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是广大人民长期社会生活的产物。它凭借人们社会生活的需要产生和流传，精确地反映了人们各方面的生活和有关的思想感情。它直接地或间接地为人们的生活服务——给以知识、教诲、鼓舞和希望。

作家文学也大都是一定社会生活的产物，是生活的反映并对生活起着一定的反作用。但是在这一方面，民间文学却有着自己的独特性。由于民间文学的创作者人数众多且生活在底层，他们比作家能够更广泛，更深刻地反映出社会生活。它的社会功用，也和作家文学颇有不同的地方。它更紧紧地贴着生活，比如不少劳动歌，就是人们在各种劳动进行中调整呼吸、动作和鼓舞情绪的不可缺少的东西。此外，还有一些作品真实地反映出当时下层民众的生活原型和精神状态，如《周南・项鼠》《风古诗十九首》等。这些民间文学作品对当代考证历史事实、还原历史真实画面都有着巨大的作用和深刻的意义。

我国的民间文学除了反映中国的历史之外，还兼容了世界文化，民间文学的某些体载在国外，甚至在地理上相隔比较远的地区之间也有所交流。不同民族的民间故事、传说或诗语等不仅有许多在构思、表现手法方面很相似，有的故事连基本的人物、情节都相同或相似。像灰姑娘故事、天鹅处女型故事等“世界大扩布”的民间叙事作品，就属于这一类。中国与邻近国家如印度、朝鲜和日本等，都有长久的文化上的交往，中国的民间文学在传承本国文化的基础上，兼容了其他民族的文化思想，在时代发展的进程中彰显着独特的魅力。

此外，民间文学还有很大的研究现实的作用。过去劳动人民所创作的无量数的口头文学作品，起着辅助生活、哺养精神活动等社会作用。到了现代，人们又在社会现实的要求下，创造了新的民歌、传说和笑话，它们更广泛、更直接地配合人民的生活，反映人民的舆论，与时代的进步作家的作品互相呼应和配合，起着帮助改革社会和推进生活的作用。

总之，民间文学作品及其研究成果，是中华民族拥有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不但有自己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也有它独特的表演过程和传播的方式。近年来，人们正在把这种特殊的、富有价值的劳动者的文学作为民族文学的重要部分，给以科学的探索和适当的叙述，努力使我们新的文艺学和文艺史具有更高的、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术特色。

(编自《民间文学的继承与发展》)

中华文明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对异文化的强大包容力，它对“内”与“外”的理解，与对“华夏”和“蛮夷”概念的理解一样，是动态和辩证的，所以能够把接触到的异文化转化为与中华文明彼此相容和互补的东西。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少数民族势力入主中原建立王朝的现象，但是在与中原文化近距离相处和共存一个时期之后，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中原文化。

在这种历史情境下，恐怕我们讨论中国的“内”与“外”，就不能以中原王朝皇帝的血缘来判断是否“外人”掌权，否则就会否认元朝和清朝是中国的朝代，把它们看作是“外来政权”。而且纵观各个朝代的皇室血缘，许多都有异族的成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无论是皇室贵族还是平民百姓，族际通婚始终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中华各民族之间早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坚持血统论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同时，我们也不能完全以政府实际收税和派遣官吏的行政管辖边界来加以界定“内”与“外”。中华文明从中原地区向周边的边缘地区、甚至边远的异邦进行文化辐射，现在周边的许多邻国，在历史上都可以被划入“中华文化圈”的辐射范围，比如像朝鲜半岛、越南、琉球等地，过去使用的文字都是汉字，它们保留下来的历史文献都是汉字。

在谈到“内”和“外”之间的关系时，可能还有一点需要注意，这就是需要对中国历史上不同朝代当政者和主流学者的心态进行分析和解读。比如宋朝在各方面的心态比较保守，无法代表中华文明主脉中“中国”的一个常态。边缘地区的少数民族势力入主中原后，会带来了基因上新鲜的血魄，也冲击了中原地区相对停滞的社会。如果一个文明群体被其他文明群体所打败，它自身肯定出现某些保守和停滞的特点，失去了活力，外来的冲击可以使其重新焕发青春。所以，我觉得从历史演变的态势上来看，在许多方面，“内”和“外”之间是一种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而且彼此的边界是动态和发展的。

现在我们讲中国历史，“中国”的地理边界应如何把握？那么讲到历史上的外蒙古、越南、琉球这些地方时，应该怎么讲？汉朝时越南曾是中原王朝管辖之下的“交趾郡”，明朝时期撤出了越南。我们现在讲中国历史，为了不与邻国产生矛盾，只能限定在目前国际承认边界内的960万平方公里，这是今天的中国。但在历史上，不同朝代的行政管辖边界、军队驻扎的边界、财政收税的边界、文化影响力达到的边界与今天的国界并不重合，有时在这960万平方公里之内，有时在之外。所以，我们今天讨论历史中国的“内”与“外”，就必然面临一个中国历史传统的、今天国际法承认的、现代概念的话语体系之间的矛盾，在它们之间必然有许多张力和矛盾，也很困扰学者们的头脑。

（摘编自马戎《中华文明的“内”与“外”》）

《庄子·天道》篇中的一则寓言非常具有启发性。舜问尧如何治理百姓，尧回答说，自己不慢待孤苦伶仃的人，不放弃贫穷的人，悲悯死者，喜爱小孩，同情妇人。舜说：“美则美矣，而未大也。”尧问原因，舜说，真正的治政应该像四时运行有序，像昼夜交替有常。舜肯定尧的美政，但又声称“美则美矣，而未大也”，从而将有限之美引向无限，以无限为参照系不断超越各种具体之美的局限性。这种思路，在《庄子》和《红楼梦》中都有所体现。

《庄子》强调“合内外之道”，把内圣(立德明道)与外王(应物而不穷)结合起来，主动超越具体之美的局限性，促成美的无限生成。不过，《红楼梦》中没有一个单独的人物形象能够把内圣与外王结合起来，承载“合内外之道”的高妙境界。这种境界是在整体象征世界中体现出来的。

《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命名即使不是有意为之，也很有可能是对道家“美则美矣，而未大也”之大观视域深切体会的一种无意流露；“茫茫大士”“渺渺真人”贯穿全书始终，可理解为以时空之无限突破拘于虚、笃于时的遮蔽；甄士隐、宝黛等人对功名富贵的疏离，可视为对束于教、囿于物、拘于俗的超越。

《葬花词》当然不能深刻体现哲人之思，却以诗性智慧描述了一种极为大观的视域：诗中的花不是园林之花，甚至不是大自然中的花，而是向无限飘飞的花——“花谢花飞花满天”“随花飞到天尽头”；宝玉听闻《葬花词》后有了深刻的生命体验，也是因为这篇作品引发了宝玉“逃大造、出尘网”的大观视域。

《红楼梦》艺术世界的时空建构耐人寻味。虽说主体部分仍是描述特定时期、特定空间中的故事，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的说法便颇有达变中知常的意味。开头女娲炼石的神话传说与“又向荒唐演大荒”的叙事结构将特定时期放置在“古往”与“今后”之中，向前通向无限，向后也通向无限。另外，贾府、朝廷、宅院、庄园、乡村、庙观等特定空间被放置在“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之中，由封闭空间变成向无限敞开的空间。小说结尾写宝玉拜别贾政，将这种向无限敞开的空间意识写得极有诗意：“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背景中，一袭“大红猩猩毡的斗篷”渐行渐远，走向远方，走向无限。这样富有象征意味的时空建构使得《红楼梦》具有其他古典小说难以企及的大观视域，让读者体认到具体、有限之美“美则美矣，而未大也”，从而不对具体、有限之美产生依赖感，而是得以唤醒人的超越精神，促成美的无限生成。

如果说《三国演义》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特定历史时期英雄人物的具体之美，《水浒传》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江湖世界英雄人物的具体之美，《金瓶梅》通过“极写人情世态之歧”呼唤人性之美，《儒林外史》通过“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寄托人格之美，它们都对具体之美表现出依恋与执着，那《红楼梦》虽然也对具体之美表现出由衷的欣赏之情，却少了执念与依赖。

在“无限”的参照之下，曾经的具体之美如梦似幻，不可永久依恃。人的心灵被净化，妄念被消除，不会陷入具体之美的局限性中不能自拔。在“无立足境”的情况下，也就不会驻足不前，而是随道运化，不断创造新美。

(摘编自王冉冉《怎样品赏<庄子>和<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