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作为综合艺术，吸收了多种其他艺术门类的优长和手段，融为一体，创造了在世界舞台上独树一帜的艺术。以武打为突出特征的武戏，堪称世界剧坛的一朵奇葩，集中而鲜明地体现着戏曲的中华美学特色和独具优势的艺术表现力。

武戏历史久远，文化积淀深厚。京剧形成初期，武戏依然保持着粗犷的古朴之风，注重勇猛、激烈的跌打翻扑，不太讲究造型、做戏。随着剧种的成熟、发展，经过几代艺术家特别是作为“武戏文唱”的引领者杨小楼的执着进取，在继承传统武打技术的基础上，一方面对技巧动作加以美化，增强舞蹈性，另一方面强调基本技术服从剧情和表演的需要，使技巧动作成为一种优美的舞姿和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段，并与唱、念、做结合运用，让武戏得到整体提升，留下许多具有精美观赏价值的经典之作。

武戏美在哪里？第一层次是“形式感知”。武戏以动作因素为主，演员把握自己的动作，按一定的节奏在时间和空间中延伸，通过强与弱、快与慢、刚与柔、动与静的变化，呈现流动和瞬间的美，加上开打、翻跌、下高、打出手等高难度惊险动作的穿插运用，带来的悬念和惊叹，显然更直观，更富于视觉的冲击力。这也是人们被京剧吸引往往从武戏开始，京剧走出国门必带武戏的重要原因。第二个层次是“同情与共感”。武戏流传至今的优秀剧目，内容大多数弘扬的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如保家卫国、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除暴安良、抱打不平的侠义精神，塑造了许多忠臣良将和民间英雄人物，传达的是正能量。即使是反面或性格复杂多面的角色，也能够通过细致入微的刻画，脸谱、神态、身段表演等鲜活地揭示其本来面目，于恶中见美，美中见恶，取得观众的审美认同。

美是难以被忘记的。京剧艺术博大精深，绚丽多姿，文戏、武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前些年武戏的势弱，出自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因除了大众娱乐日趋多元，流行文化的冲击，还有武戏演出对场地、环境的要求严于文戏，造成展示机会较少，多年来在大型演唱会中只能于开头、结尾烘托气氛，难以尽显完整风貌。内因则表现为传承、创新乏力，随着一代技艺精湛的老艺术家先后离去，舞台水准下滑，难以适应新、老观众的审美需求。

当前，武戏振兴迎来新的良好机遇。以传统为根脉，不仅指具体的戏与技巧，还有前辈艺术家积累的经验和启示。高盛麟先生曾对武戏演员提出“三要”：一要打好基础，意指基本功要规范、扎实、过硬，唱、念、做、打可以有所侧重，但不可偏废，才能真正体现武戏的整体美；二是演好人物，包括准确把握人物的个性，处理好技术与人物的关系，表演要有真实感，脱离生活和人物的技巧堆积再多，也无美可言；三要跟上时代，了解时代和观众的审美取向，对武戏有所创新，有所丰富。尤其是武戏的新剧创作很少，值得分外重视。

武戏之美亦中华文化之美。武戏的“精气神”，将会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摘编自刘连群《弘扬武戏之美》，《人民日报》2019年07月11日）

面对上一轮经济全球化产生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跨越不同国家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历史传统、不同文化宗教、不同风俗习惯，正在实践中焕发出蓬勃生机，为 世界带来多重惊喜。

第一重惊喜，来自经济的发展。对于很多人来说，最关心的时点是当下，最在乎的事是早晨醒来后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因此，如果一个倡议或理念能够让人们的日子越来越好、生意越来越多、腰包越来越鼓，那么它的朋友圈就注定越来越大。从“中国西部——西欧国际公路”基本建成，到巴基斯坦卡西姆港1320兆瓦电站等重点项目开工建设；从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 亿美元，再到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一个个不争的事实，反复验证着5年多来“一带一路''建设为相关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惊喜。

第二重惊喜，来自人心的凝聚。当世界经济处于下行期时，全球经济“蛋糕”不容易做大，甚至变小了，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更加突出。此时，如果进行零和博弈，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就会把世界经济推向“死胡同”。面对 经济全球化遇到的挫折，中国为世界提供了 “一带一路”倡议，并在实践中使之成为全球广受欢迎的公共产品。如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等一系列顶级会议、对话机制和国际组织，正在重新凝聚人心，为世界经济治理带来惊喜。

第三重惊喜，来自合作的紧密。随着生产力发展与科技进步，世界各地民众彼此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世界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体系公正性、平等性、开放性、包容性的追求，顺应了人类追求美好未来的共同愿望。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一项重要的公共产品，更是世界各国人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平台与载体。“一带一路”将是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廉洁之路。这无疑为“地球村”居民共绘美好蓝图带来新的惊喜。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尽管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依然是时代潮流和历史趋势。不难预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这“三重惊喜''将以更深的力度、更实的举措、更广的范围为人所感所知。

（摘编自王俊岭《望海楼：“一带一路”为世界带来 三重惊喜》，《人民日报》2019年4月24 日）

用礼仪涵养爱国主义情怀

魏宗凯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既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新时代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国举行了包括阅兵和群众花车游行等在内的一系列盛大庆典，从形式和内容上强化了大国崛起的国家形象，同时也是一次爱国主义的集中教育。这一系列庆典是国家礼仪的重要形式。

礼仪是宣示价值观、教化人民的有效方式，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能够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回顾新中国成立的70年历史不难发现，国家重大纪念日举行阅兵和群众游行已是制度化安排，通过行为符号（阅兵、游行、升旗）、物件符号（花车、领导人巨幅画像）、声音符号（鸣放礼炮、奏国歌）、语言符号（领导人讲话和标语口号）等仪式展演方式强化了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激发了人们的爱国主义热忱。国家重大纪念和庆典活动是一种政治仪式，蕴藏着宝贵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礼记·乐记》中称：“礼者，天地之序也。”古人甚至认为礼是人类区别于禽兽的标志，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分，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礼仪教育在过去几千年中华文明史中承担着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美德的使命，同时对规范社会秩序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传统意义上讲，礼仪包括两部分：“礼”和“仪”。“礼”是礼节，“仪”是仪式。礼节一般是个人性的，而仪式大多是集体性的，如阅兵仪式、升旗仪式、国家公祭仪式等。仪式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普遍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仪式的功能就是凝聚社会团结、强化集体力量。人类学家大卫·科泽曾说过：“没有象征以及相关的仪式，就没有政治。”

正是因为有唤起集体记忆、增进集体情感、整合社会秩序、加强社会团结的作用，古今中外，许多国家和团体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礼仪以达到其教化的目的。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爱国者们就通过礼仪、出版物和公民活动倡导爱国思想。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仪式既是传播渠道，也是传播内容。现场参与、聆听、观看，把叙事的“浸入式”、主题的“思想性”、现场的“体验性”结合起来，这样的传播场景的建构，迅速吸引了受众的注意和深度参与，让爱国主义具象化。

当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也告诉我们，任何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具有两面性。如果爱国行为的传播过度依赖仪式，变成仪式化爱国，那事情必将走向反面。因此，要防止过度仪式化，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

古文之美妙在简约

⑴杜牧《阿房宫赋》开篇气势磅礴:“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将六国败亡，秦皇一统，残民自逞，骄奢淫逸，以寥寥十二字概括，表现出令人惊叹的史诗式简约美。

⑵老子名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仅十三字，阐发宇宙万物生发变易之哲理，既通俗易懂又寓意深远。辞简意赅，无出其右。

⑶试问:古今中外还有哪种文字具有如此之简约美?

⑷古人行文惜墨如金，其来有自。简牍容字有限，物质条件限制使古人不得不行文简约。纸代竹简后，条件虽改善，习惯已成自然，惜墨如金成为古文之传统。

⑸简约美与文法有关。较之拉丁语系，中文文法更简约灵活。就名词而言，英文有“单数”和“复数”，俄文和德文还有“格”以及“阴性”和“阳性”之分;中文一概免除，必要时以形容词代之。英文动词也讲究“数”，逢主语第三人称单数，动词后须加“s”;动词“时”(tense)的变化更复杂，分“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还不够，更细分为“现在进行时”、“过去完成时”等等。繁文琐节，要简也难。中文动词皆原形，免“数”无“时”一身轻!既简约又灵活。李白的《行路难》只用一“行”字，究竟是独行还是结伴行?是“现在行”还是“将要行”?自己体会去吧。体会随心所欲，因人而异，为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这就引出了简约美的一个重要内涵--朦胧美。“烟笼寒水月笼沙”，此情此景令人感到，夜泊秦淮之朦胧飘逸;反之，若水明如镜砂粒可数，那不就煞风景了。

⑹古文以最简单文法表达极丰富之内涵，围棋以最简单规则包含千变万化之策略。以少胜多，以简驭繁，此乃根植于东方哲理之美学精义。

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莎士比亚名著《哈姆雷特》第三场开篇为:“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这是全世界引用最多的名句，妙在一短句中用了两个“be”，既为原形动词，当然也就免“数”无“时”。“be”具多种含义，可解释为‚“是”或“存在”，更具有“生存”的意思，“to be”与“not to be”说的是“生”与“死”。莎翁此名句既简约又含蓄，堪与中国古文媲美，难怪一句风行名扬四海。我在揣摩:假如他知道中文动词均为原形，莎翁会作何感想?

⑻古文之简约不仅在于文法，还与用典有密切关系。我在《用典举例及其他》文中举出一些例子，有兴趣者可参看2008年10月18日《解放日报·朝花》。用典之妙在于以寥寥数语，唤起读者对古籍所载往事的记忆。不仅使文章显得古朴，并可表现出极致的简约美。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百字词中，一口气引了六个典故，上溯西周下续南宋。读来回肠荡气，发思古之幽情。若非用典，谁能及此?

⑼简约美来之不易。古人为文，字斟句酌，务求达意传神。最著名的是推敲:“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一字之斟传为千古美谈。

⑽写长文易，写短文难。长文可恣意铺陈，尽情发挥;短文而达意传神，非功力火候俱臻上乘者不办。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简约之可贵。

⑾语言文字反映人的思想，行文简约说明思想精炼鞭辟入里。文如其人，良有以也。

⑿古文简约美则美矣，难免有不足之处，主要是易生歧义。科学论文贵在精确无误，简约之古文勉为其难。有人认为，这是我国科学落后的根源。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因素，将之归为根源言重了。题外之议，另当别论。

⒀先秦诸子、诗经、离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

⒁这些我国古典文化之宝藏，简约之美尽在其中，够我们欣赏玩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