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体系稳态延续的基本前提。但人类社会的活动由于受到价值定位的影响，总会对某些生物物种过分偏爱，而对另一些生物物种漠然视之，甚至对某些物种厌恶有加，因而在地球生命体系中并存的生物物种，在人类社会中总会受到各不相同的待遇。这种不公正性，首先表现为人类社会控制下的生物群落，在物种数量上比自然生态系统中要少得多；其次表现为不同物种受到的待遇也互有区别，而且无视其原生特性；再次表现为相互间的关系得按照人类的意志加以调控。这些特征体现了人类社会对地球生命体系的偏离。这样的偏离积累扩大后，最终都会影响到地球生命体系的生物多样性。

不同文化对生物物种的价值定位，完全屈从于相关民族文化稳态运行的需要，而这样的需要又具有多重性，因而不同民族文化对生物的价值定位并不具有通约性。比较不同民族文化对生物物种的价值定位，其间也无规律可言。目前愈演愈烈的农田化进程和作物种植、牲畜饲养的单一化，恰好是全球范围内文化辐合趋同演替的自然结果。要消除这些威胁，更好地维护生物多样性，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类的食品结构必须尽可能多样化，尽可能从更多的生物物种中获取食物。而做到这一点的根本保证，也只能是民族文化的多元并存。

在文化辐合趋同演替的背景下，人类生产食品的办法也会日趋单一化。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最为通行的作物保护措施就是化学农药的使用。但任何化学农药都会不加区别地消灭一切除作物和家养动物以外的物种，这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是不言而喻的事实。然而，随着文化的辐合趋同，人类无法找到一种更好的化学农药的替代品，以至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成了一纸空文。

生物多样性维护的另一个重要的威胁是化肥的滥用。人类在使用化肥时关注的仅是作物本身，对使用化肥的负面效应即使了解，也往往是不加理会。化肥的使用对于土壤微生物的存活是一个重大威胁，而这又会导致其他众多生物的生存压力。加上过量化肥对水体的污染，还会威胁到水生动植物的生存。然而，在文化辐合趋同的背景下，这些对生物多样性的明显威胁却无法得到缓解与消除。工业文明的食物生产模式在这一背景下，被不加区别地大范围推广，这同样会使生物多样性的维护更加艰难。

为了维护生物的多样性，人类社会应当拥有尽可能多的食物渠道和食物生产办法，以便分散对不同生物物种的生存压力。要使食物生产的多样化成为可能，同样需要民族文化的多元并存。因此，文化的辐合趋同本身就是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负面效应，维护生物多样性永远只能是一个理想，而无法落到实处。

留住千年芳华

莫高窟也称“千佛洞”，始建于公元366年，集建筑、彩塑、壁画于一体，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上世纪50年代起，国家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用于莫高窟文物的保护、维修与研究。在过去几十年里，敦煌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借助科技手段，让莫高窟减少病害，延年益寿。

窟内的彩塑和壁画采用泥土、木材、麦草等脆弱的材料制成，时间一长，容易产生多种病害，并缓慢老化。整个莫高窟有400多个窟保存有壁画，如今面向公众开放的仅有70来个，由于很多洞窟病害程度严重，或许永远不可能跟游客见面。未与游客见面的85窟几乎集中了敦煌壁画的所有病害，其中最重的是会造成壁画整体脱落的空鼓病害。

1997年，“重病缠身”的85窟被敦煌研究院列为重点“拯救对象”，由于当时保护、管理的科技水平相对较低，专业技术人才短缺，保护手段落后，敦煌研究院选择和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开展联合攻关。为找到修补材料，专家花了整整4年，试验了80多种材料，发明一种“灌浆”技术，将泥浆注射到空鼓的壁画中，这种液体会充满空隙和裂隙，变硬后固定壁画。

但问题接踵而来，含有水分的泥浆将壁画中的盐分带至表面，影响了壁画价值，同时诱发壁画盐害——又称壁画“癌症”，要进行较好的修复，难度较大。2006年，作为“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课题“古代壁画脱盐关键技术研究”课题负责人陈港泉与团队提出采用新型材料结合脱盐技术去除和降低文物材质盐分的新途径。经过3年的反复试验和研究，基本解决了我国古代壁画盐害治理难题。研究人员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和研究深度，研究壁画病害诱发原因和微观破坏机理，深入开展保护技术集成和装备研发，形成了壁画保护修复方法体系。

另外，狂风卷起的扬沙浮尘、降雨带来的湿度升高各种自然环境因素和旅游开放给莫高窟文物带来一定程度侵扰。

为保障洞窟壁画和彩塑保存环境稳定，敦煌研究院采用现代物联网技术构建了莫高窟监测预警体系，制定了洞窟开放管理制度。自2002年起，敦煌研究院开展了以“莫高窟游客承载量”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预防性保护研究，确定了洞窟内相对湿度不能超过62%，二氧化碳不能超过1500ppm的洞窟微环境监测预警指标。一旦洞窟环境超过预警指标，系统可自动向莫高窟开放管理委员会发布预警提示。洞窟管理部门和接待部门根据情况启动应急预案并及时调整游客参观路线，启用调节洞窟，及时对预警的洞窟进行通风和除湿，使温湿度和二氧化碳指标回落至安全范围内。遇到强降雨、沙尘暴等极端天气情况时，莫高窟采取停止开放的管理措施，并向社会及时发布洞窟暂停开放通知。

为了解决洞窟空间极其有限，洞窟采光不好，游客可能看不太清楚文物细节的问题，敦煌研究院经过近30年的探索实践，完成了敦煌石窟206个洞窟的数据采集和100多个洞窟的图像处理、140个洞窟的三维扫描和虚拟漫游节目制作。中英文版本的“数字敦煌资源库”先后面向全球上线，实现敦煌石窟30个洞窟整窟高清图像的全球共享。

游客们在前往洞窟之前，可以在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观赏高清数字电影《千年莫高》和球幕电影《梦幻佛宫》，在3D虚拟环境中观赏敦煌壁画和彩塑，了解莫高窟自然、历史、文化背景和数字化洞窟景观。显然，大屏幕上高分辨率图像的效果好于观看洞窟本身。

一段时间来，共享单车发展迅猛，目前注册用户已超过1亿人，累计服务超过10亿人次。2017年开始，很多城市推出“信用骑行”，信用良好的用户不再需要先交押金。据统计，引入信用的单车平均骑行人次提升50%、租金款欠款率下降52%、丢车率下降46%。

这个例子说明，信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软实力”。信用系统的建设，可以更好地助推行业发展，增进公众福祉。近年来，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特别是以城市为载体的公共信息服务、市场信用监管、信用联合惩戒等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不过总体来看，当前的信用实践与经济发展、信用文明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一个突出问题是，面对多元化的经济实践，具有创造性、开拓性和主动性的信用服务模式和政策，还相对匮乏。信用经济作为实物经济、货币经济之后的经济形式，是人类依托信息资源开展的一种新的经济活动，这就需要对各种信用经济形式有更多研究。例如，近年出现的跨境电商，内涵和外延尚未完全确定，监管尺度和标准也不完全统一，导致出现“此地不合法换个地方就可以”的现象。对于这样的问题，可以在放管服的框架下，在维持市场需求及活力的基础上，逐步放宽信用正面清单的调控范围。

一方面，市场信用建设，往往会表现出周期性、反复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如果不能对信用关系形成良好的治理结构和约束机制，容易走两步退一步。这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多次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原因所在。要不断释放“信用红利”，就要有“信用+”的意识，加强对信用经济形态多样性和多元性的认识，开展市场信用管理服务的实践创新。

这可以从这些方面着力：加强信息披露，完善信用奖惩联动体制机制建设和作用；提高监管效能，促进市场信用信息数据库应用服务范围拓展；培育信用产品，推动信用服务和信用中介服务市场健康发展；完善法律体系，把信用监管工作的主要成果纳入法律保障；促进社会共治，营造引导规范市场主体长期良性发展的良好信用环境。

另一方面，在信用建设中，可以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引导各方形成合力。各级政府可以通过完善信息披露，形成对失信行为的有效约束，保证市场良好运行；把信用监管作为一套新的市场管理办法，探索信用信息在企业发展、金融服务、社会保障等更多领域的应用；在规范信用服务市场准入，提升信用中介服务水平的同时，加快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信用服务体系、培育信用服务产业。同时，也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以信用体系建设为契机，扩大市场主体的监督范围，促进社会齐抓共管格局的形成。

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有效契合了市场自治、政府善治、社会共治的理念，是城市治理制度的一次重构。不久前，首届“中国城市信用建设高峰论坛”在杭州举行，来自全国300多个城市的信用建设负责人齐聚西子湖畔，探讨如何建设“信用城市”的问题。对于各地政府来说，信用体系将成为未来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也是城市寻找新的增长点、实现“换道超车”的重要机会，这样的机遇不可错过。

(摘编自章政《用“信用+”对接多元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