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实体书店的“危机论”一直没有消停。随着京东、当当等网上购书平台的日臻完善。实体书店一直备受冲击。而近七八年来，人们的阅读习惯从纸质阅读转向数字阅读，也让实体书店的生存土壤进一步遭受蚕食。

“为什么要去书店？”就职于深圳一家本土高校的苏先生坦诚地告诉记者，自己已经有五六年的光景没有去过书店了：“我现在一年的购书数量不下50本，但全部是通过网络书店下单。首先这是一个成本的问题，时间成本省了，自己喜欢的书到网上订购，第二天快递马上就可以送到家，资金成本也省了，网络书店的折扣是实体书店很难比拟的；其次是现代都市生活习惯的问题，去一次实体书店，你要花很多时间在车上，在路上，一些书店的停车设施不完善。你还得头疼停车的问题，克服了这些困难之后，在实体书店找不到你想要的书籍，整个人的心情也会不好了，而即使找到很多你很喜欢的书籍，你还得辛苦地把这一堆书都搬回家。”

（摘编自《实体书店日渐式微  传统阅读如何突围》）

材料二：

在南开大学文学院传播学系副教校梁小建看来，实体书店的转型发展受到零售商业模式创新、出版管理政策导向、阅读活动走向等多种因素影响，转转型和复苏可谓刚刚开始，要实现“华丽转身”，还应该有更多的考量。梁小建指出，除了书店自身系统性的创新外，更为系统化和细化的外部支持也必不可少，相关管理部门可以在图书弹性定价机制、阅读推广促进机制等方面予以支持和扶持。

今年3月1日，国务院发布《“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明确提出“扶持实体书店发展，加快推进实体书房或各类图书代销代购网点覆盖全国所有乡镇”。

（摘编自《实体书店创新成长的途径》）

材料三：

注：2015年9月，《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在人人网、微信朋友圈等网络平台以及线下的实体书店启动“2015实体书店读者需求调查”，从读者的进书店频率、进书店原因、进书店行为、心目中的书店等多方面，全面了解互联网时代下读者择店、进店的情况。

材料四：

有人评价，吴清友最重要的遗产是激活了书店文化。的确，他的诚品书店最大的创举，是充分挖掘出了书籍的商品属性，并且给其叠加了丰富的文化休闲属性。将书作为核心产品，铺排开文创售卖甚至百货经营，再配上温馨典雅的室内装修，辅之以韵律得当的背景音乐和缱绻的咖啡消费等，甚至实行24小时营业，书店可以不买书，可以在此下午茶、在此谈公务、在此消磨碎片时间。集中体现城市公共文化的地标，称得上开风气之先。

文化O2O的观念，指的即是将书店打造为一个提供文化体验、互动交流的空间和平台。文化消费是不同于其他物质需求的一种更为多元的消费需求，单纯的买卖关系不是维系用户的长久之计，对于文化氛图及体验的打造才是真正抢夺市场的关键。实体书店更多的空间是用于休闲、学习、书籍周边产品展示等多元化文化体验的开发。

（摘编自《数字阅读繁荣时代  实体书店能否靠文化逆袭》）

生活是怎样的，文艺也就是怎样的。问题在于，文艺毕竟不能照搬生活，这里有文艺家的主体性以及价值立场和审美态度问题，他的价值选择和审美判断问题，还有他的艺术良心和责任感问题。艺术家要用自己的眼光去发现和选择反映对象，在创作中要表现自己的情感评价和审美理想，即便是反映生活中那些庸俗、低俗、丑陋现象，也不能没有审美批判和价值导向，以往的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已经给了我们足够多的启示。然而有些人故意回避这些问题，要么不承认低俗，要么将这种低俗归为社会问题而不是自己的责任。将文艺审美简化为娱乐，再偷换为游戏，沦为搞笑。这样一来，文艺审美应有的人文精神内涵就被悄然抽空了，变成了专给人提供即时快感的玩乐。为了逗你玩、逗你乐，将娱乐变成“愚乐”和“傻乐”，如此“审美”，文艺岂能不滑向庸俗和低俗的泥潭！

文艺大众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文艺的发展方向，它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问题是，“通俗化”很容易变成庸俗化、低俗化。正如鲁迅在《文艺的大众化》一文中所说：“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满足群众需要，并不意味着就要“俯就、迎合、媚悦”。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既需要满足也需要引导。健康的文艺有助于培养人的健康情趣，而低俗的文艺必然诱发人的低级趣味。真正的文艺大众化，大众本来应拥有主体性和自主性，是能够主动参与的，然而在当下的文化市场里，大众并没有获得这样的自主权，他们只是被动的消费者。

文艺观念上的种种误区,无疑会影响文艺实践,导致文艺低俗化现象滋生蔓延.因此,对这些容易让人陷入迷误的文艺观念加以反思和剖析,让人们自觉跳出这种文艺观念误区,对于扭转文艺低俗化之风十分必要。

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当今社会文化发展趋势，这意味着要更多面向消费市场和大众需求，更多考虑生产成本和经济效益，这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文化产业化是否意味着不需要承担社会责任和不顾社会效益？按某些人的逻辑，似乎“文化事业”才有承担社会责任和考虑社会效益的义务，而“文化产业”则只需追求经济效益，所谓社会责任和社会效益可以完全撇开。这也许正是当今一些文艺不断走向低俗化的重要原因。精神文化市场不能一刀切地全盘“消费主导”，它既要考虑大众的消费需求，也要考虑文艺产品的健康有益，力求以此引导和培育健康有益的文艺消费。马克思说过：“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消费主体及其趣味是可以而且能够由产品来培育和创造的，既然如此，文艺生产就不能以“产业化”为理由推卸责任，更不能以此作为低俗化的借口，这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不能含糊的。（选自2010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有删节）

鲍勃·迪伦：迷人之谜

柏琳

鲍勃·迪伦是谁？

1985年，电影导演斯科特·科恩采访鲍勃·迪伦时这样描述他：桂冠诗人，身穿摩托夹克的先知，神秘的游民，衣衫褴褛的拿破仑，一个犹太人，一个基督徒，无数的矛盾集合体。完全不为人所知，像一块滚石。他曾经被分析、定级、分类，钉在十字架上，定义、剖析、调查、检验、拒绝；但是从来没有被弄明白过。

1941年5月24日，迪伦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原名罗伯特·艾伦·齐默曼。少年时他便显示出音乐天赋，10岁自学了吉他、钢琴、口琴等乐器。高中时，他就加入了一个小型摇滚乐队。

1959年，他进入明尼苏达大学。同年，他读到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也读到另一本“垮掉的一代”的著作《裸体午餐》。他说：“我完全爱上垮掉的一代、波希米亚、咆哮那群人、凯鲁亚克、金斯堡、柯索、费林格提……他们对我的影响就如同猫王对我的影响一样。”也许是受到某种感召，这个少年在刚满20岁时从大学辍学，孤身一人来到纽约，即将开始一段美国民谣的传奇。去纽约之前，他给自己起了“迪伦”的艺名。

1962年，他发行处女专辑《鲍勃·迪伦》。1963年，他第二张专辑中的《答案在风中飘》成为20世纪中下叶美国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圣歌”。

1964年，《时代变了》发行，被认为是迪伦的“抗议专辑”。他的朋友艾伦·金斯堡在听到那首《暴雨将至》时号啕大哭，“薪火传承到了新的一代，从早期的波西米亚和垮掉的一代，到寻找光明和自我激励的这批年轻人。这些诗词简直就像《圣经》箴言一样，撼动人心。”《答案在风中飘》和《暴雨将至》等作品，使他迅速成为民权运动的音乐代言人。这些表达对核武器军备赛的担忧，以及有关贫困、种族歧视、监狱、沙文主义、战争、反思原教旨主义等内容的歌曲，迪伦只花了20个月就全部写完了。

此后，他对于加之于身的各种标签都感到厌倦，刻意要与60年代轰轰烈烈的反叛文化运动保持距离，他说：“我不想再为任何人写歌，不想成为什么代言人，我只想从我的内在出发来创作音乐。”1964年另一张专辑《鲍勃·迪伦的另一面》中，已经不见抗议歌曲的影子。

“我不是任何一代人的宴会司仪”，当人们期待迪伦能成为民权运动的旗帜时，他这样回答。他走了另一个极端——1965年的新港音乐节上，鲍勃·迪伦给民谣音乐插上了电。1965年美国迎来了抗议运动的高潮，迪伦却带上一把电吉他，给一个彷徨的时代诊断了病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孑然一身，你无家可归，你默默无闻，像一颗滚石。”这首收录在专辑《重返61号公路》里的摇滚乐，叫做《像一块滚石》，几十年后被《滚石》杂志评为500年来最佳歌曲的第一名。当时，迪伦不仅在政治上被视为脱逃的懦夫，也被视为民谣的叛徒。但对迪伦来说，这首歌不仅意味着他找到了文学和音乐间的通道，更意味着一场挣脱——从一个“抗议歌手”的躯壳逃往自己灵魂深处。此时，他的兴趣转移到了诗歌和小说上，因为这不受歌词长度限制。他呆在纽约的公寓里，埋首大堆书籍，陷入了疯狂的诗歌阅读中，读兰波也读布莱希特，喜欢艾略特，还曾为爱伦·坡的《钟》谱上吉他曲。“我就这样训练自己的思维，丢掉不好的习惯，并学着让自己沉静下来。我读了整本的拜伦的《唐璜》，从开始到结束都集中精神，同时还有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

70年代末，当嬉皮士文化与政治风潮过去后，人们更关注他的诗歌天赋。

1996年鲍勃·迪伦正式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垮掉的一代”中最杰出的作家艾伦·金斯堡在推荐信中写道：“他的作品帮我们恢复了音乐与诗歌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

迪伦的文学传统是深厚的。2000年，曾被誉为“每个诗人梦寐以求的评论家”的克里斯朵夫·瑞克斯曾在迪伦演出后台问他最近读什么书，迪伦脱口而出：莎士比亚。瑞克斯后来撰写了《迪伦对原罪的先见之明》，将迪伦称为“当代美国最好的用词专家”。

80年代至今，迪伦逐渐减少了发行唱片的数量，他全身心爱上了巡回演出，重新回到了行吟歌手的传统。怀旧者鲍勃·迪伦，用巡演的方式，做回了一个吟游诗人。事实上，这才是伟大文学的源头所在——无论是西方的《荷马史诗》还是东方的《诗经》，文学最初是用来歌唱的。

歌唱者本就是诗人，而诗人鲍勃·迪伦的灵魂，也是文学的灵魂。

（选自2016年10月15日《新京报·书评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在诺奖历史上，曾数次把奖项授予“非文学”人士，最出名的当属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950年）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1953年），而2015年的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严格意义上也是一个记者，并非作家。但是，把文学奖颁给一个歌手，却是头一次。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予鲍勃·迪伦的颁奖辞是：“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形式。”

②鲍勃·迪伦的传记作者戴维·道尔顿称他为“最多变的灵魂”，但迪伦认为：“我确实从来都只是我自己：一个民谣音乐家，用噙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灰色的烟雾，写一些在朦胧光亮中漂浮的歌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