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正典效应”

就好比古典中国的读书人绕不开《易经》一样，现代中国的读书人是避不开《红楼梦》的。所以，自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以来，中国现代各路“文化豪杰”在学有所成后都会在“红学”里一试身手，似乎不露一手就不足以显示自己的中国学问如何了得。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红楼梦》产生了一种“正典效应”。

“正典”(canon)一词分别译自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意谓“量尺”或“量杆”。这表明正典是一系列在信仰和教义上具有绝对权威的书卷，可以用来比较和衡量其他的著作或教导(决定它们是否正确)。所以，如果说莎士比亚是西方正典的核心，那么，《红楼梦》则是中国正典的核心。

《沉酣一梦终须醒》辑录的王国维、胡适、鲁迅、蔡元培等大师研读《红楼梦》的文章，编者加的副标题是“大师眼中的石头记”，但我认为，作者中除了王国维、胡适、鲁迅、蔡元培能称得上“大师”，其余的人是值得商榷的。这个选本的好处在于，它为人们展示了一个多领域、多视角和多方法研读《红楼梦》的文本，通过这一文本，我们可以切身地感受到《红楼梦》的“正典效应”。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用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悲剧哲学”来评论《红楼梦》，得出“《红楼梦》是悲剧中的悲剧”的结论，开创了“红学”史上的小说批评派；蔡元培的《<石头记>索引》，则以《石头记》的内容情节和人物作为主轴，作了周密的实证和评论，得出了“《石头记》之为政治小说”的结论，重新树起了“红学”索引派的大旗；胡适不满索引派“猜笨谜”的方法，对曹雪芹的身世、《红楼梦》的版本进行考证和比较研究，开创了现代“红学”势力最大的“考证派”。而鲁迅则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胡适小说考证特别是《红楼梦》考证的大段引用，可说是完全赞同，这在本书收录的《清之人情小说》里也有体现。总之，上述文章因为作者本身的“大师”头衔早已家喻户晓，没什么好说的，倒是其他作者的文章或启人疑窦，或引人深思，或耐人寻味，或别有洞天，所以值得一叙。

比如说，启功先生既是当代著名的书画大家，又是满清皇族后裔，所以他对《红楼梦》里的北京俗语、服饰形状、器皿的用途、官制以及社会关系，都有惊人的洞见。他认为；“薛宝钗终于做了宝玉的配偶，这固然有悲剧故事情节的必要安排，也实有封建家庭的生活背景。黛玉是贾母的外孙女，宝钗是王夫人姐姐的女儿。封建家庭中，祖父祖母尽管是最高权威人物，但对‘隔辈人’的婚姻，究竟要尊重孙子的父母的意见，尤其他母亲的意见，因为婆媳的关系是最要紧的。贾母爱孙子宝玉，当然也爱外孙女黛玉，何况黛玉父母已死，贾母对她的怜爱，不言而喻会更多些。如果勉强把她嫁给宝玉，自己死了以后，黛玉的命运还要操之于王夫人之手，贾母又何敢鲁莽从事呢?宝玉的婚姻既由王夫人做主，那么宝钗中选，自然是必然的结果。这可以近代史中一事为例：慈禧大后找继承人，在她妹妹家中选择，还延续到下一代。这种关系之强而且固，不是非常明显的吗?另外从前习惯‘中表不婚’，尤其是姑姑、舅舅的子女不婚。如果姑姑的女儿嫁给舅舅的儿子，叫做‘骨血还家’，更犯大忌。血缘太近的人结婚，‘其生不蕃’，这本是古代人从经验得来的结论，一直在民间流传着。本书的作者赋予书中的情节，又岂能例外！”这个从民间习俗的角度对宝黛爱情悲剧的解释迥异于以往从社会学或者政治学的视角作出的解释，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切近真实的喜悦。

再比如说，唐德刚先生是历史学家，他在红学方面的两篇重要文章分别是《曹雪芹的文化冲突》和《海外读红楼》，他提出《红楼梦》是由“听的小说”向“看的小说”转变的定型，这一观点与作家端木蕻良不谋而合。端木蕻良在《我看<红楼梦>》中认为：“我国第一部诉诸视觉的长篇小说，是《红楼梦》。”其意思是，红楼之前的中国小说，如《三国》、《水浒》等，大抵是用来听的。无论是章回的形式，还是写的方法，都适合给说书人做底本。《金瓶梅》对写人情细事有所发展，但标明“词话”，还是说唱文字的继续。唯独《红楼梦》画面感、立体感极强，读之好像置身在全景电影中一般。历史学家的识见与作家的感悟居然如此契合，这说明《红楼梦》承载的民族历史经验和文化内涵是极为丰富的。

除此之外，精彩的地方还有民俗学家邓云乡对“打醮”的解释，周绍良先生对120回本《红楼梦》的坚持，高阳先生对曹雪芹创作的心理状态的揣摩……

在这些大的研读点缀中，《红楼梦》就像是一座“小径分岔的花园”，从内在的命意来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而从外在的研读来看，可以是民俗学的深描，社会学的阐释，历史学的鸟瞰，文学家的感悟，以及小说家的遐想。在这里，研读的无限可能性其实也就是我们生活的无限可能性，“正典”通过人们获得新的命意，人们通过正典调校自己，这就是“正典效应”。

(选自《中华读书报》2007年9月12日)

我是时代的幸运儿

王大珩

我的小名叫膺东，生于1915年。那年的大事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独占中国的秘密条款——“二十一条”。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25日袁世凯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关于山东之条约》。当时激起全国人民大规模的反日爱国运动，把5月7日称为“国耻纪念日”。父亲因此给我起了“膺东”这个小名，寓意是满腔义愤打击东洋——日本帝国主义。

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20世纪初曾留学日本，是早期的地球物理和气象学家。母亲极其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在军阀混战的时代，欠发工资的事常有发生，家里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

父亲看我有点灵气，从小就引导我学科学，激发我爱科学的兴趣。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当看到筷子半截斜插入水杯中，出现挠折现象时，父亲就指出，这叫折光现象；在小学时，父亲就带我去看他亲自做地磁观测；在初中时，带我进行气象观测实习。在父亲的教育辅导下，我超前学完了中学数学和微积分。

1932年，我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在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等名师的教育熏陶下，我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而且学会了从事科学工作的思想方法，更重要的是长辈们的道德为人、爱国思想、对事业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和进取精神。

在留学英国期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过着几乎是工人和被雇佣者的生活，有机会洞察资本主义世界的形形色色。交往过德高望重的学者教授，也见到过市侩气十足的学术人物；同时还体会到一些处世之道，即只有通过自己的钻研实践，才能成为知识里手；只有做出贡献，并争取出人头地，才能被同行看得起，才能交上朋友，并在学问知识上得到互益。同时也理解到，在解决问题时，如何分清主次，洞察现象，发现、分析问题而不受陈规约束，这也是科学发展和前进所必行的。这些思想上的认识和收获，对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从事的各项工作，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8年，我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正值国民党政权即将垮台的时候，经济上通货膨胀到天文数字。当时，英国的公司曾打电报来，欢迎我再回公司任职。与此同时，吴有训老师通过地下党组织，引导我到解放区去创办大连大学。在这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上，我选择了到解放区的道路，我的路子走对了。

在党的培养下，我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更加理解了上层建筑要与经济基础和生产实践相适应的道理；人民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人，要在认识客观世界的基础上，能动地改造世界；要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并深感由于专业决定，个人的知识能力是有限的，事业要靠群策群力来完成，一切要服从祖国的需要。

这些思想引导我努力做到先公后私、不计个人名利、爱惜人才、培养后进、团结协作以及顺应实际情况、因势利导等，同时也要敢于同错误做斗争。在多年的实践中，我认为一个人的机遇，是靠主观和客观多方面条件促成的。除了上述因素外，说到底，还有一个和谐的家庭因素。1994年，我荣获何梁何利科学成就首届大奖，在颁奖大会上致辞中曾谈到，我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同志们集体智慧的体现，同时还因为我的夫人在生活上和健康上对我的精心照顾，以及在教育、培养子女方面承担了主要家庭责任，使我得以全心致力工作。

现在我已年逾八旬，身体还算健康，愿以喜看祖国日益昌盛，迎接21世纪的欣喜心情继续贡献我的微薄之力。

我是时代的幸运儿！

（摘编自《中国工程院院士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