失去了它的根本，也就必然衰败枯萎下来。

现代工业社会已经剥夺了人对自然界的直接体验，使人们远离事物的原生态。正如同曼德所说：当我们居住于城市中，人与地球的直接体验就无从谈起了。事实上，所有的体验可以说都是间接的。……所有植被也被人类的思维所局限、被人类按其品味任意改变；野生动物消失殆尽、多石地带不见了踪影、花开花落的反复循环也不复存在。甚至连昼夜也无区分。‛这样的生活现实，无论是对于诗歌的创造者还是鉴赏者，都是要命的，因为诗歌已经失去了它的生命之根。也有人把信息时代的电子艺术、数码艺术看作艺术工程的重建。曼德则认为重建的已经不是艺术，起码已经不是原来的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之中生根发芽的文学艺术。

在语言已经严重蜕变的时代，诗人还能有什么回天之力呢？在语言干涸的泥潭中，写诗注定要变得越来越艰难，即使真有不甘失败的诗人，最好的结局恐怕只能是与这个时代的语言同归于尽。文学艺术遭遇到的，实际上也是一场生态灾难。而文学批评本该对身陷艰难时世中的文学艺术伸出援手，遗憾的是无论西方东方，文学批评这次全都显得异常麻木迟钝。在这个精神气息异常稀薄的时代，原本已经有待拯救的文学艺术，是否还可能成为拯救者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尤其在生态领域更是如此。

21世纪初，时代的格局已经悄悄发生了某些变化，现代史中的战无不胜者有可能成为被挑战的对象，而今日的待拯救者，比如自然生态与文学艺术则有可能担负起救助的使命。在人类社会的那个最初的原点，诗歌、艺术曾经就是人类的生长、繁衍、创造、自娱、憧憬、期盼，就是人类生活本身，就是吹拂在天地神人之间的和风，就是灌注在自然万物之中的灵气，就是人生的绝对使命最高存在。人类曾经与诗歌、艺术一道成长发育，凭靠着诗歌与艺术栖居于天地自然之中而不是凌驾于天地自然之上或对峙于天地自然之外。

（摘编自鲁枢元《重振文学艺术的自然之维》）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于先秦，形成于秦汉，发展于魏晋，成熟于唐宋，完备于明清，实行 2000 余年。中国古代监察体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从不独立逐步走向独立，这是监察权威性和有效性的重要保障。

第一，中央监察机关与其他机关互不统属。秦和西汉，御史府服从于相府而不独立。东汉，御史府改为御史台并与行政系统相分离。魏晋时期，御史台又脱离少府而自立，罢司隶校尉而将监察权向御史台集中。隋废尚书省的监察职能，唐将隋的司隶台并入御史台，形成单一的御史系统。元朝取消谏院，使监察组织更加一元化。清朝实行科道合一，都察院成为完全独立的、唯一的中央监察机关。

第二，地方监察机关与地方行政机关相分离而直接从属于中央监察机关。中国古代地方监察实行常设监察官和朝廷派遣巡察御史巡察相结合的体制。巡察御史由朝廷直接任命派遣，与地方政府没有关联。地方常设的监察机关（官员）则不同，它们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较为复杂，其独立性是经过长期发展才确立的。自秦至隋，地方常设监察机关往往从属于地方政府。唐宋开始在地方设立专门监察机关。元朝的地方监察体制有了新发展：建立行御史台，实行大监察区建制，设二十二道肃政廉访司，分属行御史台，从而形成垂直监察体系，地方监察机关与地方政府没有统属关系。明代将全国划分为十三道，由朝廷委派监察御史，各省又设按察司，“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是各省常设监察机关。清承明制，监察体系基本循而不改。

第三，监察官员之专职化。监察职能由监察官员专任，监察官员也不兼任其他职能，这是监察独立的内在要求。自秦汉至唐宋，监察机关的独立和一元化尚在形成中，监察官也没有真正专职化。元明清，随着中央和地方监察机关独立和一元化的完成，监察官员基本实现专职化。尤其是明清时期，御史是官僚机构中一个特殊群体，负有专门职责，还有专用的“獬豸补服”。

第四，监察官员具有独立弹劾权。监察官员虽然从属于相府或御史台（都察院），但其弹劾无需宰执或台主批准，御史以个人名义而不是组织名义提起弹劾。这是为了不妨碍对宰执或台主的纠弹，同时使纠弹的主体十分明确，因而也是对监察官员的一种制约。东汉初年，刺史纠奏二千石长吏“不复委任三府”而直呈皇帝。唐初，明确规定御史可以直接弹劾：“故事，台中无长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各自弹事，不相关白。”清朝规定，科道官不必经过都察院而可以单独进呈，既能封劾，还能面劾。

中国古代施政者对国家治理中监察权的配置和运用有理性的认识和较合理的设计，它们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监察权运行的内在规律。当然，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处于官僚政治的体系之中，特别是受到君主专制这一根本政治体制的制约，官官相察的实质是君察臣，其实施的成效与设计初衷必然相距甚远。

（摘编自艾永明《传统监察制度展现中国古人智慧》）

历史上溯到1200多年前，中国唐朝诗人杜甫的一首很著名的诗句“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深刻反映了中国人的战略文化，中国军事的防御思想正是这种战略文化的具体表现。中国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战略文化呢?

首先，源于中国农耕民族强烈的守土意识。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农业文化天然具有“保守性”。眷恋故土、安土重迁成为古代中国人的普遍心态。此外，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中国人在物质生活上无须外求。这些反映在军事上就形成了固土自守，以德怀远的战略防御思想，对外侵略战争在古代中国不具备其原始驱动力。矗立千年、横亘于中国北疆的万里长城，既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军事屏障，也是中国传统战略防御思想的物化和缩影。与此相对,游牧民族和海洋民族以放牧和贸易为生,大范围的迁徙和流动成为其生存所必需的主要方式，战争成为其获取生活必需品和争夺海上贸易份额的主要手段，侵略和征服在其文化传承中被视为荣耀之举。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的战略文化。概括来说，中国的军事理论是内向型、防御性的，更注重军事谋略的运用；从战略层面上讲,谋略主要是强调防患于未然，避难于无形。西方的军事理论是外向型、进攻性的，更强调军事技术的发展。

其次,缘于中国历史文化特有的“和合”思想。数千年的中国文化没有侵略性，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和平的文化。中华民族历来热爱和平，强调“和为贵”。中国的儒家主张“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提出“不敢为天下先”即后发制人的防御思想。“百世兵家之祖”孙子告诫明君良将“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他将“不战而屈人之兵”置于战略理论金字塔的最顶端。可以说，中国自古提倡“慎战”思想,一以贯之的防御性国防政策发端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基因，具有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时至今日，已成为中国处理与世界各国关系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第三,缘于对其他大国称霸必衰历史教训的借鉴。纵观世界古代史,一个文明的毁灭往往源于兵连祸结、外战频繁。历史上，许多大国在崛起时期，都曾试图通过对外战争来改变原有格局,建立符合本国利益的新的国际秩序。历史表明，“大国力量增殖于地区性守成,消释于世界性扩张"，超越力量的扩张会造成国家的衰落。坚持侵略扩张型国防政策的国家，不但没有实现和延续其霸主地位，反而会元气大伤，遭受严重挫败。正是应了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那句名言:“文明的死亡原因永远是自杀而不是谋杀。”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帝国失败的关键，在于它们只求一味扩张，不知战略守成，中国绝不会重蹈覆辙。

正是基于这些历史教训，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在多次保家卫国、自卫反击作战中，中国都曾凭借战场优势深人对方腹地，但战争结束时，我们都主动回撤到中国境内或边境控制线以内。中国从未打算通过战争解决与他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更没有侵略他国的意图,中国绝不会走所谓“国强必霸”之路。

 (摘编自《新华文摘》2018年第 10期王卫星《中国为何采取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