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物流是链接供应端和消费者之间的重要纽带，物流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生活和消费方式。有数据显示，我国的快递业务量已经连续四年位居世界第一。随着快递业的高速增长，末端派送成本也不断增加，尤其是物流末端消化能力的不足，等待时间长、派送时间冲突等，严重制约着整个物流行业效率的提升。快速、智慧、高效、互联已经成为物流发展的主要目标，智能快递柜的出现，开启了终端物流降本增效的道路，为消费者和快递员都减少了不必要的时间浪费。

（摘编自《2018年Q1智能快递柜市场分析报告》，“搜狐财经”2018年5月28日）

材料二：

智能快递柜作为解决快递包裹“最后一公里”难题的有效方式，通过为用户提供智能化的寄件、取件服务，缓解快递末端行业的人力成本压力，并凭借着隐私保护方面的优势逐渐被用户接受和习惯。然而，由于智能快递柜的建设成本和维护成本较高，仅凭单一的快递服务功能较难盈利，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科技的推动下，为深入挖掘末端配送服务潜藏的商业价值，必须通过拓展其他辅助功能和增值服务探寻新的利润增长点，以此提高末端收益。

智能快递柜的运营主体包括各大快递公司网点、物业（高校、写字楼、社区、园区工厂、医院等场景）、快递第三方平台等。运营主体不同，智能快递柜的盈利模式也不同，而不同的智能快递柜盈利模式则对应着三种确定的盈利点。智能快递柜的盈利点包括基本功能、辅助功能和增值功能带来的快递收益、广告收益和增值收益。智能快递柜的快递收益于寄件、收件、逾期取件产生的费用利用智能快递柜柜体广告、显示屏广告、微信端的广告位投放创造广告收入通过智能快递柜的使用，将线下用户引流至线上，为线上用户提供外卖、鲜花、洗衣、在线商城等便利的本地生活综合服务，从而挖掘流量的盈利点。

不同的运营主体针对自身发展目标拓展智能快递柜的盈利点，从而决定了智能快递柜的盈利模式。

（摘编自《从智能快递柜的市场布局洞悉其盈利模式》，“亿欧”2019年5月23日）

材料三：

快递配送“最后100米”痛点问题，可以说由来已久。《快递暂行条例》明确，快递应由收件人或代收人当面验收，即使要放快递柜、代收点也应该事先告知客户并取得许可。从去年5月1日该条例实施以来的现实看，效果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好，所以找准病根治病才是关键。

政策宣传学习不深入。此前媒体报道，有快递员直言“以前一直都这样，不清楚（现在）这个规定”。宣传不力责任不仅在执法部门，也包括快递企业经营者等多方面。连政策都不清楚，不执行、弱执行在所难免。

法规落地监督不到位。这既包括快递企业对快递员缺乏及时监督，也包括执法部门对落实不力的快递企业监督处罚不到位。光有法规是不够的，只有新规制定，却没有严肃的执法查处代价，落地不力也就并不令人意外。

配套措施不充足。一些新规的落实，也意味着成本的上升，有些快递企业显然并没有做好充足准备。比如在快件是否放快递柜的问题上，如果全部事先征求客户意见，会明显增加快递员的话费支出，以及降低派送效率，快递企业却没有及时予以足额补贴和工资发放方式调整等。

经营模式有掣肘。新规难执行，跟不同快递行业发展模式有关。新规里的投放要求，对于直营的快递公司来说，执行起来问题不大，但对于一些加盟的快递网点来说，则可能遇到更多阻力。加盟点为了自己的短期利益，对总公司的要求阳奉阴违并不鲜见。

（摘编自余明辉《破快递“最后100米”痛点亟待“综合处方”》，“中国青年网”2019年5月17日）

目前关于数宇经济最权威的定义是620杭州峰会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该倡议提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ICT）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数字经济： 中国创新增长新动能》一书认为，数字经济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数据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 数字基础设施成为新的基础设施； 数字素养成为对劳动者和消费者的新要求； 供给和需求的界限日益模糊； 人类社会、网络世界和物理世界日益融合。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近年来之所以突飞猛进，至2016年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数字经济体，主要是因为国家“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了数字技术与传统经济的创新融合。马化腾指出，对于数字经济与传统制造业的融合，国家应当有更加系统的规划，从顶层设计开始改变，由需求引发供给，通过云、大数据、柔性制造，让生产资料得到效率最佳的配置，真正让数据提升效率、爆发力量。

（摘编自牛禄清《数字经济革命》）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会催生出许多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继而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腾讯研究院《中国“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2017）报告》显示，中国数字经济在2016年大致带来280万新增就业，占2016年全年新增就业人口的21%。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迈向2035：4亿数字经济就业的未来》报告中，用下图显示对2015-2035年中国数宇经济的规模、渗透率以及就业容量做出的测算和预计：

（摘编自纪雯雯《数字经济与未来的工作》）

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6年世界发展报告： 数字红利》预测，中国目前55%-77%的就业岗位容易在未来因技能含量低而被取代，印度的比例为43%一69%，经合组织国家为57%。可见，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技术性失业或结构性失业将一直持续。数字经济对就业的现实挑战还表现在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各阶层之间的数宇鸿沟（数宇基础设施、软硬件环境、数字素养层面的差异） 有扩大化趋势。另外，原有的国民经济和就业统计体系、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产业就业政策以及经济社会保障体制已经难以造应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

（摘编自牛禄清《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

材料一：

科学素质一般指一个公民应该具备的科学方面的素质，主要包括了解必要的科技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

世界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公民科学素质建设。20世纪90年代，我国公民科学素质低严重影响和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为此，2006年国务院颁布《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以下简称《科学素质纲要》）。

《科学素质纲要》颁布以来，相关部门开展了大量的科技教育、传播与普及工作，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如对中小学阶段科学课程课标进行修订，开展科学教师培训，开发科学课程，科技馆、流动科技馆、科普大篷车等快速发展，科普图书、科普报刊、科普影视、科普网站等不断出新，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科普日、科技周等活动持续开展。10年来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显著提高。上述工作有力推动了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显著提升。据2015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6. 20/0，比2005年的1.6%提高近三倍。

科学素质是决定公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实现美好生活的前提，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关键，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任重而道远，需要加大推进力度。目前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还不能有效支撑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研究表明，2015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30多个发达国家，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最低都在10%以上。

到2020年，我国要建成现代公民科学素质服务体系，并实现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超过10%的目标。

（摘编自《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年）》）

材料二：

自2006年《科学素质纲要》颁布实施以来，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总体水平大幅提升，年平均增长由2005-2010年的0.33百分点发展到2010-2015年的0.59百分点，再提升到2015-2018年的0.76百分点，逐步缩小了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

我国将青少年、农民、城镇劳动者和领导干部与公务员作为公民科学素质提升的重点人群。领导干部与公务员的科学素质水平由2007年10. 38%增长到2018年的20. 840/0，在重点人群中住居首位，保持了领先并快速增长的势头；城镇劳动者科学素质水平由2007年2. 97%增长到2018年的10. 14%；农民科学素质水平由2007年0. 97%增长到2018年的2.62%。

（摘编自《2018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报告》）

材料三：

受教育程度是公民科学素质水平的决定性因素，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是具备科学素质公民产生的基础，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具备科学素质公民的比例明显提升。2018年与2015年相比，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有所下降，在历次调查中首次出现文化程度较高人群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下降的状况。这一方面反映出随着接受高等教育人口基数的不断增加，如何保护具备科学素质的人数也能同比例增加的问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表明高文化程度人群的科学素养已进入高位增长和缓慢提升阶段。

材料一：

文化全球化不是全球性民族文化的趋同，没有一种现世文化是不经过交流而独自发展的。当两种不同的文化相遇时，必然会产生文化的冲突—反应—融合的过程，两种文化之间总是进行着既对立又统一的斗争，这就是“文化的双向选择”。全球化与本土化存在着对立统一的矛盾，全球化不可全然取代本土化，而本土化也不可能带来多元的发展，因为各民族文化都有自己的特征，若想掩盖这种特征，就只能导致世界文化的衰退。文化全球化倡导文化多样性、多元化，即承认和尊重差别，其目的是为了保持文化的民族性，保证文化的多元发展和各民族文化的互动交流。

（摘编自丁志刚《论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发展的两难困境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材料二：

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给中国的发展带来过辉煌，但也造成了中外文化交流上的障碍，“它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个不小的文化包袱。”

中国文化以群体依存为主，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重血缘亲情，重伦理规范。这种特点的优势是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社会的稳定、和谐，民族的团结。相比较西方社会的“文化沙漠”更利于文化的发展。

中国文化重内向自省，重个人的自我超越，强调“天人合一”“厚德载物”等，突出了人对精神世界以外的物质世界的包容。重视内在精神的完善；同时对科学思维的忽视，对理性精神的淡漠使得科学、逻辑实证思维的落伍，阻碍了科学的进步、社会的发展。

相对于西方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强调文化是人为和为人的性质，人成了主体，自然成了主体支配的客体，夸大了人的作用”，中国文化重历史、重传统的特征，更能使人在历史的回顾中认识优点和不足。这也是中国文化得以稳定发展、流传的重要原因。强调历史和传统，也会造成一个负面结果，就是厚古薄今的倾向，这不利于现代化进程。

坚持在不损害中国文化精神本质的前提下，我国应该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化，扩大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展现中国文化的民族特征，发挥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优势，积极与西方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

（摘编自田彩萍《浅析文化全球化与中囯文化应对策略》）

材料三：

2017年全球文化产品输出总额（单位：亿美元）

（2017《中国统计年鉴》）

材料四：

西方人鼓吹“文化全球化”，实质是向全世界兜售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一个人如果认同西方文化，就会更加乐于消费其商品、接受其制度规则。这有利于西方国家按照自己的方式塑造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正因如此，所谓“文化全球化”极具欺骗性，危害甚大。借助国际经济、科技、教育、影视、传媒、艺术等交流互动，西方国家不仅向发展中国家倾销物质商品，而且强力输出新闻报道、影视作品和图书读物等文化产品，悄然进行文化殖民。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人尤其是青年人，潜移默化地认同进而接受西方文化，甚至把西方文化奉为更先进、更高级的文化样式，竭力学习模仿以求趋同，最终拋弃自己的文化传统。

当前，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走上发展快车道，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不同区城逐渐形成，经济全球化发展呈现新态势。进入新时代，我们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廓清“文化全球化”的迷雾，在保持自身文化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同时，积极与世界不同民族和国家开展文化交流对话，在多元文化和谐共生中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不断丰富发展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有效抵制西方文化渗透和扩张，推动经济仝球化健康发展，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

（摘编自刘焕明《“文化全球化”是一个伪命题》）

材料一

2004年中国就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垃圾生产国。目前全国生活垃圾年产量为4亿吨左右，并以大约每年8%的速度递增。

垃圾在不分类的情况下，往往只有两种处理方式，填埋和焚烧。然而，填埋浪费土地资源，产生有害渗滤液，存在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的隐患；焚烧会产生有害的灰渣和气体。那些未经安全处理的垃圾，兜兜转转，甚至可能回到我们的身体内。美国CNN做过一个调查，追踪8名志愿者的一周饮食，在他们体内发现了几乎所有的塑料类型。当我们还在为站在食物链最顶端而沾沾自喜的时候，殊不知，链条的底端早已一片疮痍。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所以，垃圾分类，不仅是分类，更是在自救。有分类，才可能更好地无害化处理。

最近，网络上嘲笑上海强推垃圾分类的段子铺天盖地，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垃圾分类的最大影响就是自己的生活变得不那么便捷了。其实早在2000年，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就被确定为全国首批8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但19年过去了，收效甚微。看来，垃圾分类绝非只是“政府重视，资金到位”就能快速达成的。

（摘编自新浪微博2019年8月21日《垃圾分类，刻不容缓》）

材料二

1962年，林恩(Lynn W.R.)提出废弃物综合管理理念,其中垃圾管理的“金字塔”优先度层级已被全世界广泛接受。2017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简易处理比例为2.3%，卫生填埋处理比例为55.9%，焚烧处理比例为39.3%，生物处理比例为2.5%。

（摘编自《垃圾处理与利用的“金字塔”层级》，《科学世界》2019年第9期）

材料三

垃圾生命周期管理的策略依次为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尤以减量化为优先。减量化要求从产品的设计、生产过程中就要考虑产品废弃后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例如通过减少材料用量、降低重量和缩小体积等一系列手段减少产品废弃后的生活垃圾产量。在产品的消费过程中推进可持续消费模式，通过缩减不必要的消费、减少不必要的包装以及尽可能重复利用产品等策略，减少消费过程产生的生活垃圾。生活垃圾处理要坚持大力推进资源化，尽可能回收资源和能量，例如从电子废弃物中提炼金、银、铜等金属资源，废弃塑料进行再生和建材化处置，有机垃圾进行堆肥和厌氧发酵等生物处理回收有机肥和生物燃气，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等。对于最终无法资源化的生活垃圾要进行安全的填埋处置，实现生活垃圾的无害化。

（摘编自杨建新《生活垃圾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科学世界》2019年第9期）

材料四

垃圾随意抛掷意味着社会文明还没起步；能够集中堆放，可认定社会文明的开始；如果进行分类处理，就算融入现代文明；只有精细化管理，该国家和地区方能进入先进社会行列。

德国是世界上垃圾分类回收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其垃圾循环利用率达65%左右。其城市垃圾分类实施开始于1904年，至今累计出台与垃圾管理相关的法律800余项、行政管理条例近5000条。从前端收集到末端处理，德国实现了全覆盖和全方位垃圾管理。配有专门的环境警察，每天展开专项巡逻，每周抽查各居民区的垃圾分类情况。

日本人认为“资源使用不当是垃圾，垃圾利用恰当是资源”，所以日本的垃圾分类环保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小学四五年级还专门开设了垃圾分类的课程。日本每户家庭的墙上都贴有两张时刻表——《电车时刻表》和《垃圾回收时间表》；每个社区都有垃圾分类的咨询电话；政府编有详细的《垃圾分类手册》。如果乱丢垃圾，很可能被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最高罚款可达1000万日元。

（摘编自汪中求《垃圾分类背后的真相》，《企业管理杂志》201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