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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张之洞与他的时代
冯天瑜 何晓明
张之洞的一生，迈越咸丰、同治、光绪、宣统诸朝，或耳闻目睹、或亲身参与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作为“身系朝局疆寄之重者四十年”的政治家，他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中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更在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中成为“朝廷柱石”；而作为涉猎广泛、富于锋芒的思想家，张之洞的基本立足点是中国传统文化，既承袭其经世、变通、自强等积极意识，力图顺应时势，通过有限度的汲纳西学，革故鼎新；同时又深荷纲常名教的重负，以卫道者自居，投入晋代中国的思想战线，既抨击守旧者的不知通，又讨伐求新者的不知本，然而他本人也未能寻觅到因与革，常与变的合理统一。
清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这一年，张之洞刚满三岁。这一场战争的时代意义，当然不是一个孩童所能理解，但它所造成的历史震动，渐次深入地作用于中华民族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心态文化的各个层面，而这一切，又给予青年、壮年及老年张之洞以深刻影响，并制约了他的一生。
两次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灾祸，也曾给青年张之洞的心头罩上阴影，咸丰十年（1860 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张之洞感愤时事，诗以纪之。不过，此时他孜孜以求的，仍然是”明体而达用，化民而成俗”的“帝王之学”。同治二年（1863年）科考殿试一甲第三（俗称“探花”）的张之洞的精神状况，同当时绝大部分中国士人一样，震怵于民族危机，却又找不到解救出路，仍在传统故道上踯躅徘徊。
六十年代以后，西方器物文化的先进性，得到逐渐增多的中国人的承认，魏源当年的“师夷”说，此时具体化为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兴办“洋务”的实践。“师夷”口号一旦落实为行动，立刻招致社会习惯势力的顽强抵制。“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申，邪气因而弥炽”的责难蜂起。张之洞并不是洋务先进，当李鸿章辈亟亟兴办江南制造总局，勤于“夷务”的六、七十年代，张之洞或为外省学政，或为京师清流。所受教养及个人经历，使他“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但执著于经世之志的张之洞又有别于“以不谈洋务为高”的一般“清流”同党，对洋务派兴办的近代化事业很少进行实质性的批评，而且认为“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驭有方，皆可供我策遣。”
由于张之洞素有励精图治的意气和长于权变的机智，当他走出京官清流圈子，踏上封疆大吏之途以后，目睹中外大势，参酌诸洋务先进的前例，迅速从清流党向洋务派转化。他八十年代初在山西巡抚任上发布的启示宣称：“盖闻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以储才为先，方今万国盟聘，事变日多，洋务最为当务之急”。这番话可视作他从京师清流一变而为洋务大员的标志。由晋抚移督两广，经历中法战争的教训，张之洞以更加切实的步骤实施洋务计划。
这一时期，张之洞思想的内在矛盾渐趋激烈和外显。他进一步感受到国势衰败的危机，继续将洋务事业推向前进，两湖、两江地区的实业建设、学堂创办、新军操练均有发展；作为受儒教熏陶而且又执掌权柄的高级官员，他又忧心忡忡于日益昭彰的“新学”对名教纲常的冲击。他惊呼：“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为此，他修撰出平生最重要的著作《劝学篇》。《劝学篇》的宗旨是“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张之洞以此表明自己既与康有为等“激进”的“乱党”划清了界限，但又绝非抱残守缺的顽固“冬烘”，从而确立了自己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特定地位。
进入二十世纪，“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及清王朝一并走向生命的尽头。老迈年高的张之洞，也由“久任疆寄”的地方大吏迈入朝廷中枢，成为“第二次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的主角。此时张之洞“开新”与“卫道”的二重变奏仍在继续，对于政治制度层面的变革和激烈的社会革命，张之洞又持不共戴天态度，故尔清末革命党人斥其为附鳞攀翼的汉奸，恨不能将其“头置于胯下”。
1909年八月，垂垂老矣的张之洞心力交瘁，在“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的悲凉感叹中撤手人寰，此时距离武昌城头那划时代的首义枪声打响，已不足八百个昼夜。
（1）下列对作品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E．张之洞处于特殊历史时代，既想力求图新，又要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故在思想理论上徘徊纠结，难以抉择。
（2）两次鸦片战争给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请简要分析。
（3）在晚清王朝风雨飘摇之际，张之洞是如何实行“开新”“卫道”二重变奏的？请简要分析。
（4）张之洞尽管是“朝廷柱石”，一生殚精竭虑，欲挽大厦之将倾，最终还是未能改写清王朝覆亡的命运。结合全文内容以及你的认识，谈谈你对个人与历史的辩证关系的看法。
张之洞与他的时代
冯天瑜 何晓明
张之洞的一生，迈越咸丰、同治、光绪、宣统诸朝，或耳闻目睹、或亲身参与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作为“身系朝局疆寄之重者四十年”的政治家，他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中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更在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中成为“朝廷柱石”；而作为涉猎广泛、富于锋芒的思想家，张之洞的基本立足点是中国传统文化，既承袭其经世、变通、自强等积极意识，力图顺应时势，通过有限度的汲纳西学，革故鼎新；同时又深荷纲常名教的重负，以卫道者自居，投入晋代中国的思想战线，既抨击守旧者的不知通，又讨伐求新者的不知本，然而他本人也未能寻觅到因与革，常与变的合理统一。
清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这一年，张之洞刚满三岁。这一场战争的时代意义，当然不是一个孩童所能理解，但它所造成的历史震动，渐次深入地作用于中华民族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心态文化的各个层面，而这一切，又给予青年、壮年及老年张之洞以深刻影响，并制约了他的一生。
两次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灾祸，也曾给青年张之洞的心头罩上阴影，咸丰十年（1860 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张之洞感愤时事，诗以纪之。不过，此时他孜孜以求的，仍然是”明体而达用，化民而成俗”的“帝王之学”。同治二年（1863年）科考殿试一甲第三（俗称“探花”）的张之洞的精神状况，同当时绝大部分中国士人一样，震怵于民族危机，却又找不到解救出路，仍在传统故道上踯躅徘徊。
六十年代以后，西方器物文化的先进性，得到逐渐增多的中国人的承认，魏源当年的“师夷”说，此时具体化为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兴办“洋务”的实践。“师夷”口号一旦落实为行动，立刻招致社会习惯势力的顽强抵制。“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申，邪气因而弥炽”的责难蜂起。张之洞并不是洋务先进，当李鸿章辈亟亟兴办江南制造总局，勤于“夷务”的六、七十年代，张之洞或为外省学政，或为京师清流。所受教养及个人经历，使他“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但执著于经世之志的张之洞又有别于“以不谈洋务为高”的一般“清流”同党，对洋务派兴办的近代化事业很少进行实质性的批评，而且认为“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驭有方，皆可供我策遣。”
由于张之洞素有励精图治的意气和长于权变的机智，当他走出京官清流圈子，踏上封疆大吏之途以后，目睹中外大势，参酌诸洋务先进的前例，迅速从清流党向洋务派转化。他八十年代初在山西巡抚任上发布的启示宣称：“盖闻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以储才为先，方今万国盟聘，事变日多，洋务最为当务之急”。这番话可视作他从京师清流一变而为洋务大员的标志。由晋抚移督两广，经历中法战争的教训，张之洞以更加切实的步骤实施洋务计划。
这一时期，张之洞思想的内在矛盾渐趋激烈和外显。他进一步感受到国势衰败的危机，继续将洋务事业推向前进，两湖、两江地区的实业建设、学堂创办、新军操练均有发展；作为受儒教熏陶而且又执掌权柄的高级官员，他又忧心忡忡于日益昭彰的“新学”对名教纲常的冲击。他惊呼：“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为此，他修撰出平生最重要的著作《劝学篇》。《劝学篇》的宗旨是“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张之洞以此表明自己既与康有为等“激进”的“乱党”划清了界限，但又绝非抱残守缺的顽固“冬烘”，从而确立了自己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特定地位。
进入二十世纪，“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及清王朝一并走向生命的尽头。老迈年高的张之洞，也由“久任疆寄”的地方大吏迈入朝廷中枢，成为“第二次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的主角。此时张之洞“开新”与“卫道”的二重变奏仍在继续，对于政治制度层面的变革和激烈的社会革命，张之洞又持不共戴天态度，故尔清末革命党人斥其为附鳞攀翼的汉奸，恨不能将其“头置于胯下”。
1909年八月，垂垂老矣的张之洞心力交瘁，在“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的悲凉感叹中撤手人寰，此时距离武昌城头那划时代的首义枪声打响，已不足八百个昼夜。
（1）下列对作品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 A．本文展现的是张之洞的全景人生，描写了他忠心耿耿、献身朝廷、图强救国的事迹，再现了一代晚清名臣的风范。 |
| B．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张之洞深受触发，激发了他保家卫国的豪情，孜孜以求“帝王之学”，毕生致力救亡。 |
| C．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兴办“洋务”是在行动上实践魏源的“师夷”说，招致了社会习惯势力的责难甚至抵制。 |
| D．张之洞既与“激进”乱党划清了界限，又绝非顽固的守旧，反映到行动上就是对两派虚与委蛇进行政治投机。 |
（2）两次鸦片战争给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请简要分析。
（3）在晚清王朝风雨飘摇之际，张之洞是如何实行“开新”“卫道”二重变奏的？请简要分析。
（4）张之洞尽管是“朝廷柱石”，一生殚精竭虑，欲挽大厦之将倾，最终还是未能改写清王朝覆亡的命运。结合全文内容以及你的认识，谈谈你对个人与历史的辩证关系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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