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渊源深厚。中国人自古就祈福盼福、崇福尚福，对福有高度的心理认同感。“福”字是最古老的汉字之一，至今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每逢春节，家家户户在屋门、门楣、窗户等醒目的地方贴“福”字的习俗最迟始于宋代，而在朱元璋的倡导下，盛行于明代。

关于“福”的含义，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扩展、延伸的。福，从示部。从示部的汉字，多与祭祀、神明、祈祷、企盼有关。这一点从甲骨文中的“福”字可以得到印证。“福”字在甲骨文中是“两手捧酒浇于祭台之上”的会意字，是古代祭祀的形象写照。由此可见，“福”的最原始含义是“向上天祈求”。后来，“福”又成为特指祭祀用的酒肉。渐渐地，随着社会变迁，“福”的含义得到进一步的扩大与延伸。《礼记。祭祀》载：“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谓之备。”意思是福即事事顺利。《韩非子》上说：“全寿富贵谓之福。”此处当福运、福气讲。除此之外，《尚书》中提到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曰考终命。”也就是说，福包括长寿、富有、康宁、好德和善终。总而言之，不管是《尚书》、《说文》对福的诠释，还是今人对福的理解，福是几千年来中国人孜孜追求、时时向往的境界。

有关福的习俗从古至今形式不少。有的依然盛行，有的业已湮灭，有的则被赋予了新的内容。贴福字，是我国民间由来以旧的风俗。据南宋吴自牧《梦梁录》记载：“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岁旦在迩，席铺百货，画门神桃符，迎春牌儿……”这里的春牌儿就是在纸上写福字。倒贴福字，贴福字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寄托了人们对福的向往和追求。民间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追求，许多地方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借福字倒了的谐音表示福气到了的寓意。摸福：由于中国人特别追求福，向往福，因而一种摸福的风俗自然而然应运而生，这种风俗活动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各有千秋和讲头。祈福：古人于福，重在祈求过程，皇帝率文武百官沐浴戒斋，三跪九拜，在五色土坛前祝岁祈年，祭天祀地，以求江山永福，黎民百姓则在社庙稷庙或者自家的火土神菩萨面前焚香上供，磕头作揖，祈求风调雨顺，六畜兴旺，合家幸福。祈福是一种由来以久，遍及全国的风俗活动，形式可谓是五花八门。现在的主要形式则为在新春来临之际鸣钟，以求幸福降临。祝福：祝福是绍兴人的年终大典。目地是祈求来年整年的好运气，该风俗起源于元初，绍兴话称作“请大菩萨”，也叫“请祝福菩萨”。一般安排在旧历十二月十日至三十日之间。

除此之外，在中国传统艺术宝库中的绚丽奇葩——吉祥图中，福字吉祥图也位居榜首，中国人民追求和向往福的理想，在吉祥图中以它特有的装饰风格和民族语言得到很好的形象化。如《大寿图》、《翘盼福音》、《五福和合》、《平安如意》、《万种流云》等，其中《五福和合》图就是用五只蝙蝠飞入盒子来表示吉祥之意，“蝙蝠”之“蝠”就是谐音“福”的意思。这些吉祥图都将福字的吉祥喜气溢于图中，给人喜气的感觉。我想这也是中国文化精髓所在，因为它永远都有实物为之传载。

（摘编自殷伟《中国福文化》）

“独立不迁”是屈原人格美的核心。它包含两方面：一是对养育了自己的故乡的热爱与依恋；二是在政治斗争中坚持原则，决不随波逐流。

屈原的一生便是“独立不迁”的最好诠释。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美政”理想，屡遭打击，毫不动摇，正如他在《离骚》中所说的：“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他也曾打算像战国时代一般士大夫那样周游列国，去寻找了解自己的君主。但是，对于自小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的深挚感情，使屈原不能他迁。回楚都既不可能，远游、求贤又不成，最后，在无可奈何之际，只好身投汨罗，以死来殉自己的祖国和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

与“独立不迁”相联系，屈原在诗歌《橘颂》中还提出两条为人的准则：无求与苏世。《橘颂》中说：“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一个人胸怀坦荡，不图私利，不干人，不屈己，才能顶天立地，保持独立的人格。《橘颂》又说：“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必须头脑清醒，是非明辨，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而不至于随波逐流。无求与苏世浸透在屈原“独立不迁”的人格里，使之臻于更坚实、更完美的境地。

《渔父》的中心思想也是“独立不迁”。不过这首诗人们多以为伪作。王逸既说是“屈原之所作”，又说是楚人追记屈原与渔父的对话，本来就自相矛盾。但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已采用它的内容作为事实来叙述，因此可以设想，这篇作品的文字虽然不一定出自屈原之手，而渔父与屈原的问答却实有其事。屈原的答话可以作为了解屈原思想的可靠资料。渔父问屈原何以被放逐，他答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又问他：“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他答曰：“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

渔父和屈原的对话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生观。渔父大概是一个逃避现实的隐者，他不满意社会的黑暗，但他的态度是与世推移，随波逐流。屈原则不然，他要保持自己的清高和清醒，不肯同流合污。这当然会陷入孤立，但他不怕孤立，决不会投合世俗而改变自己的态度。正如他所说的“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独立不迁”的人格还表现为对正直的追求与维护。屈原批评那种“背绳墨以追曲”的行为，发出“伏清白以死直”的誓言。在《涉江》中，他表示：“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

在儒家的典籍中，治水有功却被天帝处死的鲧一直是个反面人物，那么鲧到底犯了什么天条会被天帝处死呢？《山海经》说：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原来，鲧的罪行是私自窃取了天帝的息壤去填洪水以拯救人类。这样说来，他简直就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屈原对这样一个英雄深表同情和赞赏，从这可以看出屈原自己人格的崇高。屈原明知自己的结果会和鲧一样悲惨，但是他决不屈己从俗，而始终保持着“独立不迁”的人格，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啊!

（选自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有删改）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同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对待天人关系上具有很大差异。

我国古代哲学家，一直把“天与人”或“自然与人为”当作重要的哲学命题。总的是主张“天人合一”，但不同哲学流派，解释也各不相同。大体分为三派：老庄哲学主张自然无为，认为人在自然中是极为渺小的，小得如同微生物一般。人只能一切顺应自然，凡用人为去创造、去改变自然，都是自扰有害的。这种自然无为的天人观，虽然受到当今一些环保主义者的追捧，但毕竟不利于科学的形成与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流派是以荀子为代表。他反对老庄，强调“天人之分”，人虽为自然的一部分，但人不同于天，他主张“人为”，认为社会进步靠人不靠天。人利用天、主宰天，使天适合于人的要求。唐代的刘禹锡，发展了荀子的观点，主张“天人相胜”，既天胜于人，又人胜于天。他说：“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即天只生出万物，万物要靠人来治理。这派主张，同西方的征服自然，人定胜天论倒有些相似。

第三流派是孔子，他的主张介于老庄与荀子之间，主张兼重天人。孟子也相似，既注重人为，又注重尊天。看来，这种“天人合一”较符合人类发展。因人类从自然分离出来后，确是万物之灵，成为“天人”之一极。但人类必须遵循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人仍是自然的一部分，若无限地人为，损害了自然，最终必将损害人类自己。

东方哲学是生命的哲学，重视人生，追求生活幸福，主张与天和，顺应天时，知足常乐，一切活动包括赚钱，只为了生活。西方哲学是理性的哲学，重视科学探索，崇尚理性知识，主张与天斗，喜欢竞争，追求进取，永不满足。一切生活皆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这正如辜鸿铭所言：“西洋人为运动而生活，东洋人为生活而运动。”

因此，西方与天斗的天人观，是人主宰一切，尽力去征服自然，奴役自然，为人类取得最大的利润与物质利益。这种指导思想，让他们发现了新大陆，爆发了工业革命，形成了市场经济，创造出无与伦比的巨大财富，把人类推进到了工业文明。西方的巨大进步，通过鸦片战争的炮火，震醒了东方。日本随之通过“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中国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都在向西方学习。五四运动，使科学与民主，开始深入人心。中国从西方不断引进科学技术，也引进了与天斗的进取精神，这在当时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在大规模经济建设时，这种战天斗地的哲学，也出现负面效应，如大跃进时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虽然这些豪言壮语并未转化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但大炼钢铁对森林的毁灭，围湖造地对湿地的破坏，任意开荒造成的水土流失与荒漠化，也留下了很大的后遗症。

中国真正大规模经济建设，还是近30年的事。我们不断从国外引进大量资金、技术、企业、市场、管理等。这对中国现代化，无疑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必须将这一变革，坚定不移地持续下去。但也要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当我们从西方引进这一切积极因素时，也同时引进了消极面，带来了污染。为了追求市场利润最大化，不惜破坏环境，造成资源匮乏；过度地鼓励消费，造成严重浪费；粗放经营，使能耗骤增。现在耕地紧张，淡水匮缺，污染严重，气候反常，我们必须正视这些难题。

21世纪既是全球的世纪，也是东西方文化融合、互补的时候了。我们既不能倒退，也不能如此盲目跟进，于是中央及时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也是科学的“天人观”，科学地处理好天人关系、天然与人为的关系。唯有坚持这条路线，才能走出一条既发展经济又同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路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