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从西周之初到春秋之末在精神文化领域居于主导地位的是贵族阶层，他们既是政治上的统治者，又是文化的领导者。贵族的精神旨趣是这一时期包括审美意识在内的整个贵族文化的主体心理依据。这个阶层鲜明的身份意识、强烈的荣誉感以及对“文”的高度重视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一时期，“文”基本上就是贵族教养的别名，既包含着关于礼乐仪式的各种知识，又包含着道德观念系统及其话语形态。贵族之为贵族而不同于庶人之处，除了经济政治上的特权之外，主要就在于这个“文”之系统。这里的“文”虽然不同于后世“诗文”之“文”，更不同于现代以来的“文学”概念，但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来看，周代贵族对“文”的高度重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开了古代“文统”之先河。

春秋之末，随着贵族等级制的瓦解，文化领导权亦逐渐从贵族阶层转移到一个新的知识阶层——士大夫手中。于是士大夫文化渐渐取代贵族文化而成为主流。士大夫文化也并非一个不变的整体，事实上，它也呈现为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从春秋之末到战国时期可以说是“游士文化”阶段，其主体乃是那些或奔走游说，或授徒讲学的布衣之士，其思想上的代表便是诸子百家。到了秦汉之后，才可以说真正进入了“士大夫文化”阶段。其主体是那些凭借读书而做官或可能做官的知识阶层，即“士大夫”。自汉代大一统之后，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机制，可以简称为“读书做官机制”——除了帝王及其宗亲、开国功臣及功臣之后、宦官、外戚、地方豪强等分享国家的权力之外，还有一个可以凭借读书而跻身于官僚队伍的社会阶层，这就是所谓“士大夫”。尚未做官时他们是“耕读传家”的庶民；做官以后他们是“诗书传家”的“士族”或“仕族”，无论做官与否，读书都是这个社会阶层安身立命之本，而做官——最高追求是治国平天下——则是他们读书的目的。因此尽管他们实际上是分为“官”与“民”两大类型，具有巨大的社会差异，但从精神旨趣与价值取向来看，他们又是一个有着同一性的社会阶层。

“道”是与士大夫阶层相伴而生、亦相随而亡的终极价值范畴，是这个社会阶层精神旨趣的标志。在西周贵族阶层的话语系统中最高价值范畴是“德”而不是“道”。原因不难理解：在“道”这一概念中暗含着士大夫阶层的权力意识，是他们抗衡君权之主体精神的象征。士大夫文化是相对独立于政治权力体系的，因此需要一个“终极价值范畴”来作为标志和合法性依据，其根本功能是用来规范和引导“势”，即君权。贵族阶层既掌握着政权，又掌控着文化，故而不需要创造一个与政治权力分庭抗礼的终极价值范畴出来。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原有价值秩序被打破，以诸子百家为思想代表的士大夫阶层试图通过话语建构（授徒讲学、著书立说）来为社会“立法”，从而实现政治变革的宏伟目标，这就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价值范畴来为自身确立合法性。于是对“道”的推崇与捍卫就构成了士大夫精神旨趣的基本维度。从孟子开始，士大夫阶层便有了 “道统”意识，一直到明清之时，“道”始终是这个古代知识阶层高扬的精神旗帜。与此相应，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意识、文学艺术观念也主要是围绕这个“道”展开的。而“文”与“道”的关系也就成为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核心问题之一。

（节选自李春青《“文人”身份的历史生成及其对文论观念之影响》）

材料一：

按照标准排名城市研究院的理解，所谓新文创其实是一种更加系统的发展思维，即通过广泛的主体连接，利用VR、AR、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推动文化价值和产业价值的互相赋能，从而实现高效的数字文化生产与IP（即知识产权，是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在内的一种无形的文化资产）构建。

中国城市文创产业最早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排在第一位的是上海，而后才被北京在2014年一步步超越，如今，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文化+科技”的融合使得其他城市在文创产业的发展上获得了便利条件，抛却基数，很大程度上各城市重新站在了起跑线上。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因为阿里，杭州的文创产业发展迅猛；因为腾讯游戏，成都的文创产业也暴得大名。

单以过去一年抖音上的城市为例，在这一波的短视频热潮中，我们看到成都、西安、重庆、杭州等新一线城市，其活跃程度超出想象，反而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在这方面的声音被削弱。这其实正是新文创时代城市竞争的缩影。

（摘编自《2018中国城市新文创活力指数报告》）

（数据国家统计局）

材料二：

新文创的崛起，需要产业的支撑，更需要文化本身的价值和力量。文化始终是IP的灵魂所在，产业则是文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灵魂与动力，缺一不可。腾讯动漫的漫画《一人之下》有道家文化的影子，腾讯影业重点打造《庆余年》《藏地密码》等影视作品，也是看到了其深厚的文化价值。文化从来都不是速成品，在新文创的时代，产业融合有了更大的空间，资本运作有了更广的天地。然而，要打造一部好的作品，也许更需要沉下心来，需要很多年的精心雕琢。这既考验着产业的定力，更考验着创作者的耐力。

（摘编自《新文创呼唤更多匠心》，《光明日报》）

材料三：

随着我国温饱问题的全面解决，生理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国民整体越来越富裕，已迈入了更高层次的心理需求，而这种更丰富、更多元化、更个性化的需求，反映到消费面上，亦需要相对应的丰富多彩的精神产品和服务。

如今处于互联网时代，受众日益年轻化，视野更为开阔、国际化，对文创产业有着更高的要求，传统文化亦受到了很大影响，开始通过创新来适应新生代的需求。最典型就是故宫，近年来不断推出新文创产品，举办各种创新活动，今年春节期间的“在故宫过大年”“上元之夜赏灯”“故宫火锅店”等吸粉无数，600年历史的故宫，呈现出一个年轻态的新面貌，亦激活了相关新文创产品。

同时，以天猫、淘宝、盒马等为代表的平台经济，也成为文创的新载体，传统文化依靠互联网力量开始复苏。例如，博物院物质文化遗产通过互联网平台得到传承；中华老字号触网焕发新的生命力……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传统文化与网络全面融合取得巨大成功，标志新文创力量强势崛起，文化赋能商业的“新文创”时代已经到来。

优质文创产品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引发“刷屏”式的全民关注，充分证明了精品文创对释放消费动力的关键作用。依托互联网的平台效应，新文创消费将成为新消费增长点，助力“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带动经济稳健强劲增长。

（摘编自《“新文创”时代已经到来》，《青岛日报》）

材料四：

“工匠精神”的缺失，造成了“中国制造”的粗制滥造；“传统文化”的缺失，造成了“中式设计”的审美断层；“品牌意识”的缺失，造成了“民族企业”的昙花一现。若要做好中国文创，首先是对供给侧（生产者）进行“工匠精神”“创意设计”“品牌建设”的赋能。

而对于需求侧（消费者），则更要加强市场的培育。在中国人的消费思维里，“物美价廉”的消费思维几乎贯穿着每一个消费阶层。中国文创若要取得质的飞跃，就必然会走向“好品质、好设计、好品牌”的“物美价高”之路。这显然与中国消费群体普遍追求“物美价廉”的思维背道而驰。因此，当下“中国文创”所缺的不仅是供给侧（生产者）对“物美”的创造，更是需求侧（消费者）对“价廉”的改变。一旦市场形成了“物美价高”的普遍认知，就是给文创产业注入了源头活水。

（摘编自《中国式文创到底缺了“啥”？》，《工艺中国》）

①风俗是什么呢？它既不是纯粹的物质，又不是纯粹精神，它是物质与精神之间的一种中介。风俗就是历代相沿积久而成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模式。由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做“风”，由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做“俗”。

②每个人从娘胎出世，从哇哇啼哭的那一刻开始，他就接受着这个世界的各种风俗文化的影响。每个人都是作为生物的人和作为文化的人的统一体。人的文化生命基因，是由以风俗为核心的第二生命系统构建的。这种与有形物质的生物生命相异的独特的生命元素虽然是无形的，却融化在人的生命过程中，并不经意地流露在人们的言行中。不同种族的风俗构成人类不同种群、种群区别异类的根本标志，成为    ，成为 ，成为 。

③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的风俗与信仰，都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呈现出独异鲜明的时代特色。它在完全动态的演变过程中，不断地被程式化，又在不断地被整合。对于这个特征，民俗文化学称之为“模式整合”。在分析具体的风俗与信仰事象时，我们常常会意识到许多风俗和信仰现象有多重复合和循环的感觉。例如，每年的岁时节令，周而复始，大年初一过春节，正月十五闹元宵，五月初五端午节，八月十五中秋节……这是一种循环模式。再如，民众在漫长的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精神信仰、心理态势、思想意识和民间惯习等文化特质；从一个民族和一个地区人群的社会生活的饮食起居、精神信仰和娱乐社交来看，陈陈相因，年年相袭，好像也有一个“无形的手”在操纵和调节着，其程式和礼仪几乎也是一个模子套出来的。这就有必要对风俗与信仰背后的文化的因素进行分析和研究。

④从纵向来分析，这种模式的形成，往往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才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规范。以在民间影响极大的岁时节日而言，当今的许多传统节日，与上古先民的原始巫术活动、图腾崇拜、国家庆典以及农业生产劳动的生产过程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的低下、自然灾害的频繁，我们的先民不可能对此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于是，人们通过巫术娱神，实现在幻想中去征服自然。大量地通过身份特殊的神秘的化妆、奇妙的舞蹈、梦幻般的演唱，借以实现人们消灾祈福、征服自然的愿望。其实，巫术祭祀表演与其说是娱神，毋宁说是娱人，这种最初以娱乐为目的的巫术活动，乃是后世群众性娱乐活动的一支萌芽。

⑤从 来观察，风俗与信仰，是一个由多种因素互相联系而构成的完整体系。某种具体的风俗事象总会受到某一价值体系或思想体系的支配。这种特有的价值体系、思想体系是被这一社会的成员作为约束其行为的标准而共同遵守的，因此它便成为风俗与信仰中带有支配力的共同倾向。民俗文化的形成和传承以及这种共同倾向所起的协调作用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并因此而形成某种特定的、有别于其它文化的模式，与此同时，也就发生了民俗文化的整合。

⑥世界上万千的风俗与信仰都是根据一定的条件产生并长期联系而成。大量的民俗文化事象，它既表现为一定的物质的、有形的、可直接触摸到的具体的实物，同时，它又表现为观念的、无形的、只能意会和理解的抽象形式。可以说，风俗和信仰是划归于人类文化深层结构层面的。它之所以能够古今贯通，因为它既是每个个体在社会生活中长期实际生活的积累，也有人类群体世代相传的积淀。基于这种积淀在人们精神世界形成了一定的观念态势，人们总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沿袭这条步履艰难的轨迹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