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岁的复旦大学教授、博导陆谷孙，被学生们昵称为“陆老神仙”。

如今，年过古稀的陆先生保持着非常规律而忙碌的生活节奏——每天早晨7时左右起床；早餐后，快速浏览当天英语新闻；紧接着，开始为明年即将付梓的《中华汉英大词典》审改校样。从这个学期开始，74岁的陆先生不再给本科生上课，他终于可以全身心投入这件让他牵挂了20多年的事。

提及陆先生，他的得意门生、词典编纂团队亲密战友、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副院长高永伟的语气里充满敬意。“陆老执教四十年，一直坚持为本科生开课，直到本学期才因身体问题，暂时离开复旦的讲台。他的英美散文课是很多复旦毕业生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2012年，陆先生以最高票被学生选为“复旦十大杰出教授”。在其荣誉无数的一生里，这是他最看重的一顶桂冠。高永伟介绍，陆老一直认为教书育人，哪怕只能影响到一两个人，也是一件乐事。几年前，为了通晓世情，与时代接轨，陆老曾把讲台搬上微博，在那里化身“陆老神仙”，与网友探讨“小清新”“萌”等新兴词汇的准确英译。无论在网上还是生活中，他都是那个乐观的老顽童，与弟子们亲密互动，是活词典，也是教科书。去年11月开始，他回归内心，独享静思，专注于词典编纂，不再更新微博。

“陆老神仙”负责的《中华汉英大词典》的编纂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1991年。那时，《英汉大词典》刚编完，这一干又是20多年。从“文革”期间被“发配去与字打交道”——编新《英汉大词典》，陆谷孙便开始与词典结缘，一编就是一辈子。1991年出版《英汉大词典》第一版，2007年第二版，一字一句的苦心斟酌的背后，是一个求索者青丝变白发的不懈追求。传说在欧洲，惩罚一个人的方式就是让他去编词典，而在陆先生眼里，这份极为枯燥而漫长的工作，却乐趣无穷。

在复旦从教数十载，陆先生可谓桃李满天下。他言传身教，给弟子们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回忆起当年跟随老师编纂《英汉大词典》第二版的经历时，高永伟仍然记忆犹新。

“那是2001年底，我跟随陆先生读博，他首先让我们新人通读第一版，那时我们会把一本词典拆掉，随身带着，一有时间就拿出来看看。他想让我们培养对词典的感觉，包括一些微观结构、布局……先仔细通读，综合多方意见，参考众多资料，反复补充、修订、审定，然后还有层层审稿和校稿。”说这些话的时候，高永伟的语调不自觉地变得温和起来，他说，“有陆老在，我们做得很安心。” ，

让高永伟印象最深的，是陆先生的淡泊名利——他很少接受采访，颁奖也是避之不及。四年前的师德标兵奖，就是高永伟代领的，“他太忙了，不想生活受到过多打扰，也不愿把时间费在领奖典礼上”。最近荣获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陆先生一如往常般低调，就像他面对媒体时反复强调的那样：编词典的影响没那么大，而且是集体功劳，不能一个人顶着一组人的名义去拿奖。

孜孜不倦的“陆老神仙”，一直保持着活跃的创新思维，对词典的未来发展也有自己的构想，他认为，以后的词典应该充满互动性，使用者同时也是编写者，互动性就像维基百科一样。他说自己编词典是寻章摘句老雕虫，时下也需要更多精通科技的数字化人才。

修订、审定、审稿……一部词典在问世前要经历层层打磨，编纂者若无兴趣，无疑会深受煎熬。在陆先生身边耳濡目染，高永伟早已学会享受这一份沉默、低调而内涵丰富的工作。“要培养对新词的敏感，你或许是第一个找到它最准确中文释义的人，你无形中会成为一个新词的发明者，这种乐趣难以言表。词典是文化的忠实记载者，看词典就像在看一幅历史画卷，这难道不是一件很美妙的事么？”说这话时，高永伟眼中闪动着灼人的光芒。

关注留守儿童问题

材料一：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日前修改的地方性法规《浙江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中新增“留守儿童保护”专门章节，其中提出父母外出后应当与留守儿童每个月至少联系一次，及时了解其生活、学习和心理状况。

这一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和救助保护机制，不仅要求民政部门会同教育、公安等部门建立留守儿童信息管理平台，还要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开展监护指导、心理疏导、行为矫治、社会融入等专业服务。此外，还规定了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定期将留守儿童监护、抚养和身心健康情况报县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摘编自2016年12月6日《广州日报》）

材料二：

目前中国共有6102.55万留守儿童，长期过着没有父母相陪的“一个人”生活。而湮没在历史时光中的留守者，至少有整整一代人。

过去一直说如何重视，但具体到哪个部门负责，没有明确。这次明确了联席会议制度由民政部牵头，是二十几年来的第一次。儿童不再留守，就是要让他们与父母团聚。让父母返乡，还是让孩子随迁？学者段成荣的建议是，从制度上创造条件，让孩子跟着父母进城。大学毕业后，黄湘洁做了一个“逆历史潮流”的选择：留在家乡湘西的老司岩千年古寨，当一名幼儿园老师。黄湘洁的故乡在湖南老司岩，明清时期曾富贾云集的千年寨子，今天一切依旧保持地理原貌——很陡很长的石板路，村口岩壁上比谁都老的古树，还有躺在荒野中间破败的祖屋。寂静，是最大的变化。今天的老司岩仅185户农家，685人，外出务工人员占去一半。留守儿童39名，孤儿2名。

1984年，一纸中央文件推开了乡村户籍人口“自由出入”城市的高墙。仅1989年，中国农村外出务工人数就从改革开放初期不足200万人迅速蹿到了3000万人。即使闭塞如老司岩这样的古寨，也在错过第一波打工潮后听到了风吹草动。1992年，黄湘洁的父母双双外出务工，留下她和姐弟三人独守家中。那年黄湘洁两岁。

“当时的乡村，穷是一种常态。”从事农村问题研究近三十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段成荣说。1984年，还是在校研究生的他跟着导师到辽宁、山东等地的农村调研，最大的体会就是农民那股想要外出谋生的迫切冲动。

（摘编自2016年3月24日《南方周末》）

材料三：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5年6月19日《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群体存在问题及对策的调研报告》）

材料四：

2016年9月21日，河南全省法院“送法进校园暨第四季普法漫画口袋书发放仪式”在郑州市古荥镇实验小学举行。这是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连续第五年送法进校园，为该省650万留守儿童送去温暖和关爱，孩子们也获得了第四季普法漫画口袋书，学习保护自己的技巧和方法。

据悉，本次活动的主题为“让爱相伴——让法律照亮留守儿童回家的路”。活动现场，河南基层法官讲述了与留守儿童之间的故事，打动了许多人。女童保护基金负责人孙雪梅现场授课，教孩子们如何预防性侵害，保护自己。四个留守儿童代表用诗歌朗诵《爱的礼赞》，向所有关心、帮助留守儿童的爱心人士表达最朴素的谢意。

据有关部门统计，人口大省河南留守儿童的数量达到650万，占全国的十分之一还多。

（摘编自2016年9月22日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