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基层社会的治理都是国家稳定与发展的基础。无论是国家的创制期对基层政权的大规模调整，还是国家的稳定期对基层政权的保障和维护，都是统治者最为关心和重视的内容。在秦汉时期，里吏与里父老共同构成了管控基层的重要力量。

与邑一样.最初的里是散布在广大田土之上的小型聚落.这些聚落具有先秦血缘共同体的特征。里作为居住聚落，建有围墙.与农田相隔绝.共同体成员多为拥有血缘关系的亲族，他们共耕均赋，互相救济，共同进行社会活动和生产活动。《诗经》中“千耦其耕，徂隰徂畛”便是对此类聚落共同体共同耕作景象的生动描绘。而西周到春秋早期的宗法封建国家，此时征发赋役也多以里邑为单位，说明此时的里邑相对于国家仍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自治与相对独立性，聚落与国家之间只有封建的臣属关系，而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国家的行政力量尚未突破基层共同体而直接控制到个人。

随着春秋时代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发展，以及兼并战争的频繁，人口的流动大大加速，传统的血缘共同体开始被打破。里也从宗法封建制下的血缘聚落逐渐成为基层社会组织的通称。特别是随着战国领土国家的形成，由于兼并战争的需要，各国纷纷扩大兵役人口，加强对国内人口的控制，实行军政合一的管理方式。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商鞅变法“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随着编户齐民的进一步推进，国家的行政力量直接控制到个人之后，里便从以血缘宗族为基础组织形式的血缘、地域共同体，转变为国家基层的行政组织。国家对各种资源的调配，所施行的各项措施无不依赖于对里的管理，而直接负责对里进行管理的便是由国家所任命的里吏。

里吏作为国家的基层属吏，其在里内的政治地位也由国家赋予，国家统治在基层上的执行皆仰赖于这些基层官吏。里吏的职责众多，国家对于人口的控制，对赋役的征发，乃至于地方社会秩序的维护都要依赖于里吏行政功能的发挥。如在秦及汉初，里作为一个封闭的社会共同体,以围墙与外界区隔开来，只有里门与外界相沟通；而里门的定时开关与管理也皆由里吏负责。里吏要随时掌握里内的治安状况，里内如果出现水火、寇盗等情况，里吏皆需上报上级部门。

里父老是里内的另一个重要的领导群体。《春秋•公羊传》中说:“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辩护伉健者为里正。”可见和里正一样，里父老同样由国家任命。但与里吏不同的是，里父老作为血缘、地缘共同体中传统上的领导角色，有着较强的地方色彩。汉朝实行“以孝治天下”的国家指导方针，国家在法律上对老人实行优待。类似的举措进一步加强了里父老在地方社会中的地位。与其他里吏一样，里父老也承担着维持地方社会稳定和发展的责任。里父老对里内的约束力，更多地来自于传统上的自然力量，不同于国家权力的强制。因而当官僚体系的行政能力出现衰退.或国家发生内乱时，里吏的行政功能无法得到落实。里父老所代表的地方领导力量，便迅速填补了国家行政力量的空缺，成为地方社会的主导力量。

（摘编自张涛《秦汉里吏是如何支撑国家政权的》）

民族传统手艺及其价值，正在被人们认识，其独特的技艺和工艺价值，也正在成为地方文化的象征而被人们关注。在许多地方，传统手艺正在成为一种人文资源，被用来建构全球一体化语境中的民族政治和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同时也被激活成当地文化和经济的新的建构方式。这无疑是一种文化的转型，也是一种生态学意义上的保护方法。民族传统手艺生态化保护所要思考的核心问题，是要想办法让其“活”在当下。

留住手艺，就是留住文化记忆。为了留住文化记忆，就要进行本真性传承。在当代语境中，传统手艺并非只是传统农耕文化遗留下来的“古俗”或“遗物”，它容纳了丰富的历史社会信息，表达了一方水土的集体情感和意志，具有情感交流与生活交际的价值。存活于乡土社区的传统手艺，其价值和意义是在乡土语境中生成和实现的。由于全球化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无论是其技艺传承还是生产规模，都不可逆转地在现代社会走向衰落。生态化保护的首要任务不在于其产品，而是要确保其核心技艺不再失传，它涉及技艺本身的传承与记录、传承人的保护和手艺生态语境的恢复三个方面。

留住手艺，只有本真性保护是不够的，赋予传统手艺以生命，让其“活”在当下，尚需很好地开发与利用。衍生性生产就是在充分尊重传统手艺形式、内涵和基本元素的前提下，通过题材的转换、内容的变化、功能的放大或用途的改变，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形式。仅就功能而言，既可从物用形态向精神形态衍生，也可从物用形态向文化形态衍生。如景德镇陶瓷工艺的现代转型衍生出的美术陶瓷，使现代景德镇陶瓷发展出了对审美性、艺术性、文化性的追求。再如，传统的刺绣枕片、石雕木雕等非常实用的产品，已纷纷被移植到显示古老文明和民俗的装饰之中。从生态学角度看，这种衍生性生产不仅保护了传统手艺，而且还通过挖掘产品的文化内涵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增强了传统手艺“自我造血”的能力，赋予了手艺与时俱进的品格。

生态化保护还需让传统手艺创意性发展。文化生态论认为，文化传统只有在发展中才能真正得到有效的保护和传承。传统手艺的传承也需要创意性发展，它不是新与旧的简单更迭，而是传统智慧与当代生活的有机融合，需要更多汲取传统手艺的理念和经验，形成面向生活的应用和表达。传统手艺及其对物的循环再造、对生态自然的依存，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低碳、环保、循环经济的理念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在当代，一批有眼光的设计师走出工作室，走进田间地头，与传统手艺人有效合作，取得了可贵的创意。以此创意生活，不仅可以继承和延续传统，而且彰显了一种具有积极的时代性的生活态度。

（摘编自王祖龙《生态化保护：让民族传统手艺“活”在当下》）

繁盛

李娟

①我常常想，一百多年前，最早决定定居此处的那个农人，一定再无路可走了。他一路向北，在茫茫沙漠中没日没夜地跋涉。后来走上一处高地，突然看到前方视野尽头陷落大地的绿色河谷，顿时倒落在地，痛哭出声。

②他随身带着种子，那是漫长的流浪中唯一不曾放弃的事物。他以羊肠灌水，制成简陋的水平仪勘测地势，垦荒，开渠。在第一个春天的灌溉期，他日夜守在渠边。每当水流不畅，就用铁锨把堵塞在水阀口的鱼群铲开。

③那时，鱼还不知河流已经被打开缺口，更不知何为农田。它们肥大、笨拙，无忧无虑，争先恐后涌入水渠，然后纷纷搁浅在秧苗初生的土地上。秧苗单薄，天地寂静。阳光下，枯萎的鱼尸银光闪闪，像是这片大地上唯一的繁盛。冬天，河面冰封。人们凿开冰窟，将长长的红绳垂放水中。虽然无饵无钩，仍很快有鱼咬着绳子被拖出水面。它们愤怒却迷惑。世界改变了。

④春天，鱼群逆流产卵。鱼苗蓬勃，河流拐弯处的浅水里，如堆满了珠宝，璀璨耀眼。若在此处取水，一桶水里有半桶都是细碎小鱼。人们大量捕捞小鱼，晾干，喂养牲畜。牲畜吃得浑身鱼腥气。冬天，牲畜被宰杀炖熟后，肉汤都是腥的。世界改变了。

⑤鱼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多。耕地不断扩张，沿着唯一的河流两岸上下漫延。才开始它们如吸吮乳汁般吸吮河流，到后来如吸吮鲜血般吸吮河流。再后来，河流被截断，强行引往荒野深处。在那里，新开垦的土地一望无垠。无论在种子播下之后，还是农作物丰收之时，那片土地看上去总是空旷而荒凉。而失去水源的下游湖泊迅速萎缩，短短几年便由淡水湖变成咸水湖。从此，再也没有鱼了。世界改变了。

⑥又过去了很多很多年，我们一家才来到这里。我们面对的又是一片逾万亩的新垦土地。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路也是新的，水渠也是新的，仿佛一切刚刚开始。只有那条河旧了，老了，远在数公里之外。河床开阔，水流窄浅。而鱼又回来了。它们彼此间一条远离一条，深深隐蔽在水底阴影处。

⑦和这块土地上的其他种植户一样，我们也在自己承包的地上种满了向日葵。这块土地也许并不适合种植这种作物，它过于贫瘠。而向日葵油性大，太损耗地力。但是，与其他寥寥几种能存活此处的作物相比，向日葵的收益最大。

⑧记得第一年，我们全家上阵。我们连夜处理种子。我妈和我叔叔两人用铁锨不停翻动种子，使之均匀沾染红色的农药汁液。我在旁边帮忙打着手电筒。手电光芒静止不动，笼罩着黑暗中上下翻飞的红色颗粒，它们隔天就要被深埋大地。这是种子的红色军团，在地底庄严列队，横平竖直。而熬过漫漫长冬的荒野鼠类，在地底深处遇到这些红色种子，它们绕其左右，饥饿而畏惧。后来这饥饿与畏惧渗入红色之中。

⑨此时此刻，我妈和我叔叔的紧张与忧虑也渗入红色之中。同时渗入的还有我的悲哀，我的疲惫。我一动不动举着手电。手电光芒在无边黑暗中撑开一道小小缝隙。荒野中远远近近的流浪之物都向这道光芒靠拢。我手持手电一动也不敢动，仿佛眼下这团光芒，是世间最最脆弱的容器。

⑩第一年，我跟着去到地头，刚播完种子就离开了。那一年非常不顺。主要是缺水。平时种植户之间都客客气气，还能做到互助互利。可一到灌溉时节，一个个争水争得快要操起铁锨拼命。轮到我家用水时常常已经到了半夜。我妈整夜不敢睡觉，不时出门查看，提防水被下游截走。尽管如此，我家承包的两百亩地还是给旱死了几十亩。接下来又病虫害不断。那片葵花地无一幸免。田间地头堆满花花绿绿的农药瓶。

⑪冬天我才回家。我问我妈赔了多少钱。她说：“幸亏咱家穷，种的少也赔的少。最后打下来的那点葵花好歹留够了种子，明年老子接着种!老子就不信，哪能年年都这么倒霉？”

⑫整个冬天，小小的村庄洁白而寂静。我独自出门向北，朝河谷走去。大雪铺满河面，鸦群迎面飞起。我看到一百年前那个人冒雪而来。我渴望如母亲一般安慰他，又渴望如女儿一样扑上去哭泣。

（有删改）

①2017年开春，《朗读者》甫一推出，立即引发了荧屏内外热切的关注，迅速成为叫好又叫座的现象级电视节目。人们从不同视角，对《朗读者》给予了近乎异口同声的赞美，这是中国电视荧屏多年未曾出现过的景观。

②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电视市场化产业化探索的不断深入，在内容生产尤其是娱乐类节目的生产领域，中国电视开启了引进国外电视节目模板的热潮。这种潮流，将中国电视自主原创节目的空间挤压至边缘角落，中国电视行业内进行自主原创的意愿日益弱化。不论是从节目运营还是从行业能力提升以至价值取向等方面来看，大规模引进国外节目模式已然产生了相当严重的负面效应。

③《朗读者》的出现与成功，打破了过去若干年对于引进国外模式的惯性思维与路径依赖，而以本土原创打造出了中国电视的独特品牌出了中国电视节目本土化自主创新的成功道路。《朗读者》因此成为中国电视节目不依赖国外节目模板的引进，而凭借自主创新大获成功的典范案例。《朗读者》以此向我们展示了中国电视节目走本土化自主原创道路令人期待的前景。

④从整体上来说，《朗读者》是一档以文学作品朗读为主导的电视文化类节目。但是《朗读者》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并没有将自己陷于单一的文学朗读，并没有将自己陷于“大雅”的文化之中，而是巧妙地将新闻性的访谈、纪实性的纪录和娱乐性的综艺与文化类节目融为一体，将多种电视节目类型有机融合，从而探索出中国电视类型节目创作生产的新路径。

⑤《朗读者》的成功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经验与启示呢？

⑥从角色担当来看，中国的电视节目应该自觉担当起主流文化与主流价值观传播的历史使命与责任。中国电视人肩负着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与责任，这种使命与责任，不仅是要很好地承担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使命，也不仅是要收获电视产业的良好效益，更要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国家和民族的电视文化。《朗读者》以独特的精英文化视角，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家国情怀融入节目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予以了很好的传达，充分地体现了主流文化的诉求。同时，又将普通百姓的情感和爱等大众文化的内涵与视角，融入其中，实现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等多种文化的有机结合与融合，创造了当代中国难能可责的多种文化有机结合的新经典。

⑦从发展规律来看，中国的电视节目既应顺乎潮流，又不可盲目追逐潮流。作为电视技术与艺术本身的探索，无论是从全球视野还是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来看，都会在某个阶段出现潮流性的景观。在中国电视这些年的发展进程中，尤其是最近十几年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进程中，娱乐节目不断造就着阶段性的景观。尽管满足了百姓的基本娱乐需求，但是过度娱乐化也容易导致低俗化乃至恶俗化的取向与问题。《朗读者》的成功恰恰给了我们一个坚定的信念：不追逐单纯的收视率，不追逐引进洋模式的潮流，同样可以取得叫座又叫好的了不起的成就。

⑧从创新理念来看，中国的电视节目的创新不呈现为一种线性状态——从开始径直走向结束，而是呈现为一种循环状态——在创新的道路上不断有新的内容与形式加入，推陈出新。近年来，电视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的生存环境，特别是新兴媒体迅速发展的态势下，很多关于“电视将死”的呼声甚嚣尘上。《朗读者》坚定不移地进行新的探索，将已经有的多种元素进行新的配置，从而创造出令人惊叹的全新模式，有力地回击了那些宣称电视节目终结、电视将死的声音，让中国的电视节目在困境中看到了柳暗花明的未来。

⑨《朗读者》作为2017年重要的现象级电视节目，以其独特的气质与特质，为中国电视类型节目的探索创新，提供了新的成功经验，体现了其走中国电视本土化道路的文化自觉，为中国电视节目的发展开辟出令人兴奋的新天地、新空间。

（摘编自《民族艺术研究》）

传统社会最讲究“圈子”。费孝通早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就提出中国的乡村“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乡亲的交往,全凭相熟度、关系度，好比投石入水的涟漪效应，一圈圈扩展开,愈远愈疏愈近愈密。

现代社会则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于是应了美国学者弗里德曼的描述: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陌生人也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陌生人保持日常互动,确定彼此的边界,必须依赖一系列契约规则,旗帜是教化的道德,底线是强制的法律。

诚然，看病找相熟的医生,求教知识难点找老同学……控制在适度范围内，则可。泛化开来，奉行“熟人是一宝，关系最重要”的庸俗哲学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则不可。尤可畏者，是好些官员也盘桓在圈圈内,热衷私相授受。

现代社会的管理亟待新型组织纽带，去“圈子”化，树契约化。斯隆领导下的早期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曾久盛不衰,要诀之一即平衡与部下的关系。后人忆述:“要想和他成为真正意义的朋友,那前提就是你先离开通用。”同事中难免有兴趣契合者，但他严格自律,跟所有部属等距离交往,其理由 是:“假如我和某些同事有极深的交情,自然会有好恶之分,就会影响我决策的客观性。”

硬件变，软件也须变。在日益成长的契约社会、法治社会里,作为乡土社会、血缘社会遗迹的“圈子情结”还有什么立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