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文论研究在“回头看”过程中温故知新，不断更新文艺研究眼光，新眼光又使得中国文学与艺术自身的新事实被看见。其中最显著的是文学边界的扩大、文学功能的再发现。譬如，一些学者通过多年个案与专题研究，发现中国文学的“文体”极为丰富多样，“文体”正是中国古典文学区别于西方文学的重大民族特色。古往今来，中国文艺家以丰富的文体实践不断丰富经验与美感的表达，中国文学的“天光云影”原来大都可以从文体角度悟得其中三昧。这就大大改写了五四时期西方文学观念主导的以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四分法所限定的文学认知图式，从而大大扩展了文学边界，使得完全不同于五四书写的中国文学史成为可能。

另外，不同于西方文学对虚构性的强调，在中国文学中，非虚构文学占据尤为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无论是诗人生平与作品关系研究，还是诗与历史事件、诗与日常经验研究的大量新事实，都已充分证明这一点。长期以来，正是在这一诗歌文学传统基础上，建立了特有的中国文学理论与观念。“诗言志”“兴观群怨”“赋比兴”“修辞立其诚”“诗史”“经典”等，都是非虚构的文学理论与观念。在以诗文为主流的中国古代文学中，文学写作乃是写亲身闻见、亲身经历的现实世界情景及由此而来的真情实感，不同于现代以来以“积极虚构”为主流的文学观念。非虚构与虚构同时存在，延伸文学边界，扩展文学功能，使得文学不仅是少数人秀异的语文游戏与奇妙幻想，而且跟普通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可谓一草一木总关情。

中国文论是否具有强大解释力和生命力，还要看它能否有效阐释当今文艺实践。看历史要看大势，从大的方面来说，当今时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中国文论的文化自觉和整个国家的文化战略是相通的，“国身通一”的士人理念、“家国兴衰”的志士情怀，正是千年中国文论主流，即严羽所谓盛唐诗为“第一义”以及王国维所谓“屈子文学之精神”。说到底，“文以载道”的“道”既是客观历史大趋势，也是这个大趋势内化为士人身心的担当（即王夫之所谓“践身心之则”）。中国文论也有“功夫在诗外”的一整套论述，即一个相反相成的悖论：有时候，只有从文学外部、文学周边来看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性”。从文艺创作主体来说是自觉的文化意识，从大众来说则是百姓日用而不觉，中国文史智慧、人文关怀与道德传统仍然在今天文学活动中起作用。正如起点中文网创始人吴文辉所说，当代最有活力、最有影响力的网络小说，无论怎样新变，还是跳不出中华传统伦理和传统价值观。因而，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论核心价值仍然与当代审美经验和文化实践发生直接关联，并对当代文学创作发挥重要影响。

（摘编自胡晓明《强化中国文论阐释力》）

材料一：

思维导图，英文是The Mind Map，又叫心智导图，是表达发散性思维的有效图形思维工具，它简单却又很有效，是一种实用性的思维工具。

思维导图运用图文并重的技巧，把各级主题的关系用相互隶属与相关的层级图表现出来，使主题关键词与图像、颜色等建立记忆链接。思维导图充分运用左右脑的机能，利用记忆、阅读、思维的规律，协助人们在科学与艺术、逻辑与想象之间平衡发展，从而开启人类大脑的无限潜能。思维导图因此具有人类思维的强大功能。

思维导图是一种将思维形象化的方法。我们知道发散性思维是人类大脑的自然思考方式，每一种进入大脑的资料，不论是感觉、记忆或是想法——包括文字、数字、符码、香气、食物、线条、颜色、意象、节奏、音符等，都可以成为一个思考中心，并由此中心向外发散出成千上万的关节点，每一个关节点代表与中心主题的一个连结，而每一个连结又可以成为另一个中心主题，再向外发散出成千上万的关节点，呈现出放射性立体结构，而这些关节的连结可以视为你的记忆，就如同大脑中的神经元一样互相连接，也就是你的个人数据库。

材料二：

思维导图利用图像、分支和关键词等元素，充分调动全脑来记录和表达思想，它有四大原理，分别是图像原理、发散原理、收敛原理和主动原理，它有四大要素，分别是图像、颜色、线条和关键词。

思维导图的结构也很简单，主要结构是中心图、主干和分支，除了中心图、主干和分支之外，还有关键词和小图像。

中心图占据了思维导图的中心，是将思维导图的主题以一幅大的图像或者“图像＋文字”的形式表示出来；主干也叫思维导图的一级分支，它与思维导图的中心图相连，是信息组织的主要几个大的方面；一级分支下面又有二级分支，是每一个大方面下的几个小方面。逻辑层次非常清晰。主干和分支以线条的形式表现，关键词写在线条上，简洁明了。

关键词和分支旁边可以画一些小图像，加以颜色等，就可以更好地刺激大脑，印象更加深刻。

材料三：

从系统思维的要求来看。思维导图并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工具。主要原因是：思维导图表面上看是一张放射性的大网，但如果把枝叶都垂下来，就会发现这只不过是一个树形结构。而现实中的系统绝不会都只是树形结构这么简单，系统的结构是非常多样的，并且有的复杂系统很可能是多种基本结构的组合，会非常复杂。所以，如果凡事都用思维导图，那么我们其实是曲解和简化了原本的系统。

不少人把思维导图既当作自己思考某个问题的起点，又当成了终点。当把一张思维导图画完时，就以为已经大功告成、万事大吉。思维导图的流行使很多人误以为系统分析就是这样一个简单、可控的过程，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给剖析清楚。它使人们忽视了系统的复杂性，低估了系统思维的艰巨程度，从而逐渐形成一种浅尝辄止的思维习惯。

所以对待思维导图正确的做法是：适度地使用它，把它作为思维工具之一，而不是全部。以问题的本质、本原为起点和终点进行思考，思维可视化的形式应依不同问题的性质而自由变化和创造，不必拘泥于思维导图的结构和风格。

殷商末年，周武王继位后四年，得知商纣王的商军主力远征东夷，朝歌空虚，即率兵伐商。当时，周武王率本部及八个方国部落军队，进至牧野。纣王惊闻周军来袭，调动少量的防卫兵士和大量奴隶，开赴牧野迎战。以数量而论，商军的兵力超过了周军，但由于匆忙结阵，士气低落，加上奴隶们阵前倒戈，最后招致惨败。对此，《尚书·武成》篇记载：“受（纣王）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

生活于战国中后期的孟子，披览至此，大不以为然，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这里的“书”特指《尚书》，亦即《书经》。《武成》是其中的一篇。孟子认为，《尚书》中的记载未可尽信，并举出了具体实例。这一论断得到了后世学者的认同。宋代理学家张载、朱熹等，还就此做了进一步的引申与发挥，强调读书要“有疑”，且在“无疑处有疑”，要“濯去旧见以求新意”。道理就在于，怀疑方能开启觉悟之门。

《公羊传》中有所谓“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说法，其实，成文的历史，又有哪一种不是间接的传闻呢？那类“生无旁证，死无对证”的事，所在多有。何况“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东汉王充《论衡·艺增》篇，对此做进一步的阐述，专门揭橥了古代一些典籍增溢其事以致失实的现象。他说，《尚书》中赞美帝尧的德政，说是“协和万国”，实际上，当时，“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尽于三千之中矣”，说是“万国”，“褒增过实”了。他还举出《尚书·武成》篇：“武王伐纣，血流漂杵”“助战者多，故至流血如此”。“案：武王伐纣于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干燥。兵顿血流，辄燥入土，安得杵浮？”再者，“周殷士卒，皆赍干粮，无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

这种种陈述与批驳，都至为确凿。古时是这样，那么近世呢？王充接着又列举了汉代言过其实的事例：郎中贵光上书光武帝，言汉文帝“时居明光宫，天下断狱三人”，以颂美文帝。光武帝当即予以驳斥：文帝并不居住明光宫，断狱也不是三个人，正式澄清了事实。为此，王充慨叹道：“汉为今世，增溢功美，犹过其实，况上古帝王久远，贤人从后褒述，失实离本，独已多矣。”

当然，这里还有一层复杂的关系。如果把包括《诗经》在内的经书都看作史书的话，那么，对其所记失实予以切责，当然没的可说；但《诗经》本身又是文学作品，如果句句都去这样要求，就有些失之过苛，甚至是“刻舟求剑”了。比如，《诗》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王充加以批驳，说其声高远，可以，“言其闻于天，增之也”，“人无在天上者，何以知其闻于天上也”？这就未免吹求过苛了。看来，学术研究应该合理区别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不可一概而论。

（选自王充闾《国粹人文传承书》，有删节）

经典阅读有全然不同于“浅阅读”的特点。它有对普遍性和本原特征的热切关注，能助人了解世界，观照自我，因此提供给人的是切切实实的精神养料。

所谓了解世界，是说借由经典提供的经验，人们能找到世界的原始图景，从而认清未来发展无穷。相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也发生过类似的感慨——这个世界是如此之美，但人看到的是如此之少。仅仅是因为没时间、没精力吗？其实，主要是因为个体常受种种困扰的限制，未能获得了解世界的能力与方法。而经典阅读能让自感处处受限的我们在身心解放中拓展视野，所以，这个活动会被称为“心灵的探险”与“灵魂的壮游”。或以为，生活是最好的导师，这话自然不错，但对于经典阅读，我们想说的是，生活并不必然就比虚构具有更多的真实，世界也并不必然就比人的心智创造更能象征存在的本质，而由媒体构建出的生活世界，有时更只是表象，它的肤泛和破碎，根本不足以映像真实的世界。如果没有经典思想的烛照与指引，它们完全有可能被表现得毫无真实感，更遑论深邃。由此，透过现象，直抵本质，在不出离历史细节和人性真实的同时，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任务也就无从完成。

所谓观照自我，是说人生有限，决定了人有使命要完成，不但对自己和家人，还有对国家和社会。而要做到这些，了解自己非常重要。但实际情形是，人恰恰最难自知，故“自知者明”与“认识你自己”，会成为横亘在东西方所有人面前的千古难题。而经典阅读在很大程度上恰恰能助人了解自己，因为它致力于一切真假和善恶的剔析，对集天使魔鬼于一身的人性原态更有深刻的追索，这些都能让人从中发现一个真实的自己，从而疏浚心源，检点小我，唤出自觉意识，养成反省习惯，然后从心底生出广大的社会关怀，乃至以天下为己任的高上的担当。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罗曼·罗兰说，“从来没有人为读书而读书，只有在书中读自己，在书中发现自己或检查自己”，普鲁斯特所谓“阅读过程是一交流的过程，是一次与不在场或已死去的当事人的心灵对话”，也是强调通过人书对话真正认识自己。

而“浅阅读”显然不能达成这个目的。即使“浅阅读”中的“励志阅读”，意义看似很正面，但集矢于职场小说或名人传记，眼下从成人到孩子，纷纷追捧这类书为经典，注意的多是外在的物质成功，譬如事业（主要表现为金钱的获取）、婚姻（主要表现为金童玉女式的梦幻结合），而非内在的精神成长；且主角多是位尊而多金的工商巨子、明星大腕，这样的情感太廉价通俗了。它只让人看浪漫的童话，而忽视在汗水中欢呼收割的普通人的成功才更具说服力，更忽视意志品德与抗挫折力的养成对人性成长才最有意义，必不能像埃及作家阿巴斯·阿卡德说的那样，给人“比一个人的生命更多的生命”，或“从生命的深处增加生命”，相反，与叔本华说的“滥读”倒眉目相似。为防止“滥读”而导致杰出头脑离开思想，叔本华要人不论何时何地，都不要贸然去读那些正在爆红的大众书，不管是政治、宗教的小册子，还是诗集和小说，用他峻刻的话说，“凡为傻瓜写作的人，总会有一大群读者。请不要浪费时间去读这些东西”。他呼吁人把时间花在阅读“具有伟大心灵的作者的作品上”，他的意思是，“那些作者超越众人，他们的声音值得你去倾听。

（节选自汪涌豪《经典阅读的当下意义》，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