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西方经济学中，古典自由主义对效率的论证单纯而彻底，这是因为它的论证不考虑生产以外的其他因素。古典自由主义效率论证的理论认为，效率主要来自市场的自由竞争，受其代表人物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的支配。它假定人是利己的，在竞争中要追求直接的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古典自由主义者称这为个人经济理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就说，财富于人们的竞争性劳动。人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去追求财富，是因为个人行为的基本动机是追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使自己拥有的资源得到最大化的扩张，所以根本不需要国家或者法律来操心个人的经济事务。只要不约束人们的行为动机和利益追求，那么市场自然就会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每个人肯定会把自己寻求财富和利益的行为发挥到极致，使之尽可能符合经济理性和要求。

不过，古典自由主义对效率的论证有很大的缺陷。因为它只关心效率的生产性和积累性方面，它只考虑到个人的求利行为动机及其经济理性化程度，没有充分的考虑到其他可能影响人们行为的动机因素(如追求社会名誉)或环境因素(如社会政策)。此外，在许多情况下，个人行为的经济理性并不能自然导致整个社会行为的经济合理性。事实可能恰恰相反，如果每一个人都按个人的经济理性从事市场经济活动，它的结果很可能是集体的或整个社会的经济行为的非理性或无理性。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许多产品卖不出去，以致发生将生产出来的牛奶倒进大海这类事情。事实上，并不是因为整个社会的经济繁荣导致了商品的绝对过剩，而是由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无序导致了市场萧条的结果。这种经济无序状态来自于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非理性。所谓的个人的经济理性是以自我目的为核心来推理、论证的。这种个人的经济理性就个人的人生哲学来说可能是合理的，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却未必合理。可见，古典自由主义对效率的论证没有考虑生产以外的其他的因素，无法提供一种完备而有效的经济效率论证体系。还值得一提的是，古典自由主义不但假定人是自私的，而且也假定自然世界的物质资源是无限可用的。对资源有限性事实的忽略，导致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付出了过于高昂的生态环境代价，也是造成现代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节选自《百科知识》）

材料二：

二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图

注：“快速发展”时期处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此时多数国家推行国家干预经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

材料三：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认为在商品经济中，每个人都以追求自己的利益为目的，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即通过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调节，各人为追求自己利益所做的选择，自然而然地会使社会资源获得最优配置。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取代了经济自由主义而占据统治地位。到了70年代，在凯恩斯主义面对“滞涨”局面而束手无策的形势下，世界又纷纷兴起了新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不同于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之处在于，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实行完全自由放任，新自由主义则一般都主张在国家干预下强调经济自由。

（何盛明《财经大辞典》）

虚拟

毕飞宇

深夜四点，我被手机叫醒了，是父亲打过来的。一看到父亲的号码我就知道，我的祖父，我们这个小县城里最著名的物理老师兼中学校长，他没了。都没有来得及悲伤，我即刻叫醒我的女儿，赶紧的，太爷爷没了。

祖父却没有死，好好的。看见我把女儿都带过来了，祖父有点不高兴，说：“这么冷，你把孩子叫过来做什么?”祖父神情淡然，但他的手指头在动，是欲言又止的那种动，这一次我知道，祖父的大限不远了，他要对我交代什么。

父亲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退了出去。祖父望着父亲的背影，很轻地咳嗽了两声。我了解我的祖父，祖父的咳嗽大部分不是生理性的，是他想说些什么。

作为物理老师的儿子，父亲当年是有机会上大学的，但是，祖父把他的时间全部给了他的学生，他每天上午六点出门，夜里十一点回家，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五十七个学生的身上。父亲没有考上大学，而祖父的五十七个学生考取了三十一个。在当年，这是一个“放卫星”一般的天文数字，祖父在我们县城一下子成了传奇。省报派来的记者为祖父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整整一个版，标题很吓人，《春蚕到死丝方尽》。

祖父在享尽殊荣的同时，突然有了愧疚。他建议他的儿子去补习，可祖父忽略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他儿子的“感受”。《春蚕到死丝方尽》是一只无坚不摧的拳头，它把父亲击倒了，附带着还把父亲的自信心给砸烂了。父亲拒绝了“春蚕” 的建议，他盯着自己的脚尖，告诉“春蚕”：“你忙你的去吧。”

父亲是祖父一辈子的痛，像一块肿瘤，硬硬的，始终长在祖父的体内。祖父很少喝醉，但是，只要喝醉了，他都要来一次规定动作：跪在马桶前沿，对着马桶一口一个“对不起”。

但醉后的祖父说得最多的不是父亲，而是他一届又一届的高才生，这些人是他当年的心肝宝贝。人名的后面则是长长的单位与职务，我不可能记住的。祖父却记得清清楚楚，诸如世界名牌大学、国家机关、公司名称，与之匹配的自然是院士、教授、副省长、董事长……

祖父沉默了半天，说：“我有福，但心思还是有的。”

我立即接过祖父的话，说：“嗨，不是就爸爸那点事嘛。那一代人不上大学的多了，爷爷，这不算事。”

祖父说：“这件事吧，我有责任。我呢，痛苦了很长时间。突然有那么一天，我释怀了。我早就不再为这件事苦恼了。”

祖父的话出乎我的意料，我的胸口顿时松了一下，我笑了。

祖父像孩子一样也笑了，说：“爷爷做了三十五年的教师，三十二年的班主任，九年零十个月的教导主任，六年零八个月的副校长，两年半的校长——”

祖父无力的指头再一次抓住我的手了。因为发力，都颤抖了。他不再微笑，祖父有话要说，是欲言又止的样子，是羞于启齿的样子。

我说：“爷爷，你还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呢?”

祖父睁开眼睛，望着我，似乎鼓足了勇气：“你说我能得到多少个花圈呢?”

嗨!这算什么事呢。我说：“你想要多少个花圈? ”

祖父憋了半天，他轻声却又是清晰地说：

“当年荣校长是182个。我数过两遍。”——我对“荣爷爷”的葬礼至今还有模糊的印象：那是1982年的春天，57岁的荣校长在给同学上历史课，就在下课铃响的时候，他倒了下去。在80年代初期的小县城，绝大部分葬礼只有十来个花圈，182，说“铺天盖地”一点都不过分。就是在那一刻，我对死亡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它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又体面又庄严。那天祖父穿着他的第一身西服，领着我，在花圈之间不停地徘徊，“182”这组数字就此成了祖父的梦，成了祖父关于死亡的理想和标尺，岁岁年年都在萦绕。

第二天中午，我的祖父，我们县里最著名的物理老师兼中学校长，不行了。在弥留之际他似乎经历了一场大醉，说了一大堆的人名，人名的后面还附上了长长的单位和职务。祖父躺在那里自言自语，仿佛主持一场盛大却又是虚拟的会议……

我望着我的祖父——他的弥留又瘦又小，是黑色的，像一个麦克，一把就能抓起来。我不敢弄出任何动静，我不想听麦克的回音，只是默默地转发了祖父的最后一条微博，祖父留给这个世界的微博极为洒脱：“也许是最后一条了。心绪太平。桃李满天下。来吧，无恨、无悔、无怨、无憾。”同时我也通过这条微博向这个世界通报了祖父仙逝的消息，但此后微博长久寂寞，无人回应。

这一天特别特别冷，愿意前来参加葬礼的人算是给了天大的脸面。老实说，我不关心葬礼的人数，我唯一关心的是花圈的数量。但花圈的数量让我揪心，别说“铺天盖地”，都几乎构不成一个体面的葬礼。

女儿问我：“爸，怎么就这么几个花圈?

我取出钱包，来到殡仪馆的花圈出租处，要来纸，要来笔，要来墨。我努力回忆祖父酩酊大醉的那些夜晚，那些人名我不可能记得住，那些单位和职务我同样不可能记得住，但意思无非是这样的——

剑桥大学东方语言学中心副主任 罗绍林 遥寄哀思

斯坦福大学高能研究所研究员 茅开民 遥寄哀思

清华大学KGR课题首席教授 石见锋 遥寄哀思

……

一口气写了两个多小时，我没有数，我不想知道具体数据。世界就在这里了，我亲爱的祖父，你桃李满天下，——这从来就不是一件虚拟的事。

（选自《小说月报》2014年第3期，有删改）

（一）

对于中国画家来说，雪是一个至为丰富的体验世界，一个能彰显人的生命感受和情绪意志的对象。文徵明说：“古之高人逸士，往往喜弄笔作山水以自娱，然多写雪景者，盖欲假此以寄其岁赛明洁之意耳。”清恽南田说：“雪霁后写得天寒木落，石齿出轮，以赠赏音，聊志我辈浩落坚洁耳。”这都点出了雪画的情感寄托的特征。白雪连绵，荡尽污垢，在雪意阑珊中，使画家不落凡俗，从而自保坚贞、自存高迥。画雪反映了中国画家的超越情怀。明王稚登赞赵大年《江干雪霁图》有“皎然高映”之趣，有“人在冰壶玉鉴中”之感，就是就超越情怀而言的。在这一世界中，画家同于宇亩浑莽之中。王维《雪溪图》就有天浑地莽、玄冥充塞气象。霰雪纷其无垠，云霏霏兮承宇，云雪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宇宙。

在中国画家眼中，雪更是妙的，就是说雪中有妙意。他们常常将自己的哲思寄寓于雪中。我们注意到，对雪有偏爱的画家多是僧人画家，如巨然等，或是倾向于佛教尤其是禅宗情趣的画家，如王维、关仝等。在禅宗中，雪意味着一种大智慧。有僧问：“如何是摩诃般若？”青耸禅师道：“雪落茫茫。”摩诃是大，般若是智慧。大智慧就是雪落茫茫。百丈怀海说：“雪山喻大涅槃。”大涅槃，即根本的超越。禅宗是反对比喻象征的，道不可比，但并非绝对。雪就是禅宗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喻象。在佛教中，有这样的说法，说是释迦牟尼在过去世到雪山修行，所以被称为“雪山童子”。这样的比喻当然与清净法身有关。传禅宗中的牛头法融开堂讲《法华经》，讲得素雪满阶，群花自落。茫茫的雪意是智慧的渊海，它沉稳，内敛，深邃，平和，空无。那空明、清净的智慧世界，原是画家心灵之法身。

在中国艺术中，雪具有感发人心的功能。因而，它往往具有和酒同等的作用，催发意兴，激荡生命。黄公望所作的《剡溪访戴图》，颇有大痴意境。画的是东晋时的一个故事。东晋名士王徽之，就是那位爱竹成癖以至说出“何可一日无此君”的诗人。他在山阴时，一天夜雪，他命家人打开门窗，对雪酌酒，四望皎然。他在雪地里踱着步，咏着左思的《招隐诗》，忽然想到了朋友大雕塑家戴安道。此时戴在剡溪，离山阴有百里之路，他却命家人驾小舟前去访问。小舟几乎在雪溪中走了一夜，快到戴的住所时，他又命船家返回。人问其故，他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这是何等潇洒倜傥的人生格调。他解除的是目的，高扬的是“兴”——生命的悸动，夜、酒、诗、友情，再加上雪，这就是他的兴发感动，他有不可遏止的生命冲动。

或许人的生命本来蛰伏的东西太多，我们原以为自己平庸、乏味，原以为自己道不如人，其实人人的生命都有灵光，雪的映照，使灵光跃现出来，原来，这里也可以灵光灼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