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乔治·桑

雨果

我为一位死者哭泣，我向这位不朽者致敬。

昔日我曾爱慕过她，钦佩过她，崇敬过她，而今，在死神带来的庄严肃穆之中，我出神地凝视着她。

我祝贺她，因为她所做的是伟大的；我感激她，因为她所做的是美好的。我记得，曾经有一天，我给她写过这样的话：“感谢您，您的灵魂是如此伟大。”

难道说我们真的失去她了吗？

不。

那些高大的身影虽然与世长辞，然而他们并未真正消失。远非如此，人们甚至可以说他们已经自我完成。他们在某种形式下消失了，但是在另一种形式犹然可见。这真是崇高的变容。

人类的躯体乃是一种遮拖。它能将神化的真正面貌-—思想-遮掩起来。乔治桑就是一种思想，她从肉体中超脱出来，自由自在，虽死犹生，永垂不朽。啊，自由的女神！

乔治·桑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其他的伟人都是男子，唯独她是伟大的女性。

在本世纪，法国革命的结束与人类革命的开始都是顺乎天理的，男女平等作为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一部分，一个伟大的女性是必不可少的。妇女应该显示出，她们不仅保持天使般的禀性，而且还具有我们男子的才华。她们不仅应有强韧的力量，也要不失其温柔的禀性。乔治·桑就是这类女性的典范。

当法兰西遭到人们的凌辱时，完全需要有人挺身而出，为她争光载誉。乔治桑永远是本世纪的光荣，永远是我们法兰西的骄傲。这位荣誉等身的女性是完美无缺的。她像巴贝斯一样有着一颗伟大的心，她像巴尔扎克一样有着伟大的精神，她像拉马丁一样有着伟大的灵魂。在她身上不乏诗才。在加里波第曾创造过奇迹的时代里，乔治·桑留下了无数杰作佳品。

列举她的杰作显然是毫无必要的，重复大众的记忆又有何益？她的那些杰作的伟力概括起来就是“善良”二字。乔治，桑确实是善良的，当然她也招来某些人的仇视。崇救总是有它的对立面的，这就是仇恨。有人狂热崇拜，也有人恶意辱骂。仇恨与辱骂正好表现人们的反对，或者不妨说它表明了人们的赞同——反对者的叫骂往往会被后人视为一种赞美之辞。谁戴桂冠谁就招打，这是一条规律，咒骂的低劣正衬出欢呼的高尚。

像乔治·桑这样的人物，可谓公开的行善者，他们离别了我们，而几乎是在离逝的同时，人们在他们留下的似乎空荡荡的位子上发现新的进步已经出现。

每当人间的伟人逝世之时，我们都听到强大的振翅搏击的响声。一种事物消失了，另一种事物降临了。

大地与苍穹都有阴晴圆缺。但是，这人间与那天上一样，消失之后就是再现。一个像火炬那样的男人或女子，在这种形式下熄灭了，在思想的形式下又复燃了。于是人们发现，曾经被认为是熄灭了的，其实是永远不会熄灭。这火炬燃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光彩夺目，从此它组成文明的一部分，从而屹立在人类无限的光明之列，并将增添文明的光芒。健康的革命之风吹动着这支火炬，并使它成为燎原之势，越烧越旺，那神秘的吹拂媳灭了虚假的光亮，却增添了真正的光明。

劳动者离去了，但他的劳动成果留了下来。

埃德加·基内逝世了，但是他的高深的哲学却越出了他的坟墓，居高临下劝告着人们。米谢莱去世了，可在他的身后，记载着未来的史册却在高高耸起。乔治桑虽然与我们永别了，但她留给我们以女权，充分显示出妇女有着不可抹杀的天才。正由于这样，革命才得以完全。让我们为死者哭注吧，但是我们要看到他们的业绩。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伟业，得益于颇可引以为豪的先驱者的英灵精神，必定会随之而来。一切真理、一切正义正在向我们走来。这就是我们听到的振翅搏击的响声。

让我们接受这些卓绝的死者在离别我们时所遗赠的一切！让我们去迎接未来！让我们在静静的沉思中，向那些伟大的离别者和我们预言将要到来的伟大女性致敬！

（有删改）

1918年夏，章乃器从杭州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毕业后，进入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当练习生。翌年，他便辞职来到北京。此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给年轻的章乃器以极深刻的影响。1927年3月，北伐军占领了上海。章乃器欢欣万分，和人们一起走上街头欢呼北伐的胜利。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转入低潮。

1932年章乃器主持创立了国内第一家完全由国人创办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

章乃器为中国征信所制定了一套严密科学的工作制度，使该所的调查工作效率极高，受到了社会的赞扬。章乃器不仅是一位成功的银行家，而且他还是一位有成就的经济理论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共产党的同情者、支持者。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武汉地下党的领导人杨贤江经常将款项汇到上海，通过章乃器存入浙江实业银行，保护党的活动经费。30年代初，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一些同志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处境危险，生活困难，章乃器的三弟共产党员章郁庵便通过章乃器把这些同志安排到章乃器创办的中国征信所挂名支薪，隐蔽待命。

1935年12月，章乃器与马相伯、沈钧儒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章乃器与沈钧儒、史良等前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请愿，提出立即对日抗战，开放民众救国运动，保障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释放政治犯，停止内战等要求。这时***在《八一宣言》中提出停止内战、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的救国主张后，章乃器同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四人发表署名文章，公开表示赞同。文章发表后，国内外反响很大。

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1936年11月23日凌晨，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被国民党当局无理逮捕，成为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七位爱国领袖被捕后20天，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于国内外形势，1937年7月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释放“七君子”。章乃器出狱后，斗志不减，将他在狱中撰写的《抗日必胜论》和《民众基本论》正式出版。

1938年3月，章乃器应安徽省主席李宗仁邀请，出任省财政厅长兼安徽省银行董事长。在任职期间，他了解到新四军军饷很困难，便以统一税收的名义，报请省政府每月补助新四军3万元。章乃器著述的《资本主义国际与中国》《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等，也使其成为经济界首屈一指的理论专家，尤其是《中国货币金融问题》，在海外都影响极大，是当时研究中国经济的最权威著作。他的许多理论甚至影响了日后的中国经济走势，比如坚持中国货币独立，提倡“废两改元”，都有划时代意义。也因为这理论实践两手硬的本钱，他还被上海两家大学聘为教授，主讲经济，甚至到了“听者塞窗”的地步。

抗战胜利后，章乃器积极从事民主运动。1946年2月，“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大会”在校场口广场举行，到场群众万余。国民党当局派出特务暴徒殴打与会群众，受伤、失踪者达六十余人，制造了“校场口血案”。事发后，章乃器、郭沫若、阎宝航即向公众披露了血案真相，强烈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暴行。

1952年他出任共和国第一任粮食部长，他提出粮食的科学加工、储运等管理目标，确立了经济核算制。半个世纪的新中国粮政史上，只有50年代有利润盈余。

1958年，章乃器被先后撤销了所有的职务。从此，章乃器开始了漫长的家居生活。对于一个精力充沛的实干家来说，失去工作的权利是最大的痛苦，但是他没有沉沦于痛苦之中，他每日手不释卷。阅读了大量经典著作及各种专著，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笔记。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震撼了中国大地。一天，几个大汉气势汹汹地对章乃器说：“你在安徽曾与张劲夫有过来往，张劲夫是叛徒，你写一份证明材料。”章乃器冷冷地回答：“我不知道张劲夫是叛徒，无从写起。”来人威胁他：“你不写，罪上加罪。”章乃器一把扯过让他写材料的纸，撕成碎片，声色俱厉地说：“我不会歪曲历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彻底为章乃器平反，恢复了他的名誉和地位。

(摘编自翟作君、王蕙炎《章乃器——中共的诤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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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解放前，因战乱，很多文物流落到社会上，价格很低。章乃器用自己的薪水，以及从抗战时创立的上川公司抽回资金购买文物并收藏。到1954年，他已经积存了三个房间的文物，其中不乏精品。他将近两千件文物精品捐给了故宫博物院。——摘编自《历史人物——章乃器》

②官可以不做，人总是要做的。——章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