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基本价值，融汇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艺术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孟子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永嘉学派的叶适说：“是故天诚覆而地诚载，惟人亦然，如是而生，如是而死。”王夫之说：“诚与道，异名而同实者也。”在一些哲学家和思想家那里，诚已经具有了自然规律的意义，甚至被幻化为化生万物的精神实体。我们今天进行诚信文化建设，要善于面对和运用传统文化这个巨大的价值资源和历史现实。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是儒家的社会伦理文化，但它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诚”是这个文化体系的一个核心价值，具有轴心性。《礼记》中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具体地说，从社会价值论角度看，我们研究诚信文化建设应该重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个体价值主体性的涵育。“正心诚意”，诚信、真诚、诚实是个体人格育成的必备品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离不开诚的品质。诚是一种目的性价值，而不是工具性价值，是现代人格建设的构成性因素。诚即良知真心、赤子之心、天地良心。诚的反面是虚假和欺骗，主体责任的缺失和泯灭。朱熹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的本义是真，可以从真实、真诚和真理三个层面挖掘诚的价值意蕴。一个高尚、伟大和充满理想的人格一定是以真实、真诚和追求真理为基础和底色的。我们需要把“三真”熔铸到新时代新型人格的塑造中。

二是价值主体间的融通性。与传统社会的封闭、稳定、确定、连续不同，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开放、流动、变化、断裂和不确定的社会，我们正经历着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由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深刻转型，传统的诚信价值体系面临着深刻的挑战。当代诚信文化建设有助于主体间增进可交流性、可合作性、可识别性和可确证性。没有现代性的诚信体系，人格的稳定性、连续性、可预期性将不复存在，碎片、断裂、虚假的主体人格将使主体之间的交往和社会价值运行无法展开。

三是社会价值主体性重建。诚是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基本价值原则。科学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是必须以现代诚信体系建设为支撑。我们必须把传统文化中的“诚”提炼升华为现代文明中的诚信价值，使其融入现代法治体系、经济运行体系、社会治理体系和文化建设体系。有了完备的诚信体系建设，我们的社会才可能是一个安全、和谐、自由、公正、美好、幸福的社会。互联网、大数据、高级算法和各种智能管理系统为现代诚信体系建设提供了越来越强大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这是问题的一个积极方面。另一个应该警惕的方面是，诚信技术体系建设中个体价值主体性和完整性的保护，包括对个体人格价值的尊重、自由价值界限的守护、生命价值的看护和隐私等个人权利的保护。没有这个方面，现代文明社会中很多美好的事物将不复存在，我们将离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社会越来越远。

应该说，我们今天倡导和加强诚信文化建设不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优势。然而，反观现实，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人类的中国诚信文化建设也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传统遗失、现代性缺失和审美迷失的危险，我们需要以更大的参照系、更长远的目光、更深的理论层次、更宽广的胸怀，审视今天的现实，判断和选择未来的路径。

 (摘编自庞井君《新时代诚信文化建设的社会价值论意蕴》，《人民论坛》2018年3月）

材料一：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第二批1035所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以下简称“传承学校”），我市又有宁强县天津高级中学、南郑区城关小学、洋县青年路小学3所学校入选。至此，我市已有5所中小学获“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称号。

在全国中小学开展传承学校创建活动，旨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土壤，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引导青少年学生在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参与丰富多彩的美育活动的过程中，培育深厚的民族情感，增强文化自信。

第二批传承学校体现了三个特点。一是实现了31个省（区、市）全覆盖，实现了城区、镇区和乡村学校的全覆盖。二是传承项目种类丰富。各地各校依托当地人文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充分发掘传统文化资源，培育传承项目，形成“一校一品”“一校多品”。传承项目包括戏曲、书法（篆刻）、民族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民族民间音乐、民族民间舞蹈等多种类型，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占比近55%。三是凸显育人特质。传承学校以教育教学为基础，积极探索开发校本课程。以实践活动为载体，开展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体验活动。以师资队伍建设为支撑，采取专兼职教师结合，聘请社会艺术工作者、民间艺人、非遗传承人进校园开展传承项目教育教学活动。以辐射带动为拓展，既要带动周边学校，又要辐射社区文化建设。以成果展示为助推，营造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校园文化。

（摘自2018年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有删改）

材料二：

某杂志社进行了一次关于传统文化进校园的调查，部分调查结果如下：

图一

教师眼里导致活动开展困难的因素

图二

材料三：

2014年，教育部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有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然而，传统文化进校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轰轰烈烈的活动之后，不少学校发现，师资缺、涵养浅，碎片化、不系统，兴趣淡、重知识，课时紧、难安排，有活动、不持久，家校分、不整合……成为实践中几乎所有学校都要面对的问题。

弘扬传统文化，学校是最现场，课堂是主阵地，教师是基础。“教师本身的素养、人文价值，学术专业水平和教书育人的精神非常重要。仅从这三个方面来说，我们传统文化教育的师资仍很欠缺。”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袁济喜看来，教师数量不足、内涵不够使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难以展开。

“当前，传统文化进校园以一种嵌入式、掺沙子式的模式开展，是对现有教育体制的有益补充，应该充分肯定这种进步。”在袁济喜看来，当下主要是在现有课程体系中加入一些传统文化的元素等，要与现在的西式教育体系融合还需要一个过程。

（摘自2016年12月17日《中国教育报》，有删节）

材料四：

传统文化进校园更多的是一种熏陶和感染，学生的体会和感悟是最重要的，而学生精神层面要想有大收获，就需要结合文化进校园来总结反思。基础教育是普及教育，也是普惠性教育，校园文化要有活动设计方案，采纳师生中的“金点子”，扩大师生参与度。校园文化活动的目的不是比赛拿奖，少数特长生参加的活动虽然有“看点”，但受众面不广，要提供给更多学生锻炼成长的机会和平台。

从学理上而言，文化有“道”与“术”两个层面。“道”是理念，是文化的内核、本质；“术”是形式、方法。两者同属文化的一部分，而“道”承载的是价值观体系，关乎世道人心。抽去 “道”，文化将成为没有生命的空壳。两者孰轻孰重，毋庸赘言。

因此，传统文化进校园不是简单地开展一系列文体活动来“堆积”，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动层面，而要不断挖掘校园文体活动的思想内涵，入心入脑来内化。校园文化其实也是一种和谐文化，师生爱校如家，学生才能爱护校园花草树木，不浪费水电；师生爱校如家，才能生生互爱，尊师爱生。和谐校园的核心是师生关系的和谐。和谐一旦成为一种校园文化，就能激活教育的潜力，成为促进教育教学发展的正能量。

传统文化教育在中小学语文、历史教材中体现最多，如古诗词欣赏、历史典故等。对于传统文化教育存在的“弱势”问题，要整合现有教材，结合师生需求，进行板块式的专题教育，形成有学校特色的校本课程，真正实现课程育人。

当前，“互联网+”浪潮如火如荼，要充分利用网络优质资源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来弥补师资不足的“短板”。

（摘自2017年12月6日《中国教育报》，有删改）

环境外交是指作为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的国家,以双边的、多边的、区域性谈判、交涉和对话协商为主要外交手段,处理环境领域中国际关系的一切活动、制定有关行为规则以及采取环境治理阶段性达标的措施。环境外交的主体是环境外交活动的参与者和实施者。狭义上的环境外交是国家通过外交部门、环境保护部门等代表国家运用谈判、协商的方式以调整国际环境关系的各种对外活动,广义上的环境外交的主体是以国家为主,但却不仅限于国家,也可是地区性的或全球性的。作为学术研究中的环境外交概念,从一般意义上讲它是由环境外交主体、环境外交治理对象、环境外交运作方式三要素构成。

环境外交可划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环境外交的萌芽自发阶段。１９６６年,联合国大会以“人类环境问题”为议题展开了讨论,以此为标志的环境会议在外交关系层次上得到推进和发展。但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环境外交面比较窄,更多的是发达国家的重视与积极参与；重点对象主要是应急性的区域环境问题,也没有形成环境外交的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基本上是处于不成熟的自发阶段。

第二阶段是环境外交的蓬勃兴盛时期。１９７２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是全球环境外交的盛大集会,１１０多个国家的代表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参加了会议,真正意义的环境外交由此发端。这次会议第一次将环境问题列入全球政治议程。环境问题逐渐涉及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在政治上相当敏感。标志着环境问题的性质由传统的国内专业技术问题向国际关系的重大领域转型。这一阶段的环境外交开始初具规模,其不仅仅局限于一般性的讨论和制定原则性条文的范畴,重要的是开始进入具有实质性、定量化和目标化的制定与政策实施阶段。因此,这一时期的环境外交基本形成,展现了当代环境外交的特征和风貌。

第三阶段环境外交进入了成熟稳定发展时期。冷战结束后,战争的危险系数大为降低,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超越了传统安全议题走到了国际政治的前台,由边缘地带逐渐居于国际关系的核心地位。１９９２年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被公认为环境外交史上的里程碑,由此启动了“环境外交”的历史进程。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得到各国的普遍认同。作为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的国家,纷纷将环境外交明确列为国家外交战略的重要方面,并将全球环境问题列入各自重要的活动议程,置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２００７年以来,全球气候变化议题又成为大国外交博弈的关注焦点,它直接触及各国重大的政治经济、对外关系和环境利益问题。随着工业活动全面恢复,空气质量将很快再次恶化。清洁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必须取得平衡。气候变化问题持续升温,迅速成为世界主要大国关系的核心议题。因此,气候变化问题归根结底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难题,更是国际政治领域的重要问题。全球大国间和国家集团围绕环境问题进行的政治博弈,实质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模式之争。

(摘编自杨鲁慧《环境外交的起源发展及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