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祖光：旷世才情   不平则鸣

吴祖光，当代中国影响最大、最著名、最具传奇色彩的文化老人之一。戏剧导演牟森曾这样评价：“吴祖光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作家，极具名士风范。”

吴祖光的祖籍是江苏省武进县。父亲吴瀛是位饱学之士，以诗、文、书、画闻名，又是一位文物鉴赏家。母亲也识文断字，经常念诗给他听。家庭的文化氛围给少年吴祖光以一定的熏陶和影响。他酷爱戏曲，常泡在戏园里看戏，接触了大量戏曲。

中学毕业后入中法大学文学系，在抗战爆发的一九三七年，二十岁的吴祖光完成了他的话剧处女作《凤凰城》。该剧是根据东北抗日义勇军苗可秀烈士的事迹写成的。剧中歌颂了苗可秀领导“中国少年铁血军”在白山黑水之间与日寇展开的艰苦顽强的斗争。该剧成为全国戏剧界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 

这部剧作，曾得到当时戏剧大师曹禺的大加称赞。曹禺称他“一出手就是战士”。但对这部剧作，晚年的吴祖光在《“投机取巧”的〈凤凰城〉——我从事剧本写作的开始》一文中介绍说：“这个剧本写得太幼稚，今天一看会让我感到脸红耳赤。譬如剧中苗可秀别家出征总带着义仆张生，完全是旧戏里公子与随身的书僮那样的主仆关系。” 

随后几年间，他笔耕不辍，陆续创作了《正气歌》、《林冲夜奔》、《牛郎织女》、《少年游》和《风雪夜归人》等声震文坛的剧作。其中完成于1942年的《风雪夜归人》是吴祖光的代表作。这部剧作集中体现了吴祖光以戏曲思维创作话剧的另一种思路,他将中西戏剧“写实”与“写意”艺术手法相融合,尝试不同题材和富有异趣的创作风格,对民族戏剧的现代化和现代话剧的民族化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除了艺术上久负盛名，吴祖光还被称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作为剧作家，吴祖光连续撰文抨击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审查制度，称之为“奴隶的审查制度”。他抨击国民党删除曹禺之作《蜕变》中 “打游击”的情节；他嘲讽蒋介石因自己是秃头而将张天翼的童话《秃秃大王》改成《猴儿大王》；他愤怒自己创作的《正气歌》被国民党删去关于朝廷昏庸的所有内容。

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吴祖光有自己的判断和立场。1945年，他冒着生命危险率先发表了毛主席词《沁园春•雪》。毛主席诗词的突然发表，极大地改变了共产党的政治形象与文化形象。为此他遭到国民党通缉追杀。 

历史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拐点，作为社会中的个体，难免也会深随其中而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1957年吴祖光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北大荒劳动。对于这种不期而来的遭遇，他以诗明志。诗云：眼高于顶命如纸，生正逢时以至此；行船偏遇打头风，不到黄河心不死。“生正逢时”，正是他一生最喜欢的词语。 

唐代王维在《酬张少府》云：“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   但吴祖光即便到了晚年也绝非万事不关心的人。1991年12月23日，两位女顾客在北京国贸中心购物，遭到服务员无端怀疑，并受到解衣、开包检查的侮辱。关于此事，吴祖光写了题为《高档次的事业需要高素质的职工》一文，发表在《中华工商时报》上。这就是吴祖光,虽然和他没有关系，但是他也要说出来。 

未被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吴祖光作为一代大师，风雨动荡，而良知不失。如今斯人已逝，但精义长存。

（选自《大公报》有删改）

（摘自百度）

刘节：史家风骨士子魂

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山大学历史系，以名流云集著称，陈寅恪地位最尊，自不待言。陈又与岑仲勉并称“二老”，加上刘节、梁方仲，则号称“四大教授”，刘节一度担任历史系主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在当时堪称岭南史学界的一大“重镇”。

1926年，刘节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专攻中国哲学史。清华国学研究院同学王力对刘节的印象和评价：“君待人无贵贱，一接以礼。视友事若己事，蔼然似长者。”

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刘节与陈寅恪的师生情谊广为人知。研究院毕业后，刘节大部分时间在国立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工作，与陈寅恪同在北平，经常当面聆听老师教诲。陈寅恪致函刘节称“子植兄”，但刘节对陈寅恪行弟子礼却一点也不含糊。据中山大学历史系老师回忆，逢年过节，刘节去拜望陈寅恪时，必对老师行下跪叩头大礼，一丝不苟，旁若无人。刘节还曾对学生说：“你们想学到知识，就应当建立师生的信仰。”但这句话在当时被当作罪证受到学生猛烈批判。1952年到1969年，在送恩师陈寅恪最后一程的陈门弟子中，长期陪伴老师左右的，唯独刘节一人。他是在任何压力下都绝不批陈的学生，义无反顾地与恩师同甘共苦，其自身所受苦难之深重已达无以复加之地，却还经常主动把老师要受的苦难都揽到自己头上。1967年底，红卫兵要抬陈寅恪教授去大礼堂批斗，陈夫人出面阻止，被造反派狠狠推倒在地。刘节挺身而出，代替老师去挨斗。批斗会上，“小将”们对刘节轮番辱骂、殴打，之后又问他有何感想，刘节昂起头回答：“我能代替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

抗日烽火绵延，家国罹难，导致学人不能安于讲席，经受乱离流浪之苦，刘节可谓体验得真切。从《刘节日记》中可以看出，尽管背井离乡，生活条件恶劣，要靠中英庚款的研究经费资助才得以勉强度日，他却安贫乐道，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以冶学和研究为乐。

在治学上他主张求真、自信。他说，“考据学是求真之学”，“历史学家要有很强的自信力，一个历史学家要坚定不移，不要为一时的风浪而动摇不定”。

在“文革”期间，刘节先后遭受60多场批判，受到戴高帽、剃光头、被抄家、遭殴打、罚劳改等等非人待遇，在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刘节仍写下这样掷地有声的话：“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决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表示“假定有一种势力要打破我的信仰，使我不能安静为学，我当然要抵抗……设若有一种势力要阻碍我的志向，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当然要拿出毅力来”。

面对这类政治运动，现存的《刘节日记》没有留下这一时期的直接记录，但读书的人自能感受到他是以平常心、宽恕心处之的。这有一个旁证，据其学生姜伯勤后来回忆，作为“白专”学生的典型，他也参与批判了刘节唯心主义史学，但1959年本科毕业时，刘节却向学校的党委领导表示：“你们要把姜某留下来，这个人能成器。”这既可见刘节的眼光，也可见其胸襟。

刘节对子女的教育一贯民主、宽容，据刘节的儿子刘显曾回忆，“我感觉他对我们兄弟俩是慈爱而不溺爱，严格而不严厉”。在他看来，虽然父亲可以说“孔子的门徒”，但回想起来，父亲对儿子、妻子都是很平等、民主的。“他从来不说重话，可以说对儿子亦子亦友、对我母亲亦妻亦友”。刘显曾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也同样是因为父亲鼓励他发展自己的兴趣。曾在刘显20岁生日时，父亲对其说“感情要专一”。当时刘显曾正在上高中，当天他亲自来学校要儿子回家过生日，“在他看来这是我的成年礼了，所以要告诉我这个重要原则。”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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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节，近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著述颇丰。在研究先秦古史、先秦诸子思想、史学史有卓著成就，为了不被古代多种传说所迷惑，他通过古代文字的钻研去发现古史的真实材料。他多年开设史料学和史学史课程，著有《中国史学史稿》，这本书对于历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样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翔实的论述，见解独到，尤其重视历史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称誉本书为“必传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