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

20世纪20年代美孚公司在中国没有找到石油，再加上“海相生油”而“陆相贫油”在30年代被一些人奉为石油地质的法则，中国由此戴上了“贫油”的帽子。但是，黄汲清和另外一些地质学家并没有被这一“法则”所束缚。

黄汲清担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祖国急需各类战略物资，为祖国寻找石油便成了他和同仁们魂牵梦萦的理想。他既是运筹帷幄的少帅，又是脚踏实地冲锋在前的战士。1937年，中央地质调查所与顾维钧的“中国煤油勘探公司”合作组成西北石油考察队，黄汲清选派了孙健初与两位美国专家，结果发现了玉门油田——中国第一个工业油田。1938年，黄汲清带领所里的青年地质学家陈秉范调查四川隆昌圣灯山的地质构造，他亲自布置钻孔，发现了我国的第一个工业气田——圣灯山天然气田。就在同一年，他又率队在大渡河边铜街子的茅口灰岩中发现了天然气苗，纠正了德国学者认为四川天然气来自上二叠统煤系、经济价值很小的错误。1938至1941年，他率领一批青年地质学家在四川威远地区进行了1∶10 000地质填图和石油天然气调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威远大气田的发现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初步的胜利鼓舞了胸怀石油大志的黄汲清，他毅然卸下行政职务，投身到西北的石油考察中。1941年夏，黄汲清率领甘肃探油队踏上了河西走廊石油考察的征途。他们沿河西走廊西行，一路考察了沿线的地质。他们对玉门油田及周边地区做了详细调查，并向南进入了高耸入云的祁连山，向北进入龙首山做穿插考察。这次重要的地质实践，为以后“陆相生油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初步的地质基础。

1942年11月，黄汲清率一批精英组成石油地质调查队奔赴新疆，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组成自己的科学考察队对我国西部边陲进行的科学考察。考察队在天山南北的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进行了为时半年的广泛而深入的地质调查，了解到天山北山麓带的油苗，有许多是源自侏罗纪的生油岩，如独山子的石油，这些生油层都属于陆相沉积。1943年他们完成了著名的《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在报告中，黄汲清展现了其卓越的科学洞察力，他确定“这里有圈闭很好的构造，以及能够大规模生产的油田”。他科学地预见：“虽然我们无意夸大新疆油田的远景，但是将来在天山山麓带和前山带及其他有利地区，很可能发现与独山子油田同样大小，甚至更大的油田。”根据以上研究结果，结合1941年玉门、河西走廊的调查结果，黄汲清在报告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型盆地的生油层是多期的，而沉积性质往往是陆相的，从而提出了著名的“陆相生油论”和“多期多层生储油论”两个学说。黄汲清说：“‘陆相生油论’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实际上关系重大。如果准噶尔盆地和酒泉盆地，即中国西部的陆相盆地，可以形成有经济价值的油田，那么中国东部的陆相盆地也可以形成同样的油田。”

黄汲清理论上的优势立即在圈定石油普查区域上体现了出来。1954年黄汲清等人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陆相生油理论”，编制了中国第一张系统而全面的油气远景预测图——《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布图》，圈定含油远景地区125万平方公里。1955年2月，我国召开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作为技术总负责，黄汲清积极组织中青年地质学家全面研究已有的地质资料，分析对比各主要沉积盆地和沉积区的油气因素，成功优选了五大盆地，亲自布置石油普查。到1957年3月，在地质部石油普查专业会议上，黄汲清展示了一幅更为精准的1∶300万的《中国含油远景分区图》，并做了《我国含油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的报告，用醒目的橘黄色把松辽、华北、四川、鄂尔多斯四大盆地标示为重点远景区。他坚信多年实践得出的“陆相生油理论”，坚持实施松辽平原油气勘探。后来，大庆等地大规模储油构造的相继发现，充分显示了黄汲清先生的远见卓识。

从玉门到大庆，中国石油大发现雄辩地展示了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完美的科学过程。黄汲清有幸成为这个全过程的奠基人、领导者和实践者之一。

(摘编自何民《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等)

性情中人白求恩的一生

王伟

孩提时的白求恩喜欢生物，追求科学探索，中学毕业后即考入多伦多大学。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年轻的白求恩当过餐厅服务员、消防员、报社记者、伐木工人、小学教师、轮船上的锅炉工和礼拜天学校的教师。

1926年夏天，白求恩不幸染上了肺结核。当时他听到有一种“人工气胸”的方法有可能治好肺结核，这是一种把气打入病肺空洞的危险手术，在治疗上存在着相当的危险，但他立即要求医生给他做手术。富于冒险精神的白求恩，此番与死神赌了一把，结果他幸运地赢了，而且因此掌握了运用“人工气胸”治疗肺结核的技术，当时全世界懂得这种技术的专家只有十三位。

1928年初，白求恩回到了加拿大蒙特利尔，成为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加拿大胸外科开拓者爱德华·阿奇博尔德医生的第一助手，其间他发明和改进了十二种医疗手术器械，还发表了十四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他的创见和学术成果得到业内同行的公认和尊敬。

不久后，白求恩接受了新的职位，在魁北克省的圣心医院担任胸外科主任。此时他已是美洲胸外科医生协会的五人执委之一，这是白求恩在学术上最鼎盛的时候。

说句公道话，白求恩是个具有相当情趣的人。他不但是医生，还是作家、画家。在中国期间，他还创作小说。他喜欢旅游，他是个懂得感情的人。他曾信誓旦旦地对妻子弗朗西丝许诺过：“我一生不可以给你富贵荣华，但我一定不可以让你这一生过得贫乏无味。”

什么是白求恩所认为的“不贫乏无味”呢？是冒险，是满世界跑，是为贫苦人争权利——这就是白求恩的性格，也是弗朗西丝无法理解和难以接受的。相信这才是他与弗朗西丝这段两起两落的情感最终落幕的根本原因。加上白求恩是个很主观武断、脾气也相当大的人，譬如说，在中国，当他听到有人要“照顾”他留在后方延安时，他曾气愤地将圈椅从窗户扔出屋外，这足以显示他性格的独特性。白求恩为了能到前线去做手术，甚至将自己化装成一个普通老百姓。他唯一所忽略的，是他的大鼻子和蓝眼睛，再怎么化装，也无法变成中国人。

白求恩来自草根阶层，他对平民百姓的医疗状况相当关注。在蒙特利尔，他领导着一个小组，专为穷人的孩子医病。20世纪30年代初，加拿大低收入阶层生活相当艰难，面对饥饿和贫穷，白求恩提出由国家负起公共医疗责任、建立一个为公民服务的健康保障体系的改革设想，这个设想应该就是今天加拿大的医疗体系模式。

1935年，白求恩因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有机会到苏联访问，这使他有机会看到苏联全民医疗体系的成功，这是他的梦想。他认为加拿大这样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国家，应该建立一个保障所有公民都能享受到必需的医疗服务的系统，也正是这个原因，他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

1936年，西班牙法西斯在德、意支持下进攻共和国政权，白求恩参加医疗队前往马德里，他在那里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流动输血站。从西班牙回来后，他在加拿大各大城市讲演募捐，这时候他看到了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中国爆发全民抗战的消息鼓舞了他，他向美国共产党募集了五千美元，购买了一批珍贵的医疗器具，于1938年到达中国。

白求恩逝世于1939年11月12日，之前他在摩天岭抗日前线为伤员做手术时左手中指不幸受伤感染，到了11月10日，高烧达四十摄氏度的白求恩病情恶化。白求恩逝世时年仅四十九岁，与***所说的“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说法有些出入。

在红色革命的年代，白求恩是全中国人民仅有的几个偶像之一，《纪念白求恩》被作为“老三篇”之一而成为天天读的范文。如今俱往矣，当我们历尽沧桑站在白求恩故居前，我们宁愿相信白求恩是人，而不是神。

（节选自2014年《老年世界》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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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亨利·诺尔曼·白求恩，医学博士，加拿大医师、医疗创新者、人道主义者。他的胸外科医术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医学界享有盛名。白求恩1938年3月31日，率领一支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中国延安，***亲切接见了白求恩一行。

②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