庹其五

石　鸣

①庹其五是个茶客。或者说，退休前，庹其五是个老师，退休后，庹其五是个茶客。退休前，庹其五每周六天去学校上课；退休后，庹其五每周六天到巷子尽头老孙家的茶铺子里坐着喝茶。

②老孙家的茶铺子很小，茶几椅子就摆在院子里。院里的照壁早就毁了，站在院外的路上往里看，一眼就能看个通透。庹其五就坐在通透处的一棵银杏树下。银杏高四五丈，郁郁苍苍，总有上百的年岁了吧？庹其五有时抬眼望着银杏树，不免感叹一声：“银杏自然是好，要是有这么粗大的一棵茶树立着，岂不更佳？”听见的人就把老孙叫过来，对老孙说：“老孙，改天你将这银杏刨了，庹老师说，种棵茶树才更好呢。”老孙听了，也抬眼看看银杏，对庹其五说：“庹老师，这银杏可算得上是我爷爷辈的了呢。”庹其五和喝茶的人就笑起来，庹其五对老孙说：“老孙，他们说玩笑话呢。这么好的一棵树，谁舍得刨？”

③在老孙家的茶铺子喝茶的，多是熟客，认得庹其五的，都叫他“庹老师”，不认得的，互相谈起来，问起姓名，庹其五就会蘸着茶水在茶几上写一个“庹”字，指点着说：“很多人开口就念度，那不对。这个字念庹，同稳妥的妥一样的音。”同他难念的姓一样，有时他说的话也让人觉得突兀。比如，有时候庹其五将装茶叶的小瓶子从口袋里掏出来，将茶叶仔细放进茶碗，看着老孙一柱滚鲜鲜的开水注进去，就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说的是陆羽《茶经》的开首一句，但和庹其五一道坐着喝茶的人都不知道，所以接着话往下说的人很少。一道喝茶的人听不懂庹其五说的那些话，庹其五却并不觉得孤单，并没有知音不遇的失落。自己的心绪能懂自己的话，就够了，所以别人听不太懂的话，庹其五常常是说几句就止住了。

④庹其五来老孙的茶铺子喝茶，总是喜欢自己带茶来。老孙的茶太普通，没有他自己的茶好。庹其五无儿无女，老伴也走了，生活清淡，钱的用途不多，说来算去也就是个喝茶。庹其五也是有个儿子的，上山下乡的时候，儿子到山区插队，一年夏天放牛，走在山沟里，遇上山洪，儿子忙着赶牛，却将自己留在了山洪里。庹其五和妻子赶到儿子插队的村庄，站在山沟边一阵痛哭，又一阵痛哭，才移动步子，在山坡上种下一株远道带来的茶树，又沿山沟向下一路洒了五斤茶叶。乡里人都奇怪，以为是城里人在破旧，却不知庹其五是在给儿子安魂。儿子喜欢茶，若不是来参加上山下乡的运动，本是该去农业大学学习，然后去培育他愿望中的优质茶树的。天不假人以时日，庹其五只能种一株茶树在山坡上让儿子凝望。茶树是儿子未下乡前在花盆里试种的，树干树枝上都有他抚摸的痕迹，如今人茶两相望，也算是互为慰藉。

⑤有一段时间，庹其五外出走了一圈回来后，竟然开始喝老孙配备的茶了。这情况以前少见，一同喝茶的人就奇怪。问，也没问出个所以然。庹其五说：“喝茶，喝的是心绪，在乎茶的好坏？”这就让大家不好说了。谁说喝茶不是喝心绪呢？老孙的茶庹其五一喝竟持续了一年，让人渐渐忘了他有自己带茶的习惯。

⑥大伙儿想起来他有这习惯，是第二年的清明后。庹其五又自己带茶叶来了，而且给相熟的人每人都送了一小包。茶是新茶，雀舌，一看就是清明前的新芽。问，才知道是庹其五儿子以前插队的那个村寄来的。再问，才知道庹其五去年到山里看儿子，发现当年栽的那株茶树长得很好。村里人依旧很穷，庹其五就想着让他们种茶，于是请了他茶研所的一个专家朋友去看，专家说气候土壤都适合，便说动村长引进茶苗，聘了人指导种植和焙制。村里人家家户户少余钱，庹其五就先垫了请人的费用，告诉村长茶叶赚了钱再补给他。一年过去，果然就出了茶来。茶还是打项采的，量少，制得也不算好，但庹其五喝着，也是觉得浓郁清爽。

⑦此后每年村里都寄上新茶来。三年后茶叶开始正常开采，竟是越制越好，渐入佳境。庹其五带上新茶，看着老孙将水冲进茶碗，就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这话，一道喝茶的人都已经听熟了，他们偶尔也重复一下，都以为是庹其五写的诗句呢。

材料一：

文化全球化不是全球性民族文化的趋同，没有一种现世文化是不经过交流而独自发展的。当两种不同的文化相遇时，必然会产生文化的冲突—反应—融合的过程，两种文化之间总是进行着既对立又统一的斗争，这就是“文化的双向选择”。全球化与本土化存在着对立统一的矛盾，全球化不可全然取代本土化，而本土化也不可能带来多元的发展，因为各民族文化都有自己的特征，若想掩盖这种特征，就只能导致世界文化的衰退。文化全球化倡导文化多样性、多元化，即承认和尊重差别，其目的是为了保持文化的民族性，保证文化的多元发展和各民族文化的互动交流。

（摘编自丁志刚《论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发展的两难困境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材料二：

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给中国的发展带来过辉煌，但也造成了中外文化交流上的障碍，“它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个不小的文化包袱。”

中国文化以群体依存为主，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重血缘亲情，重伦理规范。这种特点的优势是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社会的稳定、和谐，民族的团结。相比较西方社会的“文化沙漠”更利于文化的发展。

中国文化重内向自省，重个人的自我超越，强调“天人合一”“厚德载物”等，突出了人对精神世界以外的物质世界的包容。重视内在精神的完善；同时对科学思维的忽视，对理性精神的淡漠使得科学、逻辑实证思维的落伍，阻碍了科学的进步、社会的发展。

相对于西方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强调文化是人为和为人的性质，人成了主体，自然成了主体支配的客体，夸大了人的作用”，中国文化重历史、重传统的特征，更能使人在历史的回顾中认识优点和不足。这也是中国文化得以稳定发展、流传的重要原因。强调历史和传统，也会造成一个负面结果，就是厚古薄今的倾向，这不利于现代化进程。

坚持在不损害中国文化精神本质的前提下，我国应该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化，扩大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展现中国文化的民族特征，发挥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优势，积极与西方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

（摘编自田彩萍《浅析文化全球化与中囯文化应对策略》）

材料三：

2017年全球文化产品输出总额（单位：亿美元）

（2017《中国统计年鉴》）

材料四：

西方人鼓吹“文化全球化”，实质是向全世界兜售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一个人如果认同西方文化，就会更加乐于消费其商品、接受其制度规则。这有利于西方国家按照自己的方式塑造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正因如此，所谓“文化全球化”极具欺骗性，危害甚大。借助国际经济、科技、教育、影视、传媒、艺术等交流互动，西方国家不仅向发展中国家倾销物质商品，而且强力输出新闻报道、影视作品和图书读物等文化产品，悄然进行文化殖民。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人尤其是青年人，潜移默化地认同进而接受西方文化，甚至把西方文化奉为更先进、更高级的文化样式，竭力学习模仿以求趋同，最终拋弃自己的文化传统。

当前，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走上发展快车道，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不同区城逐渐形成，经济全球化发展呈现新态势。进入新时代，我们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廓清“文化全球化”的迷雾，在保持自身文化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同时，积极与世界不同民族和国家开展文化交流对话，在多元文化和谐共生中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不断丰富发展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有效抵制西方文化渗透和扩张，推动经济仝球化健康发展，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

（摘编自刘焕明《“文化全球化”是一个伪命题》）

地理环境、区域差异、族群分布、文化区隔等对于文学活动有不同影响。这些影响，最终将反映到作家个性、作品风格、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族群特征、区域传承等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上来。刘想在《文心雕龙》中谈到北方《诗经》和南国《楚辞》的不同文风，认为前者“辞约而旨丰”，后者“瑰诡而惠巧”。法国丹纳的《艺术哲学》明确将地理环境、种族与时代并列为文学生成“三要素”。

关于文化地理差异带给文学创作的功能性影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做过阐述。他说：“自然环境决定着一个民族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审美习惯，这种习惯一旦养成，就像人的皮肤一样，长久地保持下来并渗透到人们精神的各个领域。”事实正是如此，地理环境以及据此而来的综合性人文氛围，不仅影响到区域习俗、文化传统、作家性格等，而且还会作用于文学文本的传播路径和接受方式，而这一切都将以文学作品的题材、主题、语言、文体、风格诸层面的综合指数为核心。四川乐山依山抱水的开阔环境造就了郭沫若豪放不羁的性格特征，风凰封闭唯美的自然环境塑造了沈从文敏感柔弱的个性心理。

地理区隔所造成的重要文化延异表征之一，便是语际交往中的非对称性。语际交往实际上指的是不同语种之间的跨文化交往，其中自然包含了不同区域不同语种间的文学对话。语际交往过程中的非对称原理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语际交往中暂时处于强势地位的语种对相对弱势语种的强迫性渗透，二是不同语种之间相互翻译或转译的非饱和性和不完满性。文学语际交往中存在着的“语言霸权”问题。比如西方的主流语种——英语对包括汉语在内的其他语种的霸权。我们有理由预期，英语霸权地位还将持续下去，据此进行的关于文学本质的种种讨论也会受到英语表达惯性的牵制。

造成语际之间文化交往不对称的主要原因有三个。首先是经济原因。一般而言，经济实力强大或较强的国家、民族或地区的主流语种文学在文化交往中常常处于主导地位。这种“财大气粗”的交往原则的文化效应古今皆然。其次是政治原因。说到底，政治影响力仍以经济增长力为基础。经济发展了，政治强大了，说话的分量自然就加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种语言的广谱性常常成为政治地位的象征符号。其三是文化原因。语言和文化密切相关，准确地说，所有语种的语言都是文化的产物。

跨语际交往通常隐含着跨文化对话机制的“异地原理”。犹如巴赫金所言：“在文化方面，异地是理解最有力的手段。只有通过另一种文化的视点，一种外国文化才能完整地、深刻地表现出来。”他同时认为，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可能被绝对翻译，文学语言尤其如此。法国的舍普等人则认为，文学语言的翻译未必要追求绝对性，不饱和翻译或许正是语言艺术交往互动的诗意所在。他明确指出，“文化有一种珍贵的无法磨灭的诗意的东西，即区域性的东西。技术相反，某些技术语言是世界性的语言。技术与文化的不一致，造成了一种紧张状态。”这种可译又不可全译的文化征侯，在语言论转向之后或许会变得更加突出，并可能由此加剧全球化时代文学语际交往的挑战性。

（摘编自龚举善《文学本质多向生成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