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僖：无私奉献的科学家楷模

徐僖，高分子材料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川大学教授，我国高分子材料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20世纪50年代初，徐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塑料工厂——重庆棓酸塑料厂和中国高等学校第一个塑料工学专业，所以被誉为“中国塑料之父”。

徐僖教授不仅严谨对待科学，为科学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更是对处在困境中的学子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酬劳和奖金资助贫困学子。徐僖教授无疑是一位无私奉献的科学家楷模。

在师从侯毓汾教授研究染料过程中，他产生了从川黔地区丰富的土特产五棓子中获得的3，4，5-三羟基苯甲酸制备五棓子塑料的想法。1947年5月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公费留学生，赴美国李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深造。学业告成后，他满怀对祖国的深情，经历种种艰难险阻回到了祖国。

1950年他在重庆大学化工系主持筹建了棓酸塑料研究小组，采用自己设计的设备和工艺流程，进行五棓子塑料研究，同时培养生产技术骨干。1953年5月3日重庆棓酸塑料厂正式投产，这是由我国工程技术人员自己设计、完全采用国产设备和原料，在西南建立的第一个塑料厂。经过8年的艰苦努力，徐僖先生用坚忍不拔的意志，实现了报效祖国的愿望，为创建我国塑料工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3年春，高教部授命徐僖先生在原四川化工学院筹建我国高等学校第一个塑料工学专业。1960年出版了我国高等工科院校第一本高分子教科书《高分子化学原理》，20世纪60年代初，他和同志们一起创办高分子材料系，1964年创建了国内第一个高分子研究所。在徐僖教授的带领下，经过半世纪的艰苦努力，四川大学建成了我国高分子材料领域第一个拥有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四位一体的科研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最近该基地又被纳入了国家985工程。半个世纪以来，这个基地为国家培养了上万名高分子材料专业人才，为我国高分子材料科学和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徐僖教授在国际交往中，十分重视维护祖国的尊严。他是国际聚合物加工学会（简称PPS）的国际代表。PPS是由美国、加拿大、德国等国在该领域的学术权威联合发起成立的全球学会。当时国际上一些人认为中国高分子水平不高，年会没有必要在中国召开；还有人指责中国穷，想靠办会赚钱。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感使徐僖教授毅然走上讲台，列举大量事实向代表们介绍了中国高分子科学迅速发展的状况；针对代表们提出的经费疑问做了详尽、合理的解答，消除了部分代表的误会。最后执委会通过决定，该会议仍按原计划在中国上海召开。

徐僖教授是一位正直的科学家，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求真求实、无私奉献。他一贯清廉自律，十分痛恨以权谋私。他身兼许多职务，几十年如一日不辞辛劳地为国家、为社会工作，但从不收取兼职工资。大量的兼职报酬都被他如数退还，有些不便退掉的就积存在他工作单位里，作为资助学生或捐献社会之用。

徐僖教授在年逾八自之时，依然辛勤地工作在科研教学工作第一线。他般切地关注着高分子材料科学事业和他所创建的高分子材料学科基地的发展。他依然全日工作，依然坚持求真、求实的严谨学风，工作强调高质量、高效率。很难想象，这么多年来他竟然是以一只眼、半边肺这样忘我地工作，夜以继日地为祖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默默奉献。他的格言是“人生的乐趣在于无私奉献”，他最大的心愿是“中国人能在世界上普遍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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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僖教授1921年出生于江苏南京，他自幼勤奋好学，从小同情贫穷苦难的人们。青少年时代，徐僖颠沛流离、辗转东西，祖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惨景给他心中留下深深的创伤，激发了他对祖国深沉的爱；南开中学“允公允能”和浙江大学“求是”的校训教育他无私无我，实事求是，为祖国鞠躬尽瘁。他立志献身科学事业，要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使祖国富强。

②在同事眼中，“工作是徐老最大的爱好”。繁重的工作使徐僖积劳成疾，他失去了一只眼睛，三分之二的肺被切除，但却一心扑在工作上，把工作视为生命。1980年5月，徐僖咯血不止，住院治疗，切除了左下肺。两个月后，他不顾医生劝阻，提前重返工作岗位。徐僖的儿子告诉记者，父亲春节期间还在处理工作信件，就在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准备到研究所去上班。

   任继愈：一部大书与一座图书馆（节选）

余 玮

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他没想到，在这里一呆便是20余年，直到1987年调至北京国家图书馆任馆长，且一辈子的研究主要与哲学挂勾。这位中国尚存不多的“国宝”级哲学大师还出任了社科院宗教所的名誉所长。

建国不久，任继愈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积极地献身到工作当中，在自己的领域中大展身手。1956年，他加入了***并成为了北大教授，他对此非常满意。没想到，在1957年一个有关哲学史定义的会议上，他的发言被一些专门打棍子的“学霸”批判为修正主义。当时，他并没有真正将此事放在心上，也没有想到无论对他还是对于整个民族来说，这只是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前兆或序幕。

接受采访时，任继愈说：“***对宗教问题始终是注意的，这一点我原来没有领会，和他交往几次，体会比较深。比如，我过去写过的一些有关佛教史研究的文章，***都看过。”1959年10月13日深夜，***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随即又问他，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继愈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又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指基督教）有没有人研究？任答，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又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答，师生加起来有500人。于是毛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于是，***评价任继愈是“凤毛麟角”。

1963年冬天，周恩来访问非洲14国前，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一些研究所，还成立了以廖承志为组长的“国际研究指导小组”。在这个报告上，***于1963年12月31日作了批示，说这个报告很好，但唯独没有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我们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刊物，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因为有了这个批示，任继愈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但不久“文革”开始，任继愈经过几番波折后被送往河南信阳干校接受“教育”。

在干校期间，任继愈显得十分“乖巧”，早上出去参加劳动，晚上回家睡觉，成天很少说话。任继愈为人十分和善，很少有人为难他，但由于在那里光线太暗与劳动过度，他的右眼患了严重的眼疾，左眼视力也受到损害。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旅程，经历得太多太多，他自己也懒得花时间去梳理那些点点滴滴的“不愉快”。医生嘱咐他为了保持目力，夜间不能看书和写字。

“文革”后，任继愈从河南回到了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逐渐恢复原有的建制。上世纪80年代，他重新提出了“儒教说”，并在他主持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儒教室。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思想界都公认“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挺身而出，试图打破这一观点。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他认为，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任继愈从各个方面论证了他的这个观点。从1980年《从儒家到儒教》，1982年的《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儒家个性与宗教共性》《儒教是人伦日用的神学》到1984年的《佛教向儒教靠拢》，1986年的《重视儒教的研究》再到1988年的《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他在学术著作上，详细地阐述了“儒教是宗教”的观点。他从儒教的发展与演变、个性与共性、历史与现实等各个方面，透辟地分析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宗教性特质。他在文章《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中写道：“儒教作为完整形态的宗教，应当从北宋算起，朱熹把它完善化。多年来人们习惯地称为理学或道学的这种体系，我称之为儒教。”同时他认为，宗教之所以是宗教，有它的本质部分和外壳部分，本质是信仰与追求，外壳是信奉对象、诵读经典的组织形式。儒家作为中国的传统宗教，其本质部分就是提倡禁欲、重“忠孝”、尊“三纲”，这既是宗教思想，也是政治思想，它比较适应大一统国家的生存要求。而其外壳部分则是，它信奉“天地君亲师”，这符合宗教外壳的组织形式。对于一个宗教的认定，重要的是信仰的本质，而不在于形式。

任继愈的“儒教就是宗教”的学说，在学术界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并由此引发了近20年的哲学大讨论。这个论点已经慢慢被人认同，而这种认同感，直接又与华人的自我文化价值认同紧密相连。

目前，在学界，公认任继愈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是：他认为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并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着我国社会各阶层。他力图把中国佛教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并认为，道教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决不下于佛教。在他的思想意识当中，始终认为思想文化的研究也要从国情出发，而“多民族统一大国”则永远是中国的国情。当然，他仍然坚信人类走到某一天，有可能便会进入“大同社会”。国家组织消亡，而宗教与哲学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