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一词始于何时何地已难于确证。最早把儒和商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大体源于明清之际。其时，“儒商”一词除了指称那些或因世俗经商之风的诱惑，或因仕途无望以求出路而“下海”经商的人以外，主要是指括那些以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的经营理念和行为风范的商人。这些商人在自己长期的商业实践中，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同商品经济法则互补整合，形成了一种具有东方特色的商业文化精神——儒商精神。“儒商精神”的核心是义利统一，它集中地体现了儒和商相结合的本质和特征，也是贯穿于鞭商业价值观、工作伦理、商业道德、经营理念、管理思想和经商风格等诸多方面的精神中的灵魂。儒商精神的存在和发展有力地驳斥了一些西方学者宣扬的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不可能发展现代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走向现代化的观点，它启示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对传统儒商精神进行“创造性的传承，创新性的发展”。

重构儒商精神，首先必须对传统儒商精神进行一番现代透视，即用现代的眼光对其进行一番辨析、清理和评价。儒商精神无疑是一种具有一定优越性的商人精神，这不仅在于它是属于作为高层次的商人——儒商的精神，更在于它的精神内蕴着某种优越的特质，这主要表现在它的自觉性和辩证性上。所谓自觉性，就是说它并不是在自发地反映商品经济要求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儒商在商品经济过程中自觉地确立起来的，因而它不仅仅是对商品经济的适应，而且包含着对自发的商品经济的超越和规范。我们知道，不论是亚当•斯密所揭示的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还是马克斯•韦伯指出的新教徒企业家出于“天职”伦理对金钱无止尽的追逐，这种商人精神实质上都只不过是对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竞争法则的一种自发反映，其功能也只是去适应市场。而儒商精神却不是这样，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儒商自觉地处理商品交换关系时，把儒家精神与商品经济法则结合起来而形成的。因此，它一开始就具有某种对商品经济的超越性，它力求在适应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时又能正确地去引导商品交换。这在儒商精神的核心“义利统一”原则上得到最充分体现。“利”是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义”则是对商人行为的规范与升华。儒商精神一方面肯定“利”的合理性，一方面又强调“以义取利”，“富而好德”，强调以一种自觉的道德理性来引导和规范对利的求取。儒商精神这种自觉性正是现代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现代市场经济与早期自发的市场经济已有很大的不同，它强调不能只是靠市场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发调节，而必须同时运用法律、政策、伦理等自觉的理性方式来引导和调控。这样才可能使市场运行得到优化，真正实现效用的最优化。

儒商精神的另一优越之处是它的辩证性，即它的一些基本精神较少片面性而能注重不同方面的协调与统一。如儒商精神承认竞争的意义，同时又注重合作与和谐，提倡“和气生财”；承认个人的利益和作用，又提倡群体的价值和利益；强调稳健，又注重趋时而变；注重物质利益，又提倡超然态度等。儒商精神受中国文化的辩证法传统的深刻影响，注重从事物的对立统一和整体联系中去认识和处理商业经营中的问题，因而较少片面性，较少失误。它与现代化大生产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客观要求比较适应，与现代经营所要求的系统策略相一致，无疑是具有现代价值的。

（摘编自唐凯麟《传统儒商精神的现代构建》）

在历史脉络中，“运河”名称的由来与变化，是不同历史节点所勾连的历史进程的反映。汉代有“漕渠”名称出现，至隋唐时期，具有漕运功能的人工河多被称为漕渠，又因该时期“河”字已不再是黄河的专称，所以“漕河”一词也出现了，用来指称漕运河流。宋代“漕河”名称广泛使用，但同时“运河”一词开始出现，《四库全书》所列宋代文献中有94种使用了“运河”的名称。“大运河”的概念也首次在南宋江南运河段出现，这里所说的大运河指的是江南运河。可见，这一时期，运河已然成为一个特有名词，指称某段人工河，但前须加地名指代。值得注意的是，从文献所记录的名称分布来看，“运河”一词多出现在江淮和江南区域，包括龟山运河、扬楚运河、浙西运河等。

元明清时期“运河”开始指称南北贯通的京杭大运河，元代已有“运河二千余里，漕公私物货，为利甚大”的说法，但使用并不广泛。《明史》仍称运河为“漕河”，明代其他专书、地方志等也多用漕河之名，如《漕河图志》《万历兖州府志·漕河》等。事实上，《明史·河渠志》《清史稿·河渠志》中，都列“运河”专篇，指北至北京、南至杭州的运河，但两者又有不同，前者列运河篇，但称“漕河”，后者则直接称运河：“雍正四年官方正式设置北运河的管理机构后，多使用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和江南运河等说法。近世以来，民间则往往将其称为“京杭运河”或“大运河”，2014年运河“申遗”过程中，又将隋唐、浙东两段运河与京杭运河合称为中国“大运河”。

运河名称的变化反映了运道及其背后时势发展变化的趋势，首先，漕运是运河的基本功能，以“漕”为核心的漕河或漕渠的名称无疑都突出了这种功能，同时，“运河”一词也并未脱离漕运的主旨，而是以“运”字突出了“漕”的状态。其次，漕河、运河等名称都经历了从地方专称到南北通途或地方河流专称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而且也是运河附属功能逐渐增加和社会交流日渐频繁的过程。“运河”一词在宋代出现似非偶然，比之隋唐时期，运河在保留漕运功能的同时，贸易交流的职能进一步加强，尤其是南宋时期，浙东运河、浙西运河是其经济命脉，浙东运河还主要承担了对外贸易的功能。

运河名称的起源、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中国社会特殊的运行与发展轨迹。运河的“运”字本意为运输，但在社会体系之中，借助水的流转，“运河”成为漕粮运输、文化传播、市场构建和社会平衡的载体；在文化体系中，运河之运又与传统社会的国祚、文脉紧密相连。在这个意义上，大运河既是一条河，更代表了一种制度、一个知识体系和一种生活方式。运河及其流经的线性区域所孕育的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形塑中国文化的基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