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应以培养人才为荣，而非高考掐尖

王聪聪 曹原

中国青年报：据悉，许多名校以轮番游说、提供奖学金、提前签订预录取协议等方式进行“掐尖大战”。您在招生中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李越：对高分考生的争夺确实存在，一些家长甚至与高校“讨价还价”。一些高分考生的家长会直接说：“考了多少分、想上什么专业，你给不给？不给就报其他大学。”还有一些家长，在多所高校之间“钓鱼”，期望获得奖学金、专业保证等优惠条件。对优秀生源竞争过激，会导致高校对考生“有求必应”，甚至不惜砸巨额奖学金、提前签订预录取协议。这对考生其实并不好，对社会诚信体系也会产生负面冲击。比如签订预录取协议会对其他考生造成潜在伤害。

中国青年报：伤害在哪儿？

李越：比如考生A考了615分，B考了614分，按照正常的录取程序，A应该在B之前投档录取。但如果在招生咨询过程中，B先与某高校签订了某专业的预录取协议，当A也向该高校咨询时，招生者为了确保与B的预录取协议，很可能以“分数不够”等理由劝退。因为信息不对称，A就受到不公正待遇。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名校热衷“掐尖”？

李越：“掐尖”也叫“选优”，任何成功的教育，优秀的学生和老师都必不可少。最好的学校肯定有最好的学生。

在当前社会诚信体制不够完善的情况下，高考是相对来说最公平的一种人才选拔方法。在高考体制下，分数就是规则。高校在秉持按分数排序的原则时，也就是在维持社会公平。

现在大学和中学的信息沟通不充分，中学生对大学各方面的了解很少。这种情况下，考生和家长更多地依据录取分数线高低来判断一所大学的优劣。而尖子生就是一个标志，在各自学校和地区都有着示范作用。高分学生报考哪个学校和专业，会为下一年的优秀学生提供参考。

中国青年报：考分排名真能显示学生的素质高低吗？

李越：两者并不直接挂钩。我们之前在安徽录取的一个学生去年获得了清华大学特等奖学金。这是清华学生的最高荣誉，每年一万三千多本科生中只有5名能获此殊荣。这位同学不仅成绩非常好，也非常聪明，素质全面。但这位同学却是当年清华大学在安徽所招学生中分数最低者之一。可见，高考成绩相差三五分，并不能说明学生优秀与否。

虽然证明高一分的学生一定比低一分的学生强不容易，但是要证明低一分的学生比高一分的学生强肯定更困难。所以说，除非有科学、有效、可操作的方式，分数这个规则在当前社会不能破，否则一放就乱。

中国青年报：有人说，“掐尖”无异于鼓励应试教育。您怎么看？

李越：加重应试教育的不是“掐尖”，而是高考制度本身。由于公平的压力，分数成了唯一的评判标准，这才是症结所在。高校当然欢迎素质教育，但关键是素质如何评判。

中国青年报：您从事招生工作20多年，名校“掐尖”一直就有吗？

李越：真正的“掐尖”，是在志愿填报方式从估分填报改为出分填报之后。现在，全国绝大部分省市都采取“出分报、大平行”的填报方式，出分以后高分考生很容易找到，所以争抢高分学生的程度也就更激烈。

中国青年报：报考方式是不是应该作出调整？

李越：从为国家选拔和培养人才的角度讲，相对合理的填报方式是“考前报、大平行”。不过，实行考前报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信息充分畅通。学生考前报志愿，不仅要对自身实力有较为明确的判断，还要对自己在本省、市的相对位置有合理把握，而后者需要本省、市各中学能够充分沟通，比如进行联合模拟考试等。目前全国实行考前报志愿的只有北京和上海，多数省、市由于城乡差异比较大，信息较闭塞地区的中学生无法了解自己的相对位置，考前报的风险就非常大。

中国青年报：不“掐尖”的话，高校之间应该比什么？

李越：高校应该引以为荣的是培养对社会有贡献的优秀人才。上世纪30年代的清华常常被人提起，堪称一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当时培养出了一批杰出人才。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3年7月11日，有删改)

第四次单身浪潮逐渐显现，到了20世纪末，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女性自主意识的提升，特征是，主动选择单身的“单女”明显增多。来自国家民政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单身男女人数已近2亿，而且还带动了“单身经济”。

这一趋势并非中国大陆独有。台湾媒体报道，2012年台湾15岁以上的单身人口为939万人，占总人口约42%;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到2030年，日本的终身未婚男性比例将增至30%，而女性则增至23%。

（摘编自《中国青年网》）

图―：2013年20-59岁中国单身人口数量及结构

（于《人民网》）

亦舒在小说《我的前半生》里说，婚姻仍是最体面的制度，她笔下的罗子君离婚后，用再婚重启后半生。尽管亦舒被新女性尊为师太，但距离小说出版不过短短十年，新女性却已升级换代，更为果决。美国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克里南伯格在《单身社会》中着重提供的一个思路是：在人类社会中，家庭最原始和最重要的是经济功能。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职场，工作收入使她们更有能力负担自己的生活，而不必像过去那样必须附身于一个家庭才能生存。如此一来，当家庭产生的最大意义消失后，这一社会单元本身的存在就岌岌可危了。

（摘编自《凤凰网》）

那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大范围的独居人口的增长？除了经济繁荣以及社会福利，独居人口异军突起的激增，于世界性的历史文化转变——社会学的创始人物爱弥尔•涂尔干称之为“对个体的宗教崇拜。”根据涂尔干的观点，个体崇拜产生于传统的农村集舍向现代工业城市发展的过渡期，当个人主见被称为“一种宗教式的实体”，因而具有了比群体更神圣的意义。作为一个主要创作都诞生于十九世纪的法国人，涂尔干并无法预见身后激进的经济个人主义——米尔顿•弗里德曼、艾茵•兰德、玛格丽特•撒切尔等诸多人物纷纷宣扬的个人主义；涂尔干也同样无法认同这些人物的观点：将个人从国家中解放出来，是创造财富和共同利益最有效的方法。但涂尔干也绝非一个完全的悲观主义者，他提出，现代社会的劳力方式，将会自然而然地让人们聚集在一起。毕竟，个人主义只有在得到现代最核心的社会制度——家庭、经济以及国家的支持下，才能成就所谓“独立”与“解放”，这便意味着，所有个人主义者都拥有清晰的利己主义，并聚集起来以达成公共利益。

（摘编自美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

机器的神话

南 帆

①现在，机器已经如此密集地介入了生活，甚至参与每一天的开始与结束。人类与自然的搏斗，这个阶段占据了大部分的历史时光；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压倒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后，一个重要的转折开始了。现在，如此之多的机器嵌入了我们的生活——又一个历史的拐点来了吗？

②我们进入了一个机器装配的世界。我们的行程是由汽车和飞机设计的，我们的休闲是由电视频道和节目表设计的，我们的午餐欲望由钟表批准，我们脸上的表情竭力取悦照相机。机器为我们提供了种种知识。可以上互联网查询一个典故，一个机构的地址，一个学科的前沿问题；甚至可以在身体不适的时候查找各种病症的解释。钱锺书由于博闻强记而成为神话般的学术人物， ，有了“百度”和google之后，这又算什么？导演模拟器诞生之后， ，作曲软件被装入计算机之后，那些艺术家还有多少事情可以干？现在，机器是我们的教师，保姆，工程师，工作同事，娱乐伙伴，机器设置我们的居住环境，出行步骤，聚会空间以及艺术享受的形式。换句话说，机器如同我们新的上帝。

③人与机器长期磨合之中，我们总是认为自己占据了上风。充当主人的幻觉隐瞒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机器正在将我们调教成它的附属零件。我们说得出各个频道节目主持人的近期绯闻以及何时曾经整容，但是，我们对于一墙之隔的邻居一无所知。寄宿学校的孩子周末回家，扔下了书包直扑计算机。他认为三天不上网就会成为傻瓜，而拨出半小时陪伴父母聊天简直是活受罪。

④我们不清楚是否已经越过临界点。人类的许多传统坐标正在失效，例如“真实”。那一幢房子是真的吗？水里游动的热带鱼、一个人脸上惊恐的表情是真的吗？炮火、高高溅起的水柱与燃烧的炮舰真的是一场海战吗？通常，我们对于这一类问题的判断不会发生错误。然而，自从诸多机器介入之后，任何真实景象都被打上了问号。什么时候开始，机器已经变成了最大的神话制造者；无论是弄虚作假，造谣惑众还是设计各种天衣无缝的骗局，没有机器的协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我离开美国好莱坞电影厂房的时候，最为强烈的感觉是——一切都不可信。乳白色的厂房和山坡上的别墅可能是伪造的，165号公路可能是伪造的，路边的卡车和一棵棵高耸的树可能是伪造的，几个穿工装的黑人可能是伪造的，我坐在车上感觉到的座位震动仍然可能是伪造的。机器惊人的伪造本领终于让我感到了精神的晕眩。

⑤日常生活之中，现在的相片恐怕是最不可信的证据。照相的特技与计算机数码成像无情地摧毁了眼见为实的古训。一个人踮起脚跟，专注地用照相机俯拍沙滩上水流冲刷出来的种种小裂缝。他告诉我，特技可以将这些照片处理成航拍的、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坡。真正叫我惊恐而又敬佩不已的是数码成像。《侏罗纪公园》里面肌肉颤动的恐龙或者《泰坦尼克号》之中巨大的沉船场面均是数码成像的杰作。数码成像已经不需要原型了，这是人类跨越的一条隐蔽的、然而是至关重要的界限。只要择出一匹奔马的若干个点，将这些点形成的运动曲线输入计算机，软件就会制作出一匹甚至一批奔马的图像。换言之，计算机已经在虚拟空间行使上帝的职责——创造世界。或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会生活在虚拟空间之中，就像飞行员在模拟舱之中训练飞行技术。

⑥当然，如今已经没有一个人愿意考虑抛弃机器。机器的能量如此之大，已经成为我们无法摆脱的靠山。让我们向自己坦白好了——我们只有一个巨大的恐惧掩埋在深处：如果某一天机器拥有了自己的意志，人类的血肉之躯哪能是它们的对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