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思维·创作

铁 舞

神话是什么？通常我们是这样认识的，神话就是原始时期，人们不自觉地把自然力形象化、拟人化而形成的幻想神奇的故事和传说。它是人类早期生产力低下的产物，其中有初民的理想追求，富有积极进取的浪漫主义精神。教科书上也这样说的。这从发生学上说无可争辩，但没有从思维本体考虑，它在各种思维中占据何种位置。说它是最高级别的思维，也许有人不赞成。我们必须垂直看。一个先民考虑的是如何打猎，获取生活用品。另一个先民考虑，天怎么会下雨刮风，天上有没有神？你说哪个思维层次高，显然是后者。要不然，神话怎么会是宗教的萌芽、美术的由起、小说的渊源呢？我国的《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保存了多少的神话材料啊，这都是古人高级思维的结果。至于那些传说，尽管属于集体口头创作的叙事文学，也有相当部分由神话演变而来。

神话思维的根本特征就是超越现实，这种在原始时期不自觉地把自然力形象化、拟人化而形成的幻想神奇的故事和传说，随着人们对现实社会有越来越清醒的认识，从而降低了一开始就有的最高层面的追问，不再有飞天、追日那样的故事，而热衷于志怪了，这类小说，盛行于魏晋南北朝，千百年来流传不绝。可以说它们是神话世俗化的表现，是神话思维的末梢，若给神话思维分上中下三品的话，它属于下品，最高级的神话思维还是在先人那里。人类童年对宇宙秘密的追问至今仍未被我们超越，这也正是我们今天重提神话思维的意义所在。

我们今天研究神话，不仅仅是讨论神话的源头和神话的内容，重要的是要讨论它的思维方式，看看这种思维方式于今人还有没有用。首先要看到神话的思维层次不是低级别的，前面已稍作解说，在此我们再做一些深入探讨。我们不妨为先人初民的思维层次立一个数轴，第一层考虑的是生存，上一层考虑的是怎样更好地组织部落问题，再上一层可能是家族的繁衍，更大范围的联姻等，这样一层层的上去，最高层就是终极问题了，究天问地，大自然怎么会是这样的，怎么会有风雨雷电，天有多大，地有多广，人的命运由什么决定的，由现实进入虚拟，人的想象力充分打开，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层次。这是一根竖的数轴，在这根竖的数轴底部再画一条横的数轴，在这条数轴上标上历史年代。我们就会发现人类社会越朝前发展，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科技的发达，人们越看清现实，现实思维越来越发达，想象的事物越来越清晰，已经无所谓神话了，因而神话思维越来越萎缩，或者说越来越世俗化，尽管其思维方式还存在，但不再是一开始的那种终极性质的。即使这样神话思维依然处在最高层的，这仅仅是由它一开始处于它的超越现实的终极性质决定的，事实上人们更多地考虑现实问题。从理论上讲，每个时代，都应该有它超越时代现实的思维追求，只是正如赵汀阳在他的《坏世界研究》里所说的，“世界首先是个坏世界，而人们幻想好世界。人们通过政治去研究坏世界，而通过道德想象好世界。古代人看重理想，所以把政治学看作理学的一部分，现代人认清现实，因此政治哲学成为了第一哲学。”这种情况下，神话思维几乎派不上用处了。如果说还有的话，那就衍化成志怪一类的，也是专指现实的，再没有向上叩问的动力了。然而这也许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表现得比较广泛；其实，人类对其童年时的那种追问一直没有停止过，神话思维主要被科学思维所代替，牛顿的万有引力，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霍金的时间简史，等等，都是对大宇宙终极追问的表现。

这么说，神话思维在今天已经无所作为了？也不是。其实类似志怪类的神话思维末梢在现代文学作品中还有些蛛丝马迹，如莫言的《蛙》《生死疲劳》即是；不过在网络小说《鬼吹灯》那样的玄幻小说里还是大量存在的。而流传在民间的大部分神话都反映了人们的美好愿望，这些神话的内容今天如何发掘？其精神如何体现在叩问未来未知世界的文学作品里，这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面对未来的海平面的上涨，未来的机器人时代，我们的文学“创客”该有何作为呢？正如格林小说揭示的，通往善的道路并不真实存在，通往或多或少的邪恶的道路倒有千条万条，因此，今天关注人性的边缘，关注人类未来的命运，乃至拯救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像莫言《生死疲劳》这种借助旧神话思维——生死轮回讲故事的小说，如果能借助人类基因遗传的知识，而产生一种全新的神话思维方式，一定会写得别开生面，令人喜欢。可以说，这方面的想象力我们的作家还远未打开。

（节选自《解放日报》，有删节）

天人之学是贯穿中华文化数千年发展史的主线之一。在很长时间里，一提到天人关系，人们就会想起“天人合一”，认为它是最恰当的表述。这个看法值得商榷。“天人合一”出自西汉时期董仲舒的著作《春秋繁露》：“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按其思想体系，这种提法其实是“天人感应”论的一种表述，认为天、人之间存在一种神秘的联系，天主宰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动天，这明显带有天命决定论的色彩。

我国古代思想家对“天”的认识，大概始于夏、商时期。从西周时起，“天”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天命、天神，一种是自然界的天体。以《周易》的经文为例，其中有些对“天”的理解是指自然的天体、天象，但多数是关于天命、天神的记载。至于西周时的重要政治文献《尚书》，其中“天命”一词比比皆是。这种状况到春秋时期才发生变化，出现了重人事而轻天道的观点。

思想上的这种变化，首先见于兵家著作。齐国军事家孙武在《孙子兵法》中首次提出天时、地利、人和的理念。他说的“天时”，指阴阳、寒暑四时等自然现象；“地利”指路途远近、面积大小、形势险易、环境利弊等方面；“人和”指得民心、得民力、上下同心同德。《孙子兵法》认为，军事家运用好这三个方面，才能取得战争胜利。战国中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认为，天时、地利与人和这三者缺一不可，而人和最为重要。我国古代重人事轻天道的理论于战争实践，同时又能提升到理论的高度予以总结，因此不是思想家们空想的产物。

孟子之后的大儒荀子提出的天人之学则认为，在天人合一之前先要有天人相分的观点，这和天命决定论大异其趣，将古代的天人之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荀子本着孔子的思路，寻求“和”而否定“同”。“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建立在事物相互区别的基础上；而“同”是排除矛盾的一致，是没有生命力的单一。荀子探讨天人之学的名篇《天论》，把这个道理阐发得深刻而清晰。他认为人在自然面前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他又说，“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如果看不到人的作用，只是祈求天的恩赐，就和天人关系的真实情况想背离。基于上述分析，荀子认为：“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意思是说，只有深刻认识了天人之分的内涵，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强调人的地位与作用，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色。中华文化以人为核心进行探索，才产生了天人之学、变易之学、为人之学、会通之学，构建了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在这方面，荀子关于天人既相分又相合的理论，在中华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东汉的王充、唐代的刘禹锡和柳宗元等都在这个重大课题上作出了贡献。历史上的宋、元、明、清时期，由于本土和外域文化的交流、交锋、交融，产生了新的思想课题，但天人之学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失去它的光泽，只是变换了形式。

（摘编自张岂之《从天人之学看中华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