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还是不拆?这是城市化进程中必须回答的问题。以往推平村庄建设城市是常见做法，而伴随着反思和乡村价值的再认识，这个问题有了新答案。比如河南孟州的产业聚集区,没有拆掉莫沟村,而是引入乡建设计团队进行修复，在重塑村庄面貌的同时，让城市发展更有质量。这样的案例启示我们，城市化并不是“毁村”运动。

城市化是一个综合性过程,其中土地是关键因素。纵观中国城市化进程,不论是早期政策导向的人口聚集，还是改革开放中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繁荣带来人口激增,抑或是如今多元的城镇化模式探索，解决土地问题都避免不了“征地—补偿—拆迁”的循环。轰鸣的推土机铲平一个又一个村庄，鳞次栉比的高楼越来越密……据了解，近10年我国有90余万个自然村在城市化进程中消失，这意味着平均每天有80到100个村庄在版图上被抹去。有的城市决策者，以城市化的名义，毫无顾忌、毫不留情地把城郊众多肥沃的田地规划成楼盘,把许多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村庄夷为平地。当然拆迁的确让不少村民一夜暴富，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土地利益纠纷、强拆等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城市化从高速推进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关卡。

拆字当头的确可以使城市短暂扩张，但损失的是城市长期发展的潜力和质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各州就通过立法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注重郊区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以风景如画的郊区环境吸引中产阶级居住，更形成了城乡一体、多元互动的城市发展格局。不可否认，在中国的不少地方还存在热衷于大广场、大马路、大高楼的城市化，这样易导致“钢铁建筑、水泥路面、千城一面”的出现。正因如此，河南孟州把乡村打造成城市发展亮丽名片的做法，提醒我们因地制宜做好城市规划、突出特色做好产业布局，乡村不仅不会成为城市化建设的“拦路虎”，更会为城市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在城市化进程中，乡村价值不容忽视。这种价值不仅是“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精神诉求，也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反思，更是对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的继承延续。安徽徽州的乡村古宅曾被当地人视为“废物”，在城市化进程中被铲除不少，但随着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再发现，当地从“破坏”变成“守护”，通过引入艺术家修复改造、区域村落的整体规划，让这些老宅子焕发了生机，使其成为当地文化旅游的宝藏。在不断发展的城市化浪潮中，乡村依然有着存在的意义，不论如何变化，不变的应当是对价值的坚守和对历史的敬畏。

城市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并不对立，二者可以相互促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目标的同时，让乡村承载更多绿水青山和精神文化的期待，我们就能以高质量发展托举更加美好的明天。

(摘编自沈慎《城市化不是“毁村”运动》)

材料一

幌子俗称酒帘，是古代酒店以其引人注目、招揽顾客的招牌，又称望子、酒旗等，最初是酒家使用的，后来加以引申，凡商店门面上展示形象性的行业标记，以图形、色彩、文字等视觉符号传达商品信息、辅助经营和招揽顾客的旗帜，统称为“幌子”，它是商家向消费者宣传生产或经营事项的标志。

招幌是伴随市场商业行为而兴起的，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它的萌生和演化，反映了古代商品交换日趋繁荣的历史进程，也折射出古代社会的商业民俗。周朝的市场管理由“司市”负责，在经营活动期间，要挂起旗帜表示开市。可见早在三千年前的西周，已经使用旗帜作为市场运行的标志系统。战国时期出现了正式意义上的幌子。据《韩非子·外储说》载，“宋人有酤酒者，为酒甚美，悬帜甚高。”这显然已是酒铺的标志，表明当时店家已懂得用高悬酒旗来招徕生意。汉代商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为招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东汉时卖药者就不乏以药葫芦为幌的。唐代集市与商业贸易日趋发达，店铺标志在诗歌中有大量的描写，如白居易《曲江》：“细草岸西东，酒旗摇水风。”杜牧更是在《江南春绝句》中将酒旗融入了“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的如画美景中。可见，在唐代商铺中已经广泛使用标志系统。宋代市场经济更为活跃，商业城市的涌现，使旗帜商幌得以广泛地使用，商业类的标志愈加丰富。此后，招幌的形式日趋丰富，我们可在明清时期游记、笔记、小说及年画作品中看到大量商铺招幌的描写或图像。这表明明清时期招幌更加成熟。民国之后，随着外来文化的进入及科技的发展，传统的招幌逐渐被霓虹灯所取代，在大街小巷中已经难觅其身影。

（取材于许大海文章）

材料二

酒旗就是最有特色的招幌式广告。

酒旗的别名很多，由于多系缝布制成，故又称酒旆、锦旆、青帘、杏帘、酒幔等；酒旗可用多种布料制成，以颜色分，可称为青旗、素帘、翠帘、彩帜；以功能分，又可称酒标、酒招、望子等。就其外观形状而言，酒旗大致有三类：一是象形类，以酒壶等实物、模型、图画为特征；二是标志酒旗，即旗幌及晚上的灯幌；三是文字酒旗，以单字、双字甚至是对子、诗歌为形式特征。古时酒旗上的题字多请名家手书，其内容或俗或雅，目的都是宣扬酒的醇正、酒家名牌、酒楼名座等。酒旗上大多署店家字号，有的干脆只写一个“酒”字。

酒旗大小不一，形状各异，观其规格足以让顾客知道酒店的规模与经营情况，所以它也是酒店自身的一个徽标。根据店主身份的高低和酒店规模的不同，酒旗的种类和规格也不同。名家酒店悬挂“锦旆”，普通店家是“青帘”，而偏僻村野的鸡毛小店，则扎一个“草帚儿”。草帚是酿酒滤清的工具，取意为“扫愁帚”，让顾客来此能够开怀畅饮，扫除心头的烦恼。

酒旗作为一种商业广告，不仅传达着商品交换的经济信息，而且成为社会政治和民俗文化心理的载体。历代文人多以它为意象，来抒写内心的情感。“绣旆相招，掩翳天日”，可以想见太平时代的市井繁华；“杏帘招饮客，在望有山庄”，给人以羁旅行路，渴望驻足安顿的感受。作家们在作品中所以能把酒旗的意象描写得这样鲜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酒旗是依情感记忆的方式内化到人们诗人心底的生活事象，因此当作家进入创作时，脑海里储存的表象，就会随着情绪记忆和心理联想，将其复现在艺术形象体系当中。

（取材于王少良、王欢文章）

材料三

招幌是古代广告中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以其生动的造型和蕴含丰富的民俗文化在中国广告史上独树一帜。民国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渗透，西方的经营方式、店铺的装饰方式传入中国，高科技广告设施逐步取代了传统的招幌，如霓虹灯、广告箱等被许多店铺所采用。那些具有特殊风格、富于象征意味的招幌正从商业区迅速消失，被千篇一律的店牌所取代；中国式的街巷之美逐渐消失。但是，幌子所构成的市井文化和民俗风景却不会被人们所遗忘。正如相关专家所言，“传统幌子至今仍为世人关注、青睐，很重要的原因是它同古今社会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根植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的一种源远流长的民间传承文化事象”。

在当代商业社会，尤其在城市化进程中，招牌在与现代化的手段结合之后，如何传承其传统文化精髓？如何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发展中凸显其价值？这是当代的设计师们必须思考的。传统招幌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但它作为一种原始的招徕方式，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中也确实暴露出自身的局限和与当代商业不相适应的一面。如对建筑结构的额外要求，繁复巧妙的技术工艺导致无法批量生产等。我们应该挖掘、保护和发展其有意义的价值。

在经济发达的今天，传统店铺招幌形式的确应该被传承和发展，而不是被抛弃，因为它的设计形式是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如在一些仿古的酒家店铺门前挂幌子，这不仅是因为幌子能招徕顾客，更因为它取材简单、经济实用，又别具特色。台湾对传统店铺招幌的保护和传承值得我们借鉴。在现代化进程中，他们没有盲目地抛弃传统招幌，在很多商业区，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的传统店铺标识。这些传统的中国招幌形式，虽然为适应夜间经营需要，在招幌中加入了灯光效果，但整体上依然保留着中国传统式样，与那些千篇一律的灯箱式店铺标识相比更显得丰富多彩。在今天崇尚新潮的商海，一面布幌子，同样会为你的生意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取材于樊清熹、许大海相关文章）

星斗其人蔡元培

蔡元培身上，有着学者的风度、君子的雅量和“好好先生”的恬淡平易。平素，他总是表情凝重而和善，举止迁缓而沉毅，语调不高，却透出清朗和睿智。蔡元培兼有东西方两大文化之长，“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对西方理性精神的执着追求和对中国读书人刻意修身养性传统的诚心恪守，是造就其高尚人格的基本元素。

蔡元培的许多朋友和学生用“无所不容”来说明他兼容并包的思想和仁人君子的雅量。在主政北大期间，蔡元培聘任了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又留任守旧派学问大家。在社会活动中，蔡元培恬淡为怀，胸襟豁达。“五四”前夕，他与林舒论战。林用刻毒的语言攻击新文化，低毁北京大学和蔡元培本人，而慕在答复林的公开信中，却是平情论理。两相比较，境界之高低不言自明。围绕《石头记索隐》，蔡元培曾与胡适展开学术争论，这是一场“君子之争”，但年轻气盛的胡适对包括蔡著《石头记索隐》在内的旧红学放言贬损，谓为“猜笨谜”“大笨伯”，词气颇为尖刻。蔡不同意胡适的观点，撰文反驳，但仅仅申述己意，未尝有为此作气之意。蔡元培作为晚清翰林，在书法方面却不甚讲求，这使得一些学界后辈疑惑不解。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宴会上，率直的钱玄同几杯酒落肚，忽然向蔡校长提出了这个问题：“你的字写得这么囊脚，为什么可以点中翰林？”此话出口，席间同人颜感此举未免太使蔡校长难堪。岂料，蔡不以为许，反而笑答道：“因为那年主考官最喜欢黄庭坚的字，我少年时刚巧学过黄体，所以能中试。”本来可能出现的尴尬场面竟在不经意的舒言缓语中化解了，蔡元培的性格和涵养于此可见一斑。处世恬淡，待人平易，非有超脱的气质和博爱的胸怀，是不易做到的。

大概因为这平易恬淡，蔡元培“好好先生”的形象不知不觉中被放大了。有人以为他接物待人“太滥”，有人觉得他临事无可无不可，有人甚至说他参政理事易受别人影响和操纵，等等。但是，蔡元培“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这一特点较集中地表现于他主持北京大学那一时期。北京大学实行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当时社会上守旧势力与军阀政客集团联手，诋毁北大和蔡元培的办学方向，一时间“黑云压城”。曾经为蔡元培改革北大出谋划策的汤尔和等人转而力劝他解聘陈独秀，制约胡适，以缓和外界压力。蔡长时间沉默着，听着汤等人的劝解，最后他站起来决然说道：“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他后来发表《洪水与猛兽）一文痛斥军阀，再次表现了“临大节凛然不可犯”的风骨。“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倘没有蔡元培的如此“担当”，恐怕早为守旧势力所摧垮。有人概论他的这种性格为“内介外和，守正不阿”，确是颇为切合的。

无论是从事教育还是参与政治，蔡元培始终不失书生本色。人们注意到，蔡元培一生中的辞职次数非常之多，其中引起社会反响的“辞职事件”就有数起。他抱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自由信条，合与不合的尺度是他所信守的价值观，至于高官厚禄则并不足惜。每次辞职后，他便重操旧业，以老学生身份向欧洲的大学注册入学，进行自己心爱的学术研究。他自述的“一生难进易退，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正是其书生本色的最好体现。在蔡元培看来，学人参政，应力谋为公众做事，而不可以权谋私。他部薄那些利欲熏心的官吏，虽曾置身官场，却清廉奉公，洁身自好。每当见到那些做大官的人购田置产，常不胜叹息，认为与其留给子孙金钱华屋良田，莫如策励晚辈求得真才实学，在人世间有所作为。本此观念，他一生两袖清风，生活俭朴，直至晚年仍赁屋居住，以至引来他的学生和朋友“赠屋祝寿”的那段佳话。为了他认定的人生价值，蔡元培几十年如一日，毫不苟且。

蔡元培的人格修养在其一生的主要社会活动中自然地流露和表现出来，构成其复杂文化品性的最为基本的部分。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