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能源问题显得愈加突出起来。如今，一些科学家已经开始把课题转向人体能的开发利用上。

所谓人体能，简而言之就是由人体散发出来的生物能量，它主要表现为机械能和热能。在人的生命过程中，人体能随时随地作用于周围环境，如运动时大量发热，行走时的体重施圧于路面等。据科学家测算，一个人一昼夜所产生的人体能，如全部转化为热能的话，可以把相当于他自身体重的水由0℃加热到50℃，而全世界60多亿人每年浪费掉的人体能，则相当于12座核电站生产的电力。

科研人员研究发现，人体所具有的生物能，可以通过多种形式转换成电能。比如，当一个人坐着或者站立时，会产生持续的重力能。如果采用特制的重力转换器，把重力能转换成电能，就可以输入蓄电池，也可以直接利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位工程师，将一种发电装置埋在行人拥挤的商场和火车站等处的地毯下面，当行人在踏板上不停地走过时，与踏板相连的摇杆不停地被圧下，使中心轴持续地旋转，从而带动发电机发电。英国一家超级市场，特意在市场入口处转门下方的地下室里，安装了一套发条式能量收集转换装置。熙熙攘攘的顾客不停地进进出出，其推动门的能量统统被收集起来，并转化为电能，借此为公司提供了照明、打字、电梯、空调等用电。

将人体热能收集起来，然后转换成电能，也是一条经济实用的途径。美国新泽西州建造的美国电信电话公司总部大楼，每个房间的内壁都具有一种特殊功能，它能够有效地吸收全楼3000多名员工身体所发散发的热量，随后将其转换成电能储入蓄电池，用以提供照明、电脑操作及调节楼内室温所需的电力。美国匹兹堡大学也设计了一个热量收集系统，该系统将学生和教师释放的热能，电灯、厨房以及从窗外射入的阳光等所产生的热量，统统聚集到一个中央设备中，再由地下的管道重新分散。据说，此系统在寒冷的冬季，完全可以供学校的10座大楼取暖之用。其实，这一系统完全可以具备双重用途，即在炎热的夏季里，还可以当作制冷设备使用，从而使大楼中的环境非常舒适。

科学家们认为，人体能价廉而无污染，且收集转换并不复杂，既能自收自用，也能零存整取，如能将人体能充分地利用起来，无疑将为人类生活做出极大的贡献。相信人体能将会得到多方面、多层次地开发利用。

（《让人体也能发电》 李津军）

钱学森二三事

“钱学森身上有着最光辉的精神。”钱学森的第二个中国博士、两院院士郑哲敏说。

1948年，郑哲敏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后来读钱学森的博士。“他很关心祖国的状况，每周通过朋友收集中文报纸看。”郑哲敏说，“我们很多中国学生都知道，他回国态度一直是很鲜明的。他在美国工作20年，一直是中国国籍，一直没有买房子，只租房子住。1950年，他准备回国，票也买了，行李也找旅行社打包了，但却被美国当局抓起来了。”

 “1955年我回国时，钱学森嘱咐我两件事。”郑哲敏回忆说：“第一，他说经过二次大战，美国军事后勤领域发展很快，运用了大量数学和运筹学知识。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强调计划发展的，用得上运筹学。他要我把这个领域的信息带回去，告诉钱伟长。第二，是对我的要求：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回国不能太神气。”钱学森说：“你回去做什么事呢，不能挑三拣四，原则是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不要挑剔高低好坏。即使是一些很基础、很简单的研究，你也要做。”

钱学森回国后担任中科院力学所所长，第一件事就是调整学科方向。原来有弹性组、塑性组等三个研究小组，都是搞纯理论研究的，与当时的国家建设关系不大。钱学森认为，科学研究必须和中国发展建设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要调整方向。后来，流体力学调整为与航空发动机有关的方向，并增设了化学流体组、物理力学组和运筹学组。

 “钱学森不是搞技术的，是搞理论研究的。但回国后国家让他搞火箭，他欣然同意，从不讲价钱，从不讲条件。”郑哲敏说，他牢记钱学森的一句话：回国没有什么，就是来服务。

孔祥言1956年从北大力学专业毕业后分到中科院力学所工作。

 “当时航天在全世界都属于新兴的尖端科学，涉及的专业面很广、可参考的资料很少。一次钱老问我们有什么想法，我们就老实回答：知识面不够，怕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孔祥言说。

钱学森听完就给他们做工作：航天问题不外乎数学、物理、化学等专业，哪一方面问题不太清楚，就去找书、找资料学习，只要钻下去，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

不怕困难，是钱学森的一贯风格。王永志说，钱老回国后不久，中央领导问他“中国能不能搞原子弹、导弹”。他回答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中央对他的意见很重视，最后决定搞“两弹”。

“钱学森是我的恩师。”王永志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回国，进入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当时钱老还担任首任院长。

“钱老对年轻人总是不遗余力地提携。”王永志说，第一代战略火箭获得成功后，国家开始搞第二代战略火箭，钱学森建议，让第二代航天人来挂帅，并推荐王永志担任第二代火箭第一个型号的总设计师。

“当时我只有40多岁，是比较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而总设计师这样重要的职务，之前都是由德高望重的前辈担任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像我这个年龄阶段的，甚至比我更年轻的人，开始走上总设计师这样被称为‘箭头’人物的岗位。”

“钱学森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要靠老的，但更重要的要靠年轻人，要靠他们敢想，中国的科学技术才能够发展’。”原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刘纪原说。

2007年12月11日，是钱学森96岁生日。12月10日，科技日报社举办了一个“学习钱学森创新思想，培养科技领军人才”研讨会，为他提前祝寿。

“钱老对过生日一向低调，只是家里人简单聚聚。”钱学森的秘书涂元季说，当他把这件事向钱学森汇报时，他说：“向我学习，我不敢当。但培养科技领军人才是一件关系国家长远的大事，希望会议开得成功。”

“钱学森当时如果不能回国，我们也会发展导弹、原子弹这些尖端技术，但绝对不会这么快。”曾经与钱学森一起共事的梁思礼院士认为。

但在钱学森眼里，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决不是单个人所能取得的，他所干的不过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而已。涂元季说，在钱老与别人的书信中，他反复强调，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的研究、设计、制造和实验，是几千名科学技术专家通力合作的成果，不是哪一个科学家独立的创造。“我只是沧海一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