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霞飞路到斯德哥尔摩

——光纤之父高锟的人生路

1933年，高锟出生于上海一户典型的高知家庭。父亲高君湘是留美返沪的大律师，祖父高吹万是清末民初时期南社著名文人，堂叔父高君平为知名天文学家。

高锟的家坐落于霞飞路，这条现更名为淮海路上的民居，如今已成老上海的缩影与家世不凡的标志。到了上小学的年龄，高锟被送进霞飞路上的世界学校。这所由蔡元培、陶玄等创办的西式学堂，时为上海顶级贵族学校。课堂上，高锟们要学英语、法语，放学后，衣着整洁光鲜的孩子们纷纷钻进各家的高级轿车。只有圈内人才能辨认出，这些小家伙中，有孙中山的孙女、杜月笙的小儿子、荣氏家族的后代……

回家后，还有父亲请来的私塾老师在等着高锟，一字一句地教他诵记四书五经。高锟的堂兄、上海文史馆馆员姚昆田回忆，高锟随父母移民后，再回上海叙旧时，还颇有兴致地与他和诗。

1948年高家举家迁往香港，是高锟人生首个转折点。这次迁居，使高锟得以心无旁骛地继续接受优质高等教育，为他今后的非凡成就奠定了基础。在香港圣约瑟书院念书期间，这个打小就喜欢自制灭火筒、烟花、相纸甚至泥炸弹的小男孩，就立志报读电机工程。

从书院毕业后，高锟赴英国留学，1957年，取得伦敦大学电子工程理学学士学位，加盟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高锟不善言辞，甚至有些木讷，在名为《潮平岸阔》的自传中，高锟写道：我在电讯事业冒起之际投身这个行业，社会上对传送大量讯息，甚至活动影像的需求日渐迫切，这可就是推动我向前发展的波浪？

1960年，高锟进入ITT设于英国的欧洲中央研究机构——标准通讯实验室，其时，各研究机构已经开始重视公众对改善通讯设施的强烈需求。高锟的主要职责，正是提高现有通讯设备的功能，重点研究和发展一套利用毫米波长的微波传送通讯系统。

现在看来，当时年仅27岁的高锟的确生逢其时地站在了全球通讯科技的制高点。

1966年7月，33岁的高锟登上了人生的第一座高峰，其论文《光频率介质纤维表面波导》发表于英国电机工程师学会学报，这个日子后来被定为光纤通讯诞生日。后来，高锟也开始转战美国罗安那克（Roanoke），开展新的研究。

1983年，ITT高层的一个电话成为高锟的第三个转折点，他被公司任命为首席科学行政总裁。时任副总裁弗拉申博士对高锟的要求是，“做任何你认为对ITT有重要意义的事”。那年，ITT还给这位履新首席科学家制作了一张公关宣传海报，海报的背景是一片树林，高锟坐靠在一棵树下悠闲地看书，海报下方有一行字，“我们给他资金和时间，让他缔造更好的未来”。

如今，ITT一定在为自己当年为未来支付的巨额资金感到物超所值，高投入高回报、高风险高利润，这一规律在顶尖科技界中同样适用。迄今为止，ITT所属的标准通讯实验室的竞争对手贝尔实验室，已经走出13名诺奖得主。

变得“很有很有钱”的高锟没让自己变得很时髦，他只是喜欢到郊区、湖边等幽静处买块地，和夫人亲自设计房子，再找工人盖，他喜欢自己动手做木工，房子前坑坑洼洼的木搭露台，就是他刨的。如今，在他们的硅谷家中，还摆着一张做木工活的桌子。

这位不必承诺任何具体目标的首席科学行政总裁，彼时却比任何时候都忙碌。黄美芸回忆，“有时给他秘书打电话，让他下班路上从超市带点东西回家，秘书回答，‘高太太，您不知道高博士今早去了纽约吗？’”

1987年，高锟出任香港中文大学第三任校长，持英、美双重国籍的他每年有一段回家的长假，这些“探亲”时间，高锟充分用于与贝尔实验室合作交流，此外就是到全球各国领奖。

老两口在硅谷家中仍然留着一些奖章，可都摆在让人倒吸一口气的位置上。1996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命名为“高锟星”的纪念证书，贴在车库墙上，证书正下方，是供人换鞋进出的小凳子；书柜上一只满满盛着贝壳的水晶碗，是高锟获得的第一个奖，1976年美国莫里奖，这已升了级，以前可是用来盛火柴盒的。“那怎么办？我们没地方放了呀。”黄美芸笑说。“我不认为拿到诺贝尔奖才标志着高锟达到了事业顶峰。”1997年，上海交通大学前应用物理系主任陈益新教授收到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的邮件，邀请他推荐1998年物理学奖候选人，空格有三个，陈只填了高锟的名字，“他发明的光纤，是一项世界性、革命性的贡献”，“诺奖评委会每年都会邀请全球各领域的专家推荐候选人，这本身就有很大的偶然性，高博士今年才获奖，太迟了”。

近日，在香港，高锟4年前出的自传存货在几日内被抢购一空。不过，无论是新晋诺奖得主，还是一夜成名的畅销书作者，这两个新身份对现在的高锟来说全都没有意义了。从老人健康中心回到家，高锟顺从地听着太太的指挥，换鞋、喝牛奶、吃蛋糕、加多件马夹。他的眼睛总不愿离开黄美芸，他喜欢冲着她笑，她是他自传中第一章“邂逅”的主人公，也是他眼下惟一叫得出名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