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由于“食洋不化”，晦涩、繁琐而又不知所云的文字在当代中国美术理论中泛滥成灾。吴冠中以他特有的简洁、锐利和明晰，展示了另一种写作方式和另一种文风，其核心正是所谓“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吴冠中之提出“风筝不断线”，质疑“内容决定形式”，为“抽象美”辩护，以及冒天下之大不韪抨击以笔墨为评鉴绘画的唯一标准……都是他在艺术实践基础上深入思考的结果，“都是在一定情况下感到非写不可的，不吐不快，嬉笑怒骂，皆是真情流露，几乎忘却了自身的安危”。由于他所关切的这些问题牵涉当代美术的基本规范和基本价值，必然引起有关方面的激烈反应。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当时引发轩然大波，被认为大逆不道的那些主张，早已成为艺术界的常识。时间相隔较近的争论（如关于“笔墨等于零”）有些老人还在耿耿于怀，而新一代美术家却对这一话题感觉不到任何刺激性，甚至认为翻来覆去谈“笔墨”是浪费时间。

②吴冠中的艺术思想以他的创作实践为基础，而他的创作实践又与近数十年中国社会文化共生。作为一个画家，他的文章有助于对他绘画作品的理解，他的绘画作品则印证了他理论主张的现实可行性。在研读《石涛画语录》时，他为石涛的一段话所吸引：“古今至明之士，借其识而发其所受，知其受而发其所识”。这些话刚好点明了吴冠中数十年感受与思考、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的关系。

③吴冠中论说艺术的文章不是学院派引经据典的“论文”，而是针对当代中国艺术的现实境况对同行提出的“忠告”。他关于现代绘画的存在理由、艺术的传统与创新、形式对于绘画的意义等方面的论述，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在掌握世界艺术潮汛的基础上，立足现代中国，清醒估量当代中国艺术的得失，企求中国艺术生面新开。由此出发，他为“中国现代艺术的开拓和挺进”大声疾呼。例如他关于在美术创作中“内容决定形式”的质疑和对“形式美”的提倡，（1）；他提出“脱离了具体画面的孤立的笔墨，其价值等于零”，（2）；他对中国现代绘画名家的直率评说，（3）；他逐字逐句译述《石涛画语录》，（4）……这些出自艺术实践的见解，包含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有职业艺术家自己提出问题，证明是艺术实践自身遇到的迫切问题；而争论的激烈和广泛性（仅以在《美术》上发表的文章计，便有六七十位美学、艺术史论家参加）则表明了问题的重要理论意义”。在涉及现实问题的时候，吴冠中总是质言无华，以致引起有些人的反感。如果排除感情因素，把他的这些言论放到现代中国绘画历史发展的大环境中审视，就会看到吴冠中在1980年代以来中国艺术界寻求自主性过程中的重要位置。不能不承认他的主张确实是“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的针砭之言，不能不承认他直指极左教条的大声疾呼“是破冰之举”。

④在中国绘画史上，吴冠中的特殊意义是开辟了一条跨越传统程式，融汇中西艺术的道路。他不以文人画的继承者自居，但在深层艺术观念上却与开创文人画传统的文人声气相通；他不崇拜传统笔墨程式，但他是当代水墨画家中最能发挥水墨语言的多样表现性的画家之一，在无所顾忌、无所约束的心态下画出了具有中国艺术精神，而非传统形式的作品。虽然在中国画圈内有许多人对他的创新实验心存疑忌，但在圈外人看来，他是极具中国文化风神情趣的现代中国画家。他认为只有不断发展变化，才谈得上保留传统，将笔墨等同于传统，是“保留文物”而非保留传统。“我们在传统中得益的，是启发；我们在传统中失足的，是模仿”但他并没有抛弃传统笔墨的精神。他在传统笔墨形式如皴法之外，对线和点的表现力做了新的拓展，他创造出了新的水墨画节奏，因此也就拓展了现代观众的审美趣味。这种新节奏的核心是表现生命的运动。他以自己多样化的实践给后来者展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不刻意摹古，不刻意追随历史上的大师，也有可能创作出有十足中国风味的绘画。而我们从来认为离开古代大师创树的规范和程式，我们就会失去艺术的传统精神，失去绘画的民族特性。

（有删改）

黑脸艄公

欧湘林

明朝洪武年间的一个春天。洞庭湖南边的龙阳城里来了个姓焦的巡抚大人，他是从长沙坐马车一路颠簸来到湘北视察民情的。

从省府里来了大人物，龙阳县县令青文胜不敢怠慢，赶忙把焦巡抚迎到了县府里。

一阵寒暄后，焦巡抚说了此次下来视察的目的，打算在龙阳住下，第二天视察龙阳，第三天去常德、桃源一带，并要青文胜給他安排一艘船，说是去常德不坐马车了，想乘船逆流而上，看一看沅江两岸美丽的风光。青文胜笑了笑，说：“大人请放心，下官一定照办。”

第二天，天气晴朗。青文胜领着焦巡抚一行走在防洪大堤上，北边是烟波浩渺的洞庭溯，船帆点点，一望无际。此时，只见焦巡抚感叹地说：“青县令，范仲淹笔下的《岳阳楼记》中‘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写得多传神啊！眼下，我虽没有置身于岳阳楼上，可在龙阳的大堤上也有同样的感受啊！”青文胜连连说是，这才明白焦巡抚此行是下来春游的，不然怎么就没提到范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呢？

一路走，一路观赏着沿途美景，焦巡抚高兴极了。这时，南边大堤下的秧田里响起了一个姑娘的歌声：“插秧田里水深深，抓条泥鳅有半斤；郎吃头来妹吃腰，留条尾巴到明朝。呜嗬嗬----”

“哈哈！”焦巡抚听了之后，说，“有趣，太有趣了……”

这时，一个小伙也唱了起来：“月亮粑粑难充饥，梦里妹妹不是妻；若要田里收成好，莫怕汗水湿透衣。呜嗬嗬-----”

“想不到，真想不到呀！”焦巡抚说，“原来种田人是如此风趣快活。”青文胜一笑：“大人，这可不是种田人寻欢作乐呀！他们实在是太累了，这才唱着自编的歌儿解解乏，目的只是想缓解疲劳继续插秧，也好让一同插秧的人们放松放松，就跟船工喊号子、筑堤的唱打夯歌鼓劲儿一样，”

“是这样吗？”一见焦巡抚的脸上有了不快之色，青文胜再也不敢多嘴。

第三天，青文胜陪着焦巡抚来到江边码头上了船。当他看到艄公位置上还没人，船头右橹边坐了一个年轻人，靠下一点儿的左橹边坐了个妇人，就大声地问她：“王二嫂，你男人老黑呢？”妇人说， 老黑马上就来。可等了好一会儿，老黑还是没来，青文胜一恼，就吼道：“王二嫂，你男人怎么回事，太误时了，怎么不给本官面子呢？”然后，他赔着笑脸对焦巡抚说：“大人，请稍歇息，下官这就去叫艄公老黑。”说罢，转身走了。果然，不多一会儿，焦巡抚就看到一个黑脸汉子戴着顶破草帽急匆匆地跑上了船，然后从外边的船舷上走过去站在艄公的位置上大喊一声“开船喽！”只见黑脸汉子一手掌舵一手摇橹，船儿就朝上游驶去。

“哎！”焦巡抚问黑脸汉子，“你们的青老爷呢？”

“青老爷被几个打官司的人缠住来不成了。”黑脸汉子说。

“好你个青文胜，你怎么能不把本官放在眼里呢？此去常德没有多远，因为一个小小的官司你就让本官坐冷板凳吗？”焦巡抚气得满脸发紫，按照官场礼节，如果是上峰出巡，下属是应该陪上峰同行的，实在抽不开身，至少也要派一个“师爷”陪同。如今可倒好，他青文胜竟然为一个小小的官司不与他同行！

从龙阳到常德五十多里水路，好在春天里水流缓慢，焦巡抚坐的这条船也不是很大，虽然是逆水行船，有艄公掌舵，一个年轻人和艄公老婆奋力摇橹，船儿还是行得很快的，但要想摇到常德城去非得出一身大汗不可。

一路上，焦巡抚观赏了野鸭洲的苍茫、古镇苏家渡的繁华、德山孤峰岭宝塔的巍峨、阳关石矶的险要……慢慢地心中怄的气也消了许多。

船儿在常德下南门码头靠岸时，两天前就得知巡抚大人要来视察的熊知府早已恭候多时了。一见巡抚大人的船到了，马上就笑着迎了上去。

“哎！你不是青五儿吗？”见了跳上岸系好缆索、搭好跳板的年轻人，熊知府大吃一惊。暗想，他怎么当起船夫来了，莫不是犯了衙规被他家青老爷罚了当船夫？因为以前从龙阳县送到常德府的公文多半是青五儿送来的，熊知府哪儿会不认识他？熊知府好奇怪，忙问青五儿：“怎么没见到你家青老爷？”青五儿不知说什么才好，嘟着嘴抬起下巴朝艄公点了点头示意，此时黑脸汉子正背对江岸面朝大江休息呢。熊知府会意，就命黑脸汉子上岸来，黑脸汉子犹豫了一下不敢不从。当黑脸汉子来到面前时，熊知府细看之后愣住了：“青文胜，怎么是你？”

“嘿，"青文胜笑了笑说，"为巡抚大人摇橹掌舵是下官义不容辞的责任呀！”原来黑脸艄公是青文胜，焦巡抚也大吃一惊。仔细一打量，果然是青文胜。焦巡抚不禁问道：“青文胜，你捣什么鬼！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见两位上峰非要他说出原因不可，青文胜也只得实话实说了。

原来，现在正是插秧的农忙时节，为了抢插秧苗，各家各户连老人和孩子都下田了。为了帮助那些缺少劳力的家庭，青文胜把县里所有的衙役都派下去帮着插秧了。所以，巡抚大人要坐船时，他就决定由他和夫人，再加上仆人青五儿来充当一次船夫。为了不让巡抚大人生疑，他让夫人扮“王二嫂”和青五儿先到船上等他，然后假借艄公“老黑”没来，假装生气地去催人时脱身了。回到县府，他脱下官服用锅灰抹黑了脸，赶去当艄公，还真的蒙过了巡抚大人……

说到这里，青文胜马上摘下破草帽，用江水洗掉脸上的锅灰，跪下给焦巡抚赔罪说：“焦大人，下官失礼了，请多多包涵！”

焦巡抚恍然大悟，连连叹道：“来龙阳之前就听说青县令与民同心，极受百姓拥戴，没想到，你竟还有驾船的本事……”他哪里知道，家境贫寒的青文胜打小就生活在河边，打鱼摸虾、摇橹驾船是寻常事；即使做官以后也经常带着衙役帮孤儿寡母插秧、割稻。因此，青文胜被龙阳百姓誉为“青天大老爷”。

 （选自《绝妙小小说》，有删节）

红头绳儿

王鼎钧

一切要从那口古钟说起。

钟是大庙的镇庙之宝，庙改成小学，钟声响，引来的不再是香客，是成群的孩子，伸出一排小手，按在钟面上，尝震颤的滋味。

校工还在认真地撞钟，后面有人挤得我的手碰到她尖尖的手指了，挤得我的险碰到她扎的红头绳儿了。挤得我好窘好窘！好快乐好快乐！可是我们没谈过一句话。

钟声停止，这一群小精灵立刻分头跑散，可是，我总是落在后面，看那两根小辫子裹着红头绳儿，一面跑，一面晃荡。

校长来到古城的时候牵着一个手指尖尖、梳着双辫的女儿。校长对学生很严厉，包括对自己的女儿。他要我们跑得快，站得稳，动作整齐划一。如果我们唱歌的声音不够雄壮，他会走到我们面前来叱骂：“你们想做亡国奴吗？”可是，他从不禁止我们拿半截粉笔藏在口袋里，他知道，我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喜欢找一块干净的墙壁，用力写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军过境的日子，他不处罚迟到的学生，他知道我们喜欢看兵，大兵也喜欢摸着我们的头顶想念自己的儿女，需要我们带着他们找邮局寄家信。

卢沟桥打起来了。这天，钟响得很急促，好像撞钟的人火气很大。校长把高年级的学生分成十条线路出发，挨家散布油印的快报。快报上除了新闻，还有他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拼到底，救中国！》。

送报回来，校长正在指挥工人在校门外的槐树林里挖防空坑。忙了几天，开始举行紧急警报的防空演习。警报是疯狂地朝那口钟连敲不歇，每个人听了这种异常的声音，都要疏散到校外，跳进坑里。校长非常认真，提着藤鞭在树林里监视着，谁敢把脑袋伸出坑外，当心藤鞭的厉害。

贴着红膏药的飞机果然来了。校长冲出办公室，亲自撞那口钟。我找到一个坑，不顾一切跳下去。钟声和“轰隆”的螺旋桨声混杂在一起。我不住地祷念：“校长，你快点跳进来吧！”

“扑通”一声，有人跳进来。是她，校长的女儿！

我拿定主意，非写一封信当面交给她不可。警报解除，她走了，我还在坑里打腹稿。

校长打算回家去抗战，当然带着女儿。我有点舍不得他，当然更舍不得红头绳儿，怏怏地朝学校走去。远远地看到一大群同学围着钟，轮流撞击。钟架下面挖好了一个深穴。原来这口钟就要埋入地下，等抗战胜利再出土。校长说，这么一大块金属落在敌人手里，必定变成子弹来残杀我们的同胞。

我悄悄向她身边走去，取出信，捏在手里，紧张得发晕。

那口大钟剧烈摇摆了一下。我抬头看天。“飞机！”“空袭！”

在藤鞭下接受的严格训练看出功效，我们像野兔子一样蹿进槐林，隐没了。

我的那封信……我想起来了，当大地开始震颤的时候，我顺势塞进了她的手中。

我出了防空坑，看到钟架被炸了，工人正在埋钟。一个工人说，钟从架上脱落下来，恰好掉进坑里，省了他们好多力气。

大轰炸带来大逃亡，我东张西望，不见红头绳儿的影子，只有校长站在半截断壁上，望着驳杂的人流发呆。

多年以后，我又跟校长见了面。我几次想问他的女儿，几次又吞回去，终于还是忍不住问了。

校长哀伤地说，在那次大轰炸之后，他的女儿失踪了。“怎么会？怎么会？”我叫起来。

我说出那次大轰炸的情景：同学们多么喜欢敲钟，我和红头绳儿站得多么近，脚边的坑是多么深，空袭来得多么突然，我们疏散得多么快……只瞒住了那封信。校长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听，我只有不停地说，说到那口钟怎样巧妙地落进坑中，由工人迅速填土埋好。

泪珠在校长的眼里转动，吓得我住了口。

“我知道了！”校长只掉下一颗眼泪，眼球又恢复了干燥，“空发生的时候，我的女儿跳进钟下面的坑里避难。钟掉下来，正好把她扣住。工人不知道坑里有人，就填了土……”

“这不可能！她在钟底下会叫……”“也许钟掉下来的时候，把她打昏了。”“不可能！那口钟很大，我曾经跟两个同学同时钻到钟口里面写标语！”

“也许她在往坑里跳的时候，已经在轰炸中受了伤。”校长伸过手来，用力拍我的肩膀，“老弟，别安慰我了，我情愿她被扣在钟底下，也不愿意她在外面流落……”

当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带着一大群工人，掘开地面，把钟抬起来，点着火把，照亮坑底。下面空荡荡的，我当初写给红头绳儿的那封信摆在那儿，照老样子叠好，似乎没有打开过。

（有删改）

人类文明史的发展是一个综合的进程，它决定了任何一门科学或学科决不会孤立地存在并独自实现自己的发展。不论是何种科学或学科，都将与其他科学或学科建立某种互为依赖或相互借鉴的关系，都将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其他科学或学科中汲取生命力。传记文学自然不是一个例外。

传记文学发展至现代，传记的使命不再仅是提供作为事件的人物活动的轮廓，而是要从各种素材中寻出传记主人公的行为动机并发现其独特的人格形态。传记文学这一本质变化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便是传记家们开始以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方式来接受和运用心理学的原理与方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尤其是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们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与发展，更为传记文学家们完成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提供了契机与得心应手的武器。

当然，我们也不愿意否认，正如任何良药都可能有其副作用一样，心理学及精神分析方法在现代传记文学中的广泛运用，也给这一写作样式带来了它在现时代里的新的困惑甚至弊端。精神病学者或精神分析学者探讨病态，是为着能消除它并给理智以发展的机会；而对于那些别有所图的人们和一些不够严肃的传记者们来说，精神分析法已成为一种寻求病态的蛊惑和用以进行性格分析的主要依据。他们热衷于追踪捕捉各种所谓富于刺激的病态，仅凭读过几册弗洛伊德的释梦书或荣格、埃宾等人的几部著作，便在传记作品中对稍有偏离一般社会规范的传主轻下结论。

在论及传记文学与其他社会科学门类的关系时，我们还将把视线投向伦理学和新闻学。前者虽然未能为传记文学提供直接的手段，但传记写作所必须担负的对于现实人生及人们行为规范与道德观念的指导评判的责任，却使任何一位传记文学家都必将面对由它而提出的问题，并无法回避从它的某个立场而做出的选择；至于后者,则因其与传记写作从基本原则到操作程序各方面的诸多相似，而成为在现代与传记文学建立起最密切关系的学科之一。

在20世纪最初的两个十年里，尤其是经历过那次对我们人类文明进程的好坏两个方面都产生深远影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多数人们看待人生与人类的角度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试图按照本来的或可能的面貌，而不是满足于以往既成的模式去认识人类与世界。接受权威已不再成为时髦，人们强烈地渴望着亲自的体验与探究。而另一个方面,世界虽然已经更为广阔，人类迈入的机器时代却又使人们较之以往更显渺小。环境将大部分人牢牢地限制住,他们既无时间亦无财力外出漫游，与各色人等自由交往；同时各种新闻媒介则极大地激发了人们了解过去的伟大人物的愿望，而传记文学则使人们的这一愿望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补偿。很难说与拿破仑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会比我们今天更能了解这位伟大的军事家，因为我们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已至少可以读到数十部关于他的长篇传记。现代人日益增长的自我意识，那种要求自省与自助以及从伟人们身上发现自身的影像并如是行动的愿望亦促使他们对传记文学投人了更大的热情。

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传记文学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不仅在观念上，同时亦在表现上寻求其更大发展的重要契机。

(摘编自李祥年《传记文学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