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文学创新

兴盛于汉代、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大特殊文体的赋，前人多从文体流变探其渊源，如“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文心雕龙·诠赋》）。这主要是从汉赋形式的演变上，探求其受诗、骚等前代文学样式的影响与联系。但真正自觉地去进行赋的创作并对汉赋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一个创赋人和奠基者，应该是荀子。

荀子是第一个以赋命篇的人。他的著作《赋篇》包括《礼》、《知》、《云》、《蚕》、《针》等五篇。其中，有对礼、智等抽象的精神产物的形象化描写，也有对云、蚕、针等具体事物的逼真摹写。在形式上，采用主客问答方式，句式以四言为主，杂以五七言或多言，善用排比，韵散间出。在手法上，则铺陈回环，绘声绘色。这些都是后来汉赋作者所全面继承并发展的大赋特点，这应该是严格意义上的最早的赋。看来，荀子不仅是赋的创名者，也是赋作范式的创制者。这说明赋之最早出现应是荀子创新性文学实践的结晶。当然，赋体在汉代蔚为大观，类型繁多，其发端和起源，也不会是单一的。但是荀子作为第一个自觉进行赋创作的人，应是体物赋的创始者。清人王芑孙在《读赋卮言》中说：“相如之徒，敷典摛文，乃从荀法”。说得更确切、通俗一点，就是所谓体物模型的典型的汉大赋是以荀子作赋之法来创作的。

荀子的文学创新，还反映在他的作品《成相篇》上。该篇充分吸收民间弹唱文学的营养，以三三七加四七的句式，写出极有弹弦节奏特点的韵文作品。例如：“请成相，世之殃，愚黯愚黯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伥伥。”从通篇来看，内涵丰富，亦论亦述。既用这种弹唱之词来阐发深刻的治国之理，又用来叙说曲折的历史故事。在形式和表现上，则曲调简短，极富民间劳动的节奏感，且足格联章，首尾完整，有辞尽意足之妙。荀子的这种文学创造，对后代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唐宋以后勃然兴起的弹词正是继承了荀子所创制的这种弹唱文学的特点，才成为以叙说故事为主，深受民间喜爱的文学范式的。

荀子的文学创新动力，有其独特的文化之源。他虽为战国后期的赵国（今山西安泽）人，但他“年十五游学于齐”，在齐国的学术文化中心稷下学宫曾“三为祭酒”，“最为老师”。晚年又在楚国受到春申君的推重和赏识。可见他的一生除曾短时游秦、赵等国谋仕不遂之外，大部分时间是在齐、楚两国度过的。而在被孟子称为“王者之迹息而诗亡”的战国时代，“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当时的齐、楚两国，先后形成稷下和兰陵两个文化中心，形成肥沃的齐楚文学土壤。

荀赋五篇，全以隐语写成，说明其产生与隐语风习有直接关系。《文心雕龙·谐隐》中即有“楚庄、齐威，性好隐语”的记载，这说明齐、楚两国都有好隐语的风俗。而《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的“齐威王之时喜隐”，《新序》记载“齐宣王发隐书而读之”的事，也说明隐语在齐国可能已发展成一门系统的学问而有着更有效的传播。正像以隐语来写作的荀赋，只有在齐、楚这样丰厚的隐语土壤中才能培育一样，荀子的颇多文学创新成就，就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的时代结晶。

造桥大师茅以升

自近代以来，中国造桥史上从没出现过中国人的名字，横跨中国山河的钢铁大桥皆由西方人建造。直至造桥大师茅以升踏入桥梁工地以后，才改写了这个历史。

茅以升，字唐臣，江苏镇江人。他早就立志为祖国的桥梁事业建功立业。1920年，获得加利基理工大学第一个工学博士后，他就毅然回来报效祖国。尽管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一片破败景象，但这都没有阻止他回归的脚步。回国后，茅以升便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他曾任五校教授，两校校长。他继续执教三十余年，开创了“学生考先生”式教学方法，倡导“先习后学，边习边学”式教育。他是我国工科教育的奠基人。

1933年3月，茅以升辞去北洋大学教席，接受了筹建钱塘江大桥的任务。当时，浙赣铁路正在兴建，要与沪杭铁路衔接，需在钱塘江上架设一座大桥。钱塘江乃著名险恶之江，民间有“钱塘江上架桥——办不到”的谚语，外国人预言此处不可能建桥。但茅以升对祖国的钢铁大桥均为外国人所建颇为痛心，于是慨然受命，自任桥工处处长，并请同学罗英任总工程师。

茅以升是个充满创新精神的人。设计大桥时，日本侵略凶焰从东北燃及华北，大桥关系重大，完工越早越好。他们想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施工方法：“上下并进，一气呵成”。大桥沉箱下沉时，基础工程与桥墩工程并进，江中进行桥墩工程时，岸上进行钢梁装配工程。有两个相邻桥墩完工时，岸上整个装配好的钢梁，即刻用船承载浮运，利用潮水涨落，安装上桥墩，形成一个高效的“生产线”。

大桥开工于1934年。为使桥基稳固，木桩需立于石层之上。沙层又厚又硬，茅以升从浇花壶水把土冲出小洞中受到启发，采用抽江水在厚硬泥沙上冲出深洞再打桩的“射水法”，解决了打桩难题。江水水流湍急，难以施工，茅以升发明了“沉箱法”，将钢筋混凝土做成的箱子口朝下沉入水中罩在江底，再用高压气挤走箱里的水，工人在箱里挖沙作业，使沉箱与木桩逐步结为一体。架设钢梁时，茅以升采用了巧妙利用自然力的“浮运法”，潮涨时用船将钢梁运至两墩之间，潮落时钢梁便落在两墩之上。

作为教育家的茅以升还把工地变成了一所临时大学，指导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在实践中学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为以后中国的桥梁事业培养了一批桥梁建设的中坚力量。在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等重大桥梁建设中，担任设计师或总工程师。

钱塘江大桥注定“生不逢时”。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9月26日，钱塘江大桥的下层铁路率先通车。通车当日，大批军火物资通过，整个工地笼罩着战争的气氛，没有人再把造桥当作是一项工程。以后两月，各种物资通过大桥源源不断地送往上海。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后，上海腹背受敌，茅以升疾呼：早一天造好桥，就多一份胜利的希望。正是茅以升的这种炽热爱国情怀使他成为二十世纪桥梁界的一面旗帜。

淞沪会战以上海沦陷结束。杭州不保，大桥等于为日本人造。安放炸药的那一天是茅以升一生中最长的一天，11月17日，钱塘江大桥全面竣工，这是茅以升渴望却又没敢指望的一天。12月23日，日军攻打杭州，茅以升接到命令——炸桥。这座承载着国人科学精神的大桥仅存了89天，当天晚上，茅以升写下了八个字，“抗战必胜，此桥必复”。抗战胜利以后，茅以升受命修复大桥，1948年3月，大桥修复通车。

新中国成立后，茅以升担任了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主持建设了武汉长江大桥，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参与了人民大会堂设计。党对他的信任远非旧社会可以比拟。他以科技文化使者的身份访问英、法等***。他认为科普工作可以实现科技大众化的起步。为此，他撰写了大量影响广泛的科普作品，《人民日报》上连载的《桥话》，就是科技与文学相结合的典范，他以《桥话》为媒介把桥的知识介绍给人民，《桥话》是以生动的文学语言来写的，发表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他还大办科技报，通过科技报把科学知识送给劳动大众。

茅以升的一生都在“架桥”，直到1989年11月12日在北京逝世。他虽然离我们而去，但那光辉的形象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共存。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