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学历史的，不懂美术，但我喜欢吴冠中先生的画。我们同来自“诗画的故乡”宜兴，吴老画中的山、水、树、田、燕子、人家，不管是丰满毕露的，还是 柔情似水的，我都熟悉。我觉得吴老的画有中国文化的神韵、意境，却又与中国传统画不同，不是一律的灰，雾霭沉沉，而是充满了生命力，充满了情谊。那舞动的 春之线条、燕之灵动，那河网纵横的江南水乡、白墙灰瓦的江南民居，我也说不出为什么，就是觉得很美，喜欢看，看了很感动。我常想，能画出这样的画的人，一 定有一颗至真至美的灵魂。 

吴老的文字印证了我对他的画的感觉。《百日谈》是他模仿薄伽丘《十日谈》来谈自己的身世的，“非年谱，非正传，皆此生活所见所感，啼笑因缘”。我还 记得但是一口气读完《百日谈》的心情，真的是畅快淋漓。心中有真情，胸中有境界，撼动人心，感动人情。这就是吴老。90多页的书稿，描绘90多年的人生。 书稿没有多余的话，却有鲜明的思想，最真淳的情谊，，读来不仅可以感受吴老几十年来的风雨画程，更可以触摸到一颗激情澎湃的“赤子之心”。 

在《百日谈》里，吴老最直率地贡献了他的美术观点。从印象派开始的欧洲现代艺术更加吸引他，尤其是塞尚、凡高和高更。这部分内容和他后来反复申明的 形成与抽象的关系一脉相承。吴老说，美术美术，掌握“术”容易，创造“美”却困难.因为形式固然关键，“美”却是在无中生出的有。那看不见摸不着的气、 韵、虚、节奏、运动，是艺术中确确凿凿存在的主要角色。这讲的是无法之法，无用之用，是对灵魂的强调。 

吴老还谈到“创新”是他的风骨。吴老是以创新型、思想型画家的激进姿态出现在中国画坛的。他的艺术展取名“叛逆的师承”，他的清新的画和犀利的思想 带给画坛的影响都不亚于地震。但人们不得不一致承认，他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绘画的发展方向。在打通传统与现代、中与西的隔阂方面，走出了一条成功的路。他 要创新，要叛逆，有艺术的新样式，但他既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中体西用”，他说很简单：既学习传统，又吸收外来。他留在法国，学习了西方，却又回到自 己的国土上，画自己的乡土和人民，孕育出新时代的中国画，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喜欢的画。我看他是“全盘西化”了！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我看也不能再退缩了，该学学吴冠中！ 

当然，是吴老的《百日谈》更是给普通读者看的，因为里面有一个最“质朴无华”的人生，真正的人生。 

很多人看吴老，是因为他头上的光环：他是当代中国最具震撼力，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画家。很多人觉得他很成功，希望从他的成长历程中吸取点经验教训，就 是现在最流行的“砺志”。我觉得不能这么看。他以最纯真的心灵，面对污浊的人世，总比别人多出几倍的感受，爱、恨、悲、悯，揉碎了，还能保持最初的样子。 所以艺术家的果实，是他流血的纯真的心灵孕育的。吴老自己说：画家，那是路边的野草，被人践踏而仍吐出晶莹的花朵，是黄山石隙中生长的松树，缺乏足够的营 养，依然倔强生长而终成风骨。 

他的伟大，于他的“真”。而葆有“真”，是多么不容易！他是孤独的，寂寞的，是老庄笔下的质朴的人。最伟大的其实也是最简单的。质朴，根源于土地，所以才有大爱，才能创造出大美。 

吴老在巴黎街头每天一个三明治；他和妻子不需多说的无怨无悔；他因为老乡亲切地叫他“老吴”时的快乐；他住在总统套间里的浑身不自在；他对自己画作 的爱憎分明——处处都让人感动得掉泪。在“人亡道衰”，物质极度丰富，精神极度贫乏，追名逐利的今天，吴老的人生无疑使一副清凉剂。吴老值得我们宣讲的， 不是如何成功，而是如何尽情表达自己，按照自己的真性情来生活。在吴老一幅幅瞬间凝聚永恒的惊世画作背后，是一个最普通的人和最平凡的人生。 

（摘编自2010年8月《人物》）

“梨园中人”谭元寿：江河不择细流

2014年12月20日，纪念叶盛兰诞生100周年演唱会，谭元寿、谭孝曾、谭正岩，三代谭派传人同台演绎经典剧目《定军山》。那应该是谭元寿最近一次登台，那一年他已经86岁，孙子谭正岩35岁。

直到2017年春节，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角儿来了之百年谭派》节目中，更多的谭迷才再一次见到谭元寿，听到他的声音。

“父亲总想把最好的形象留在观众心里。"谭元寿的儿子谭立曾悄悄对我们说。

真正的艺术家难免爱惜羽毛。尽管谭元寿是当之无愧的当代京剧大师，但他一辈子都反对别人称呼他为“艺术家”。他常挂在嘴边的是，“我只是一名普通演员”。20多年前，谭元寿在上海电视台录制节目，现场有青年演员问他，何时成的名？他的回答是，“我一辈子也没有成名”。那是先生的谦虚，却有着“梨园世家”的自信与旷达。

作为京剧创始人之一谭鑫培的玄孙、“四大须生”之一谭富英的儿子，谭元寿的降生给这个家族带来一份重重的期待。谭元寿在幼年时就经常看京剧大师杨小楼的表演。每次见面，杨小楼都会把他高高举起，放在肩上，逗着说，快长大，把戏唱，成好角，名天下。“杨小楼是我一生中第一个崇拜者。”谭元寿说。

童年时，谭元寿就常随父亲去余叔岩家里学戏，看余叔岩先生向他父亲传授余派唱腔。听着听着，他就在余老夫人的怀抱里睡着了，睡梦里都是余派唱腔。所以，“直到现在，我最喜欢的还是余派唱腔。”

后来，谭小培仿照当年谭鑫培将谭富英送到富连成坐科，把谭元寿送到富连成第六科“元”字科。入富连成科班学艺的第一天，肖长华先生给他取名元寿，从此戏班里就有了个谭元寿，在富连成学了7年，谭元寿学演了近百出戏。60多年后，谭元寿回忆起这难忘的7年，总结了富连成的“三件法宝”：一是严格教学，不分亲疏；二是注重舞台实践，全年只休息两天，没有一天不上课，没有一天不练功，没有一天不演出；三是教学中“文武昆乱”并重，“文武昆乱”兼学。

谭先生讲的一件事让人印象极为深刻。出科之后，他崇拜李少春，想拜李少春为师。父亲谭富英不仅十分支持，还对他说：江河不择细流，泰山不弃细壤。谭派哪里来的？就是吸取各家之长才形成的。“我的曾祖、祖父、父亲和我的儿孙六代人，都是科班或者戏校坐科才出道的。没有一个是全靠家学，每一代人都拜有好多老师，这就是转益多师。”

京剧成为国剧的初期，谭鑫培创下了“无腔不学谭”的历史，这一方面源于谭派的声腔之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谭派没有门户之见，能够采众家之长，后学们也饮水思源，以艺为大。

一个家族，七代人从事同一门艺术。即便放在全世界，也是鲜见而宝贵的，在京剧自身的魅力之外，一定有一条强韧的精神纽带将他们联结在一起。我们去求证，谭先生笑笑说： “父亲谭富英的人品对我一生影响最大。他总教育我做人要忠厚，唱戏要高调门，做人要低调门。要学会吃亏、让人。对别人厚才有自己的道，才有后代子孙的道。”

家族的巨大声望，戏曲界乃至国家的厚望，在谭元寿的人生里是一种无形的推动力。创业难，守业更难。作为谭派第五代的谭元寿，全面继承谭派表演艺术，守本纳新，拓宽戏路，“做了谭派艺术忠诚而富有成效的守护者”。

因为这样的梨园人生，谭元寿才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京剧，关心京剧的未来。

他常说，“艺术家是唱出来的，不是任何人可以馈赠的”。尽管他唱过演过的戏有二百多出，在今天看来已经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数字，但他一直强调自己与前辈的差距。他几乎能唱各种老生戏与武生戏，他说程砚秋先生花旦、刀马旦、泼辣旦、昆腔戏什么都唱，所以希望人们不要狭隘地理解流派艺术，希望青年演员在继承流派的同时，一定要多学、多演、多看，不断拓宽自己的戏路。

他说，京剧这门艺术就是口传心授，看录像谁都能看明白，但里面的内涵是看不会的，很多诀窍必须口传心授，“京剧都是这么传下来的”。所以，他从来没有门户观念，一直对登门请教的戏曲界人士敞开大门，年届九十还亲手指导中国戏曲学院的研究生。他最担心的也是京剧，“最怕走样了，失传了。梅先生有句话富有哲理，'移步不换形’。我们要跟着时代，但不能为了追时代就丢了本来的样子。”

人们说，有人才有戏，有戏才有派。因为一代代戏曲人的砥砺前行，才有京剧两百年的辉煌。无数个体的追求最会塑造出时代的模样。但如果我们都习惯了追随时尚，在新奇芜杂的各种话语中摇摆不定，而无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我们时代文化的准星和标尺又在哪里？

（有删改）

谭鑫培是我国著名京剧老生表演艺术家，其创建的谭派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个京剧艺术流派。他亲手培育了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三位京剧大师。此外，他还主演了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北京青年报》）

周有光传

资中筠先生说，周有光先生在民国时代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为他的人生打下了最好的底色。他17岁从常州中学毕业，阅读英文已无障碍。而考上圣约翰大学，无疑是他最珍视的经历，他因此从一个江南小城市来到风云际会的上海，眼界由此大为开阔。五卅运动后，周有光转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

三十年代以后，周有光接触的社会，已经远远超出了早年那个以教育、金融为核心的银行圈子。他在章乃器的提议下加入了救国会，与“七君子”这样一大批有识之士有或近或远的交往。但他显然不像那些一心投入救国运动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学者，他参与的进步工作更多是利用自己并不引人注目的政治色彩和比较自由的身份，为那些正在与延安和共产党联络并组织各种政治活动的人提供便利。有时候他也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大略，传达了当时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1952年周有光先生把自己文字研究方面的文章结集起来，发表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这些工作虽然在业余时间完成，但周有光的研究很快在文字改革领域受到关注，被邀请参加1955年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次会议以后，周有光实际上就转向文改会的工作，无意中或许也是本能地避开了接踵而来的、更为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影响。

周有光在加入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后的主要工作是如何建立一个以26个罗马字母为核心、适应所有汉字的拼音体系。这时周有光发现汉语拉丁化的方案五花八门，需要有一个统一并可行的方案。周有光为此提出了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明确指出拼音是规范化的普通话，否决了搞一套能拼各种方言的方案，以便真正实现语言文字的改革。他和他的同事最终一起促成了这个今天看来仍然是成功的方案。从1955年到1958年，这三年潜心的工作，或许暂时排除了周有光心头的忧患，当他大部分从事经济研究的旧日同事被打成右派甚至自杀时，他没有被席卷进去，而且工作成就卓著。

这个时期恰逢中国需要大规模开展扫盲运动，这个运动想要成功就必须有更简易的汉字学习方法。当政者未见得希望人们识字以后有更独立的思想，但他们希望人民接受社会主义观念的想法一定十分迫切。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觉得知识分子是不可靠的，他们需要更多工人、农民的支持，这样推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策大计。如今看来，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项成功地推进社会进步的策略。

1966年一场更为持久的革命运动开始了。这一次，已经60岁的周有光也不能幸免了。1969年他去了宁夏五七干校，在那里呆了将近三年。

置身于荒漠，研究工作中止，周有光的兴趣又回到了经济上。他研究黄瓜为什么可以在宁夏长得比北京还好，研究宁夏煤炭等资源的利用。他仿佛又成为了经济学家，他甚至设想如果有好的政策，宁夏也可以成为瑞士一样的好地方。文革后期，他在这方面的想法还被当地所重视。

周有光的人生留下的故事，是经过他的记忆筛选的，通常是习惯性地过滤掉大量悲剧性的因子，留下最活泼和幽默的部分。一个人活得久长，经历的事情就多，如果沉淀下来都是怨恨，创造力也很难持续。他曾经回忆说：1960—1963年经济困难时期，食物极度缺乏。我参加的学习小组，由于营养不足，人人身体软弱，学习一会儿就彼此轮流打哈欠，精神疲乏。这时候，有人回想起曾经品尝过的佳肴，不由自主地谈起美食来。一个人开了头，其余的人都跟上来，越谈越起劲，好像面前桌上的学习材料变成了一碟碟可口的美味饭菜，大家口舌留香，精神振作，不再感觉疲乏了。这是精神会餐。

周有光先生做研究工作，与其他学者尤其是学院派学者不同的是，他的研究具有的重要功能是为普通大众服务的，就如拼音方案的制定等，就像他在宁夏五七干校，考虑的是实用型的适合宁夏的经济发展模式。

包括他早期的《汉字改革概论》等著作在内，他所要完成的工作是推进中国的语文现代化，语文现代化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语言条件。语文现代化既包含了全民具有文字阅读能力，同时还包括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即语文表达和思想意识的现代化。为此，周有光开始了他退休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拓展工作，这些工作与他前期的语言文字研究一样，始终带有普及常识和提高文化水平的意义。

（摘编自叶芳《有光一生 一生有光：中国最高龄知识分子的百年历程》）

相关链接：①周有光（1906—2017），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语言学家。他的一生分了几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学领域；85岁开始写文章，广泛探讨诸如全球化、中东局势、公民意识等问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