钧瓷梅瓶

王吴军

柳随风在豫中地区的一个古镇上看到了一只钧瓷梅瓶，还附有一份鉴定证书，证明是北宋时期的钧瓷珍品。

这是十年前的事情了。那时，柳随风结婚才两年，女儿刚刚出生。现在，柳随风的女儿已经是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了。柳随风因为单位里的一桩公事，出差到那个古镇。在这个古镇的一条小巷里，柳随风意外发现了一家古董商店，在这家古董商店不太整洁的橱窗里，他发现了这只淡红色的钧瓷梅瓶，感到异常惊奇，心想，要是能亲手拿着抚摸、欣赏一下，那该是一件多美的事情呀！

进去问这个钧瓷梅瓶的价钱，回答是五千元。

五千元！对于每月工资只有几百元的柳随风来说，这价钱实在是太高了。

“要是五百元嘛，倒是还可以……”

“您别说玩笑话了。它可是非常古老的东西，是我们家一代代传下来的传家宝啊！”

柳随风一眼便看出来了，这位四十多岁的古董商店的店主人脾气很是执拗，即使让他在这个钧瓷梅瓶的价钱上减一分钱，他也是不会答应的。

说起来也许有点儿夸张吧，自从在那个古镇上见到那个钧瓷梅瓶以后，直到如今，十年的时间里，柳随风简直像被那钧瓷梅瓶迷了心窍一般。他曾经先后十次借口单位里有公事跑到那个古镇，站在一旁尽情欣赏这个钧瓷梅瓶。他越看越是想买，然而，对于工资微薄的他来说，那个钧瓷梅瓶真的像是生长在悬崖峭壁上的一朵美丽的鲜花，只能看着，却很难拿到手里。

最近一次去古镇，那是在去年夏天，也是柳随风第十次看到那只钧瓷梅瓶。不管时间怎样流逝，那瓶依旧装饰在古董商店里的那个不太干净的橱窗里面，只是十年前五千元的价钱如今竟然涨到了十万元。店主说，这十年，这里遭到过一次非常剧烈的狂风暴雨的袭击，商店附近还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火灾，即便在这样危险重重的时候，最先被抢救出来的总是这个钧瓷梅瓶。在狂风暴雨最激烈的时候，古董商店的店主说，他还专门把这个钧瓷梅瓶放在一座水泥防空洞里，在那里守着它过了三天三夜呢！

从去年夏天到现在的整整一年中，柳随风在生活中一直节衣缩食，还在业余时间找了两份工作去做，连旁人都觉得他实在是辛苦而可怜。这是由于柳随风已经暗暗下定了决心，他说什么也要从本来就非常拮据的生活开支中挤出十万元钱来。

为了古镇上的这只钧瓷梅瓶，柳随风的妻子连最便宜的雪花膏都舍不得买一瓶。他的女儿竟然连学校组织的郊游都不能去了。他自己也戒掉了烟酒，和同事之间的交际应酬之类的一切活动都给免掉了，为了能得到魂牵梦萦的钧瓷梅瓶，他什么都愿意牺牲。

柳随风好不容易凑了八万元钱，他又找亲戚朋友借了两万元，便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古镇，把十万元钱摆在那家古董商店的柜台上。

“我也是前几天才听说的，这个钧瓷梅瓶是假货呀。前几天，也就是我父亲去世十五周年那天，我母亲告诉我，父亲在世时说过，那东西是假的。于是，我拿到了省城，请专家进行了鉴定，这钧瓷梅瓶果真是假的啊！”

十年前满头黑亮的头发如今却是谢顶得一根头发也不剩的古董商店的店主，仿佛有些过意不去，他跟柳随风说完这番话，脸上泛起了一丝难言的苦笑。

柳随风一听说那钧瓷梅瓶是假的，顿时觉得它黯然失色了。但是，一想起这十年中自己对于钧瓷梅瓶的执着牵挂，这十年来为了钧瓷梅瓶而过的苦日子，他还是想把钧瓷梅瓶拿到手。然而，古董商店的店主却执意不肯把钧瓷梅瓶卖给柳随风。尽管已经知道它不是真品，心中却似乎依然对它怀着一种莫名其妙、难以言说的偏爱。柳随风苦苦地恳请古董商店的店主把钧瓷梅瓶卖给自己。

结果，柳随风出五千元成交。

当天晚上，柳随风和古董商店店主把钧瓷梅瓶放在两个人的中间，坐在一起举起酒杯对饮。

不知为什么，柳随风和古董商店店主望着那个钧瓷梅瓶，只是默默无言地举着酒杯，谁也不说一句话，直到窗前的月亮冉冉西斜。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7年第8期）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博物馆服务于社会建设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博物馆收藏、展示的文化遗产资源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为社会公众所共享，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博物馆接待参观人次，从2001年的7955万人次增长到2014年的7.2亿人次，13年间增长了8倍。对于青少年而言，博物馆逐渐成为学校教育之外的“第二课堂”，在互动性、体验性、趣味性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优势。2014年，全国博物馆拥有近3000万件（套）藏品，依托这些藏品在历史、文化、考古等领域开展了大量的科研活动，科研成果也非常丰富。针对藏品的研究，需要整合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教师，因此博物馆往往会成为一个区的文史研究中心。同时，博物馆逐渐成为展示城市独特历史文化、提升城市文化品牌价值的重要载体。2010年，西安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把西安建设成“博物馆之城”的战略目标，随后广州、济南等城市也纷纷提出建设“博物馆之城”的口号，以此提升城市的竞争力。

（摘编自刘世锦主编《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14）》）

2008年起，中国文化文物系统的博物馆开始全面免费开放，此后博物馆的直接经济贡献逐渐弱化。因此，只能通过博物馆事业增加值来衡量博物馆对国民经济的直接贡献。博物馆事业增加值即文化文物系统内的博物馆向社会提供产品或服务（如文化创意产品销售、文物巡展、社会文物鉴定及咨询等）而增加的价值总和。2001—2014年全国博物馆事业增加值变化情况如下图：

（摘编自苏杨等主编《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15—2016）》）

注计算或比较不同时期的经济数据时，用某一时期产品的平均价格作为固定的计算尺度，这种平均价格叫可比价格。可比价格计算出的指标，可以消除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便于对不同时期进行历史对比，以观察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

要真正了解或融入一个城市与国家，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参观博物馆。北京每年接待的上亿游客中，相当一部分人要参观北京的博物馆。博物馆对于旅游经济的拉动难以用数字衡量，它更多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宣传和教育作用。通过品牌价值的提升和精神核心的建立，实现对旅游经济的长远影响，这也是博物馆对国民经济的间接贡献。

（摘编自王小润等《博物馆能否成为旅游经济新坐标》）

在先秦两汉时期，就诗礼文化中的诗教与礼制的互动关系而言，两者或离或合，大略经历了五次历史性演变。

先周时期，诗教与礼制天然遇合，生成诗礼文化的初级国家形态。诗教争礼制最初经历了从自然状态，过渡到舜以来初级国家形态的漫长历程。当原始部落社会迈进初级国家的门槛时，朴素自然的民间礼俗一变而为初级国家形态的礼制。于是，礼制建设向诗教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命汝典乐，教胄子……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尚书·舜典》)这是帝舜发出的对子弟开展诗教的命辞。从此，诗教与礼制相结合，共同启动了诗礼文化建构的历程。

西周时代，诗教与礼制水乳交融，生成诗礼文化的高级国家形态。西周初创，即十分重视诗礼文化建设。在周太师整理规范前代已有诗作的基础上，以周公旦、成王诵为代表的诗人群体创制了大量新诗，以施于王室与公室典礼。其中，以“五礼”为核心的礼仪制度规范，重在明等级；以“六艺”为核心的贵族教育内容，重在调人情。于是，诗教与礼制二者相互倚重，相与为用，紧密结合，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地。

春秋时期，诗教与礼制渐次分离，制度之教演变为文化之教。平王东迁，王室渐次衰微，原本以和合礼制为主要任务的诗教，逐渐从礼制系统中淡出。转而演变为儒、墨、名家的道德修身和言辞进身手段。此时开始盛行的歌《诗》、引《诗》以“言志”的文化活动，显示出诗教脱离典礼轨道的倾向。此时的《诗》已不再仅仅是一种艺术化的礼制，而是独立的大学文本了。诗教因西周传统礼制的变革崩坠而趋向没落，诗教对建构诗礼文化的影响力自然就减弱了。

战国时期，诗教与礼制相互乖离，《诗》成为少数经师传习的文学文本。当时，七雄争霸，礼崩乐坏，就连儒家在传播《诗》上也有心无力，其他学派如纵横家引述《诗》句完全是出于论辩术的需要，法家则危言耸听地说如果用诗、书、礼、乐治国，“敌至面削，不至必贫”(《商君书·去强》)。秦王朝建立后，更是以焚书坑儒的极端手段毁灭诗礼文化，《诗》既在被灭之列，诗教自然也无施展空间，这样它就从国家和民间两个领域完全退出。只能奄奄一息地苟活于少数经师之手了。

两汉时期，诗教与礼制完美结合，诗礼文化上升为皇权制国家的政教样板。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诗教走向了它的终极形态——政教化。当时，上有官学，下有私学，形成了诗教彬彬之盛的局面，国家政教道德得到了强化。当时的学者翼奉说，《诗》和《易》《春秋》一样，“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汉书·吴奉传》)。足见《诗》和其他儒家经典一道，参与了汉代国家礼制的建设。

从诗教与礼制关系的离合与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出《诗》与礼共生互动的基本类型；进而从诗礼文化的起落兴衰中，既可透视出历史文化的运行与演变规律，也可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提供历史借鉴。

(摘编自郝建杰《诗教与礼制的离合》，原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