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文明时代，绿水青山是真实的自然景观，金山银山则是悬设的物质财富梦想，虽然人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依靠山水，但对农业文明时代的人们来说，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还没有真正建立起相关的联系。在这一历史阶段，绿水青山是人们栖息的家园，具有灵性色彩，仿佛就是人们生命的背景和底色，向人露出诗意的微笑，辛弃疾云：“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在古代，人们触目所及，都是自然的美，与山水共情，把自我寄寓其中，但是，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并非总是融洽，古往今来，各种自然灾害，如地震、虫灾、早涝、瘟疫等也是史不绝书，“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失，万户萧疏鬼唱歌。”***《送瘟神》中的这段著名诗句，就非常形象地刻画出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时代，大自然从消极方面给广大民众带来的灾害性的压迫与伤害。当人类的力量尚未达到足以抗衡大自然所带来的困境，自身生命时刻受到严重威胁时，美丽动人的“绿水青山”，不照样是“枉自多”吗？只要生产力尚处在低下状态，人类在大自然的威力面前匍匐着的命运就难以改观。

工业文明时代，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凭借科学技术的现代革命插上了翅膀，不但让物质财富魔鬼似的奔涌，而且导致人对大自然态度的深刻变化。对自然界的开发和征服，使自然景观与财富梦想的界限被打破了，绿水青山被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征服，大自然在人们面前仿佛打开了无尽的宝藏。在经济利益的诱惑和驱动下，人们不惜对大自然进行掠夺式的征服和占有，如此一来，自然界便不可遜免地褪去诗意的形象，沦为表现人的占有欲和征服力的主战场，资本主义制度主导下的工业文明，尽管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它却体制性地忽略了自然承受能力的限度。这种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一方面是“金山银山”的堆积，另一方面则是绿水青山的消遁，更为令人担忧的是，“金山银山”的背后是剩水残山，甚至是恶水穷山，毒水污山，最终不得不失去賴以栖息的家园，人类在强调自然是可以随意开采和占有的“金山银山”时，同自然界的关系便不再是和谐共生，而是相互异化。

在当代，我们正面临着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历史性转折，当我们从工业文明带来的消极的、可怖的后果中猛然惊醒之时，保护自然、修复生态就成为新的时代主题，我们不但要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还要实现金山银山还是绿水青山的转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指出“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让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和解。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辩证法，其本质在于可持续的绿色发展，其现实表现则是既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金山银山”的物质保障；又要“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以实现“美丽中国”的梦想，走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之路。

（选自光明日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哲学意蕴》2018年6月20日）

经济学家们常常以“荷兰病”来警示经济和发展对某种相对丰富的资源过分依赖的危险性。

荷兰是上世纪50年代因发现海岸线盛藏巨量天然气，而迅速成为以出口天然气为主的国家，其他工业逐步萎缩。资源带来的财富使荷兰国内创新的动力萎缩，国内的其他部门失去国际竞争力。至上世纪80年代初期，荷兰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而在我国，煤炭资源省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煤炭产量，除了增加煤炭的输出，还将与煤炭相关的高耗能产品的生产及深加工、大型坑口发电厂等作为鼓励发展的产业，享受含税用户优惠电价和各种税费减免，结果就是以煤为主，产业结构单一。而市场本身也会强化产业结构单一问题。因此，煤炭资源省份可能过分依赖煤炭产业而降低其综合抗风险能力。当煤炭资源枯竭时，其经济将陷入困境，这就是通常比喻的“荷兰病”和“资源诅咒”。

煤炭资源输出并不一定就有“荷兰病”，问题的关键是产业结构单一。此外，“荷兰病”多发生于小国，这也证实了产业结构单一问题的严重性。中国是一个大国，“荷兰病”即使有，也只能是局部问题，煤炭资源省份患病了，还会有中央政府帮助。当然，这不等于煤炭资源省份不用为此担心。

事实上，如果煤炭资源省份现在不未雨绸缪，他们的麻烦会远远超过“荷兰病”可能带来的问题。由于近年煤价上涨和煤炭需求快速增长，这些省份煤炭扩展的财力充足，加上东部发达地区对高耗能产业在环保、资源等方面的限制，资金纷纷向这些煤炭资源省份转移，增量资金绝大部分投向与煤炭相关、高能耗、也是高污染的行业。这使当地已经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受到破坏，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我们比较熟悉地把忽视资源成本和环境污染理解为不可持续发展，是不计成本的发展。因为，如果加上资源成本和环境治理费用、人的健康和医疗费用，10%的GDP增长是要大打折扣的，严重的则有可能是经济的负增长。当然，矿业可以给当地的就业和基础设施带来好处，但是矿业活动对环境有潜在的危害，如造成水土流失，使农业人口失去生计，而这些人往往都是穷人。另外，煤炭资源输出所带来的财富往往大多外流。

有两点必须强调，首先，基于比较优势的市场运行会强化本已单一的产业结构，资源型省份的经济转型不可能由市场自发推动。其二，煤炭资源省份不能在煤炭资源枯竭的时候才开始寻找发展持续产业，而应该在煤炭兴盛时期就着手产业的多元化，思考在煤之外还能做些什么。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人们在虚拟空间与物理空间的杂居，以及“拟态环境”对文化空间的重构，导致了知识在获取、存储、交流、再生产等诸多环节发生深刻变化。如何面对由此带来的挑战成为摆在广大学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大数据时代首先带来了传播话语权的迁移。在印刷时代，知识分子常常是报纸书籍等纸媒话语权的拥有者。比如，民国时期的《新青年》、《新潮》、《语丝》、《展报·副镌》等报刊，其编者常常具有大学教师、编辑、作家等多重身份，这为他们重构文化空间、进行文化启蒙打下了重要基础。而在大数据时代，由于媒介身份和教育身份的分离，当今学者难以形成占据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文化话语权逐步从传统学者移至媒介巨头，尤其是以电视、网络等现代传播手段为代表的传媒机构。无论如何，大数据重构了文化传播的空间形态，也打破了原有的话语体系平衡，缔造出新的话语权分布，进而带来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作为掌握媒介话语权的传媒机构如何重塑文化价值空间？从目前看，媒介文化产业正迅速崛起、快速发展，但由于从业人员的芜杂，资本力量渐渐成为传媒文化的主宰。特别是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文化的价值向度被严重剥落。不仅如此，媒介偏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印刷文明推崇客观和理性的思维，同时鼓励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而大数据不仅用视像渐渐取代传统文字，还使信息变得海量且混杂无章，这导致公众话语变得数乱无序。正如尼尔·波兹曼的喟叹：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因此，在大数据时代，广大学者必须积极应对文化空间和教育背景的深刻变化，特别要处理好“为学”及人文教育等问题。

就为学而言，在印刷媒介时代，藏书、购书与纸媒阅读常常是文人学者为学的主要方式。民国时期，学者家中的藏书一般都要超过上万册。而在大数据时代，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查到各地的藏书状况及学习资源，国内外开放的网络数据资源使知识获取更为便捷迅速。数字化出版的崛起更是重新塑造了人们的交流方式、交流对象和文化传递模式。在知识的存储上，电子图书具有纸媒所不具备的携带方便、易于查询等长处，实现了从古昔的汗牛充栋到当今的大容量可移动介质的重大转变。在知识的交流上，网络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交流机会，E-mail、博客、微博、论坛、微信等网络平台已经成为日常交流的重要方式，而知识的分享、交流和传递也更为迅速和便捷。在知识的再生产上，海量网络资源为人们的书写记录提供了重要平台。由此可见，大数据时代的“为学”方式较纸媒时代已经发生很大改变。随着“数字鸿沟”的不断拉大，广大学者除了要秉承传统的为学精神，还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获取及交流方法，使自身的学水研究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

（选自《大数据时代：重构文化空间的人文向度》，有删改）

中国人与月亮

皓月高悬，光皎如水。古往今来，天上那时亏时盈的月亮，引发人们浮想联翩，在中国，也出现了丰富多彩的月亮文化。例如唐代诗人李白自称“月奴”，写下了“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的名句。随着人类登上月球，明月已经不再“高不可攀”。但月亮与人依依不舍、左右常随的情景，依然令人感到无比亲切。

自然崇拜属于人类早期的宗教形式。在自然界中，日月星辰最为人们所看重。在古代由于科技水平的局限，人们更是把它们神秘化。太阳和月亮分别作为白昼和夜间发光的最明亮天体，便被赋予了神的力量，成为人们崇拜的日神和月神。月神在古希腊神话中为狄安娜、阿尔忒弥斯，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则为常羲、嫦娥和西王母。

远古的太阳崇拜和月亮崇拜都与农牧业的形成有关，19世纪西方太阳神话学派认为，太阳崇拜早于月亮崇拜，但对于许多原始民族来说，月亮才是丰收的赐予者。在原始人类看来，有一种比人所具有的任何力量都要强烈的威力存在，它就隐藏于月亮之中，没有月亮，植物就不会生长，动物和女人就不可能怀孕生子。月相的周期性变化，使人们认为它支配着所有生命的变化。

在中国，月亮崇拜的历史可追溯至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这一时期相关器物上遗存的月神徽铭表明，这片土地上曾存在过世界上最古老的月亮崇拜的仪轨。甲骨文中有“东母西母若”的句子，这“东母”与“西母”相对，分别指日神和月神。甲骨文中又有“帝于东方曰析”，“析”就是东方太阳神羲（伏羲），即东母，后来称东王公。“西母”则应是神话中闻名于世的西王母本名。据各种古书揭示，月神是天上的光明神之一，是原始信仰中母性生育的代表，同时又是掌握死亡的阴性天神。她与太阳神相配，太阳神主宰东方、白天、光明、春天、生长，她则主宰西方、夜晚、黑暗、秋天、生育和死亡，因此她是丰产、丰收的女神，又是凶神、刑神和死神。

我国古代文献《礼记·祭义》中记载了上古社会祭日配月的宗教仪式：“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阳。周人祭日，以朝及闇。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以别幽明，以制上下。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以别外内，以端其位。”这就是说，古人在春分时节的早晨于东方祭日，在秋分时节的傍晚于西方祭月。在高坛上祭日，而在坑穴中祭月。之所以在秋分时节“祭月”，是因为此时太阳的生命力开始弱化，“阴气”开始兴盛起来，气温由暖转寒，植物开始衰枯死亡，月亮作为“太阴之精”，正是“阴气”的象征。《周礼·春官》载有“中秋夜迎寒”的习俗，“寒”即“阴”，即被称为“广寒宫”“太阴之精”的月亮，“夜迎寒”就是在中秋之夜“阳衰阴盛”的转换之际举行祭月仪式。这也正是后世延续至今的中秋拜月赏月风俗的起源。

我国古代拜月的方式很多，人们把木雕月姑等月神像供在月出的方向，设起供案，摆上月饼等供品，焚烧月光纸；月亮升起后妇女们要燃起香火，对着月亮跪拜。晚上老年人还要给儿童们讲“嫦娥奔月”“玉兔捣药”“吴刚伐桂”等有关月亮的故事。吃月饼更是不可少的，是取其“团圆”之意。男人愿早步蟾宫，高攀仙桂；女子则愿貌似嫦娥，圆如皓月；天各一方的亲人则愿阖家团圆，共度良宵。

今天，天文学使人们普遍接受了“月亮是一个天体”的科学概念，然而正是这一有数十亿年演化史和丰富文化积淀的天体，在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民族的精神和生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月亮，是许多人的精神家园，也是我们灵魂的安栖之地。

（选自《中国国家天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