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复兴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而传承、创新和引领是中华文明复兴的要义。

复兴的前提是传承，但传承不等于复古。东西方文明兴衰的规律表明，文明复兴的过程必然是文明再造的过程，文明唯有再造，方可复兴。文明的再造是对传统文明扬弃更新的过程，既是对传统文明优秀成分的继承和升华，又须摆脱传统文明糟粕成分的禁锢和束缚。人类历史上，成功的文明复兴都是优化或革新传统文明而结出的甜美果实。中华文明的复兴也不例外。所谓“梦回唐朝”，为再现昔日荣光而回归强大的封建帝国，既不可能也不必要。

没有优秀文明传统的复现也不是复兴。一种文明的复兴不能变成对当下强势文明的简单模仿。舍弃自身文明的优秀传统，复制外来文明，只能让自己成为其他文明的附庸而丧失复兴的可能。虽然理论上很容易明白这个道理，但实践中却极易陷入这一泥潭而不自知。近代以来，面对西方的挑战，改良者不仅以西方文明为圭臬，而且卷入西方主导的思维模式中，不知不觉中消解了中国文明的主体性。一味以当下的优势文明作为模板追赶，而不加以批判性反思和超越，根本无法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因此，中华文明复兴也意味着挣脱西方文明的羁绊，重建中华文明自信。在新时代条件下，对西方文明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应有之义。

文明的复兴是复现与新兴的统一。二者相互依存，缺少任何一方都不能构成复兴。但相比之下，后者是文明复兴更为本质的方面。没有文明的自我创新，中华民族就不能浴火重生。中华文明的复兴，是以文明的创新作为基本内涵的。无论是对传统文明的再造，还是对西方文明的扬弃，指向的都是文明的创新，都是在传统文明和西方文明基础上建构新的文明。

中华文明复兴，不只是经济总量这种硬实力的复兴，也不只是硬实力加软实力的复兴，甚至也不只是文明名次跃居榜首，而更在于创造出较之现今主导文明更益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更为优越和高级的新型文明。只有牢固持守并切实践履这一核心理念，华夏文明在当代的复兴才是高标准的。反过来说，缺失这种核心取向的文明复兴只能是虚假的复兴。中华民族有能力也有条件超越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局限，构建更新的文明形态，展现出当代与未来中华文明博大的格局。

逐步创生新的文明后，积极为世界文明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新元素，对人类文明给予具有历史高度的引领，同样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应有之义。100年前，罗素曾说过：“如果中国在国力足以自卫时，放弃征服异族，把全副精力投入于科学与艺术，开创一种比现在更好的文明，那么，中国对世界尽了最恰当的义务，给了人类全新的希望。”这些话仍然给人启迪。走向复兴的中华文明不应局限于一时一处的得失，而应将自己的复兴同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使自我发展和人类进步相互促进。

（摘编自郭湛、刘志洪《中华文明复兴的核心取向》）

新媒体对传统文化传播的影响

李子嘉

较之于传统媒体传播，新媒体传播具有传播方式数字化、传播过程交互化、传播行为个性化、传播速度实时化（即时性）等特点。而新媒体所要传播的传统文化文本，因为其载体——文字——是静止的、呆板的，在传播中处于被动的地位；又因为传统文化文本的表现形式是和今日通行的简化字、白话文不一样的繁体字、文言文，因此便与受众产生了一定的隔膜和距离，种种因素加大了其自身传播的困难程度。传统文化文本这些先天因素使得它在传播中缺乏生机活力，正需要新媒体用自由、主动、灵活的传播形式去激活它。

新媒体对于增强传统文化传播力的积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媒体优化了传统文化的传播途径。传统文化文本的传播先后经历了口头传播阶段、文字传播阶段、电子传播阶段，到现在的新媒体网络传播阶段的发展。

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网络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的新媒体，融合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信息传播特点，形成了一种散布型网状传播结构，突破了传者与受众界限，增强了受众的参与性，给传统文化文本传播带来了更多的可能。

第二，新媒体优化了传统文化的传播模式。新媒体从时间和空间突破了原有的传播界限，在发展中与传统媒体融合，使得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优势互补。通过多种传播渠道的组合，传统文化资源的流通、开放与利用变得更为高效，传统文化能够以全覆盖、全时段的方式有效达到目标人群。这样就创造了一种新的传播路径和传播范式，极大提高了传统文化文本的传播效果。

第三，新媒体优化了传统文化的传播格局。麦克卢汉认为，快速发展的媒介使人们的交往方式及人的文化形态产生了重大变化。新媒体在传播文化的同时也不断创造出各种新的文化艺术形式，建立新的文化秩序，甚至有些我们熟知的文化经过媒介技术表现和重新包装后，也需要人们重新定义、审视、理解和接受它。如现在很多文化艺术表演中都通过运用虚拟影像、3D技术等高科技手段，创造出一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高度交融的氛围，形象生动且富有交互性的表现形式，使人们更容易理解并加深文化感知，文化传播更富有包容性和参与性。

（选自《中华文化论坛》（2015009期），有删改）

如今，一个尚未来得及收入《汉语大辞典》的新词儿——“自媒体”大热，由此产生一大批“自媒体人”。在中国古代，尽管没有自媒体一说，但以类似手段谋生的人并不鲜见。

在汉代，宫廷文学侍从官得到重视，朝廷往往向民间征招“笔杆子”，优秀的还给官当。贾谊、司马相如、扬雄、东方朔、枚皋、张衡、蔡邕这些汉代辞赋名家，当初都是这样的“笔杆子”。可是，古代既没有稿费制，更无广告分成一说，玩自媒体靠什么获取报酬？靠“打赏”。成语“一字千金”便因打赏而来。

首开打赏先河的是汉代，如汉代四川才子王褒便屡被打赏。《汉书·王褒传》载，王褒文章文采飞扬，汉宣帝刘询听说后，将他征召入京，常将他和张子侨俩人带在身边，“所幸宫馆，辄为歌颂”。但文章并不是白写的，汉宣帝会根据文章的质量进行打赏，即所谓“第其高下，以差赐帛”。

唐代时，现代很流行的稿费制已出现，在打赏外，自媒体人又多了一条创收渠道。

稿费在古代通称“润笔”。在唐朝，不少文人已能获得很高的润笔。如当时的文化名人韩愈、李邕等通过为人撰写碑文便可拿到巨额稿费。尤其是韩愈，他最擅长写墓志、碑文，高的话一篇碑文就能拿到“（黄）金数斤”，时人曾讥之为“谀基金”。看来，为了拿到巨额润笔，韩愈在志文中未少用阿谀奉承之词。其实．关于“谀墓受金”，韩愈并非第一人，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关于东汉文人蔡邕的记载中，由此可见，润笔早在汉代即已存在。

“写软文”被一些现代媒体人视为一种心照不宣的创收手段，殊不知古代文人早就开始玩这一套了，到明清时手法已颇老到。

所谓“软文”，就是根据对方需要而创作、发布的带有形象宣传、广告、美言性质的文章。古代最早最出名的一篇“软文”，是出自汉代才子司马相如之手的《长门赋》。司马相如本人也没有回避此事，他在序中如实交代：“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恩。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这就是后世文人津津乐道的“千金买赋”的故事。

古代文人创收的花样还有很多，除了传统的打赏、稿费，还可以直接“卖文”、代人“捉刀”、“卖版权”等。

（摘编自倪方六《古人如何玩“自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