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日前，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于文明表示，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讨论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这是首次在国家层面编制中医药发展规划，标志着中医药发展已列入国家发展战略。

毋庸讳言，多年以来中医药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和尴尬。首先，中医药是个有机的整体，中药质量是中医疗效的重要保障。药材不地道、药力达不到，中医疗效必然受影响。其次，中医药管理“令出多门”。现行的中医药管理体制中，各部门之间各自为政，管理监督难以到位。

眼下，中医药终于迎来了最好的发展契机，不仅有自下而上的举国期待，期待中医药能够一扫颓势，解民众看病之难，更有自上而下的国家扶持。有战略规划，有法律护航，可以说，中医药正走在正确的发展道路上。

（ 摘编自《人口导报》2016年2月29日）

材料二：

近百年来，中医的发展出现了危机。从历史环境中看，伴随着新文化运动，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到了猛烈的抨击，作为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中医药学也不可避免地遭到前所未有的批判。

从现实的情况看，离开了中国传统人文文化教育和传播，中医药执业人员单纯学习中医诊断、方剂、药性，终究难成为一代中医名家(即使一时出名，也后劲不足)。中药难以保持和发展地道药材与传统炮制方法，与中医药相关的产品、包括中医药文化产品也难以形成良好持久的市场氛围。离开文、史、哲等文化的滋养，中医理论也难以得到健康持续发展。现代中医院校完全按照西方科学模式进行构建，用所谓的现代科技来研究中医药。中医院校一版又一版的教材也变得越来越“现代化” ，语言表达也越来越“标准化”“客观化”，而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很多课程，也越来越被边缘化。

（摘编自《中国医药报》总第3187期）

材料三：

虽然近年来中医在海外的传播以及地位的提升，都有了较为明显的改观。但现实状况远比数据呈现的要复杂、微妙得多。

与隋唐、两宋时期中医作为整体对外传播不一样，如今中医作为医疗手段在海外的存在，扛起大梁的仅仅是针灸。在很多西方人眼里，针灸几乎是中医的代名词。以现代西医的科学标准来衡量，中医理论属于“前科学”体系，这也是中医相对于西医弱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国际上，中医通行的表述是“传统中国医学”，这似乎无形中给中医贴上了与现代科学“对立”的标签。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中医学家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奖，被视为主流医学对中医的认可也显得不那么有底气。因为她所使用的化学合成手段完全是现代科学，与中医理论毫无关系。某种程度上说，中医理论作为“文化他者”的身份并没有改变。

（摘编自《走向海外，孤独的“文化他者”》）

乡土文化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寄托与信仰表达的文化母体。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乡土文化强调一种公共性和人伦性；在人与物的关系上，乡土文化则强调人与外界的和睦相处。因此，乡土文化是自有其存在价值的独立系统，它是乡村共同体内的一个“精神家园”，人们从这个镜像里可以看到自己本来的身影，并引发关于自身来自何方的遥远的回忆。正是在这种有着某种天人合一旨趣的文化生态之中，乡村表现出自然、淳朴而独到的文化品格。梁漱溟先生也曾强调，中国文化的根在乡村，“新中国的嫩芽必须从旧中国的老根乡村中长出来”，中国要复兴的前提是农民的精神要重建。所以说，乡村文化不仅是现代化乡村建设的灵魂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们在享受着现代生产方式带来的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却也陷入钢筋水泥和机械电子的重重包围之中，常常感到莫名的空虚和烦恼。于是，长期被拒斥为边缘的、非主流的生活模式和文化类型的乡村，逐渐成为生活在现代社会浮躁的氛围之中的人们排解矛盾和焦虑的“心灵家园”。不管是现代社会中的成功者还是失败者，都可以在此乡村宁诺的环境和古朴的文化中，获得抚慰疲惫心灵的机会。在现代消费文化体系中，乡村文化资源成了传统、原生态、原汁原味等意境的代名词。现代社会在提供乡村文体产品的价值转化机制的同时，也赋予了乡村文化资源新的价值评判体系。乡土文化“既可以表现出物质性的一面，也可以表现出符号性的一面”，并由此而获得多重的价值形式。此外，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对经济发展观的盲目推崇，导致了许多社会问题，如人们文化的贫困、道德素质的下降、精神生活的缺乏，等等，这使得这些国家开始重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开始寻找“失去的根”，试图重新挖掘传统文化之精髓，重建文化本土之内涵。在发展中面临人性的迷失即理性的缺失，同样已成为乡村丈化重建的核心问题。于是，一些有识人士开始用行动重建乡村的伦理、信任，以及生活方式，旨在再造理想乡土家园的各种新的“乡村实验”已不声不响地在进行，并开始显示出其重要的示范性与影响力。

不仅如此，历史也表明，两种异质文化交流时，往往容易出现“涵化”，即两个以上不同文化体系间由于持续接触和影响而造成的一方或双方发生的大规模的文化变迁，是一种文化从其他文化中获得对新的生活条件的适应过程，是在过程中的文化交流、传递和整合。而作为一个动态存在的文化实体，乡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遇，必须经历一个混杂冲突、此消彼长、相互渗透、相互学习、相互转化的状态，从长远看，乡土文化会随着它所依存的环境，包括自然与社会、人文生态环境的变迁，而在内驱力的作用下发生缓慢的变化，必然经历嬗变，最后重构融合了现代文化的新乡土文化。

（选编自胡映兰的《论乡土文化的变迁》）

民族传统手艺及其价值，正在被人们认识，其独特的技艺和工艺价值，也正在成为地方文化的象征而被人们关注。在许多地方，传统手艺正在成为一种人文资源，被用来建构全球一体化语境中的民族政治和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同时也被激活成当地文化和经济的新的建构方式。这无疑是一种文化的转型，也是一种生态学意义上的保护方法。民族传统手艺生态化保护所要思考的核心问题，是要想办法让其“活”在当下。

留住手艺，就是留住文化记忆。为了留住文化记忆,就要进行本真性传承。在当代语境中，传统手艺并非只是传统农耕文化遗留下来的“古俗”或“遗物”，它容纳了丰富的历史社会信息，表达了一方水土的集体情感和意志，具有情感交流与生活交际的价值。存活于乡土社区的传统手艺，其价值和意义是在乡土语境中生成和实现的。由于全球化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无论是其技艺传承还是生产规模，都不可逆转地在现代社会走向衰落。生态化保护的首要任务不在于其产品，而是要确保其核心技艺不再失传，它涉及技艺本身的传承与记录、传承人的保护和手艺生态语境的恢复三个方面。

留住手艺，只有本真性保护是不够的，赋予传统手艺以生命，让其“活”在当下，尚需很好地开发与利用。衍生性生产就是在充分尊重传统手艺形式、内涵和基本元素的前提下，通过题材的转换、内容的变化、功能的放大或用途的改变，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形式。仅就功能而言，既可从物用形态向精神形态衍生，也可从物用形态向文化形态衍生。如景德镇陶瓷工艺的现代转型衍生出的美术陶瓷，使现代景德镇陶瓷发展出了对审美性、艺术性、文化性的追求。再如，传统的刺绣枕片、石雕木雕等非常实用的产品，已纷纷被移植到显示古老文明和民俗的装饰之中。从生态学角度看，这种衍生性生产不仅保护了传统手艺，而且还通过挖掘产品的文化内涵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增强了传统手艺“自我造血”的能力，赋予了手艺与时俱进的品格。

生态化保护还需让传统手艺创意性发展。文化生态论认为，文化传统只有在发展中才能真正得到有效的保护和传承。传统手艺的传承也需要创意性发展，它不是新与旧的简单更迭，而是传统智慧与当代生活的有机融合，需要更多汲取传统手艺的理念和经验，形成面向生活的应用和表达。传统手艺及其对物的循环再造、对生态自然的依存，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低碳、环保、循环经济的理念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在当代，一批有眼光的设计师走出工作室，走进田间地头，与传统手艺人有效合作，取得了可贵的创意。以此创意生活，不仅可以继承和延续传统，而且彰显了一种具有积极的时代性的生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