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读晋代郭象的《<庄子>注》，我们就会发现郭象借着注释的形式从《庄子》中发展出了一个全新的哲学体系。唯其如此，郭象才取得了哲学家的资格。郭象常用“性”这一概念来讲祸福与命运的变化，这就将祸福与命运的根据，从外在力量转移到了个体之“性”的完满与否上。

在《逍遥游》中，大鹏是逍遥的象征，小鸟则是反面代表。它认为自己“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这也是飞翔的极致，何必“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庄子》原文歌颂大鹏、嘲笑小鸟的立场是鲜明的。但是郭象泯灭了大鹏与小鸟之间的区别，他说：“苟足于其性，则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地。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这就是说，万物无论大小高低，只要自足其性，就可以同样逍遥，同样可以达到自由之境。“小大虽殊，逍遥一也”的关键在于“足于其性”，而“足”的标准则完全取决于自我内心的评定。

郭象还认为，逍遥与否还取决于是否有圣人来治理天下。有识之士的志向各自满足，固然是一种逍遥，但这仅仅指向普通生命个体。而令天下万物各足其性，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则是更应期待的圣人的逍遥。

今人对郭象的解释则有很多批评。王叔珉说：“郭象之注庄子，乃郭象之庄子，非庄子之庄子也。”这是批评郭象《<庄子>注》以自我表现为主，而不能贴近《庄子》原意。王中江认为，在价值认同上，郭象与庄子相反。他指出：“郭象在《<庄子>注》中，把庄子‘重估一切价值’的方向，完全逆转为‘认同一切价值’的方向。如果说庄子的逻辑是‘一切现实都是非合理的’的话，那么，郭象的逻辑则是‘一切现实都是合理的’。这是极为惊人的反差。”不过，郭象的观点流传至今，甚至独占鳌头，大概恰恰在于其借《庄子》原文抒发己意的做法。他独特的理论，或令人赞叹，或令人开怀，或令人疑惑。都昭示了其思想具有与众不同的趣味与魅力。

（取材于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

材料二

学术界有一种流行见解，认为庄子思想中最高的人生理想是“逍遥”，也就是一种精神的绝对自由。此一见解，大有商榷的余地。

现代学术界不大重视作为一种故意提倡不负责和不认真的生存状态的“游世”思想，却重视“逍遥”，因为后者涉及追求精神自由这个令人产生敬意的话题。可实际上，“逍遥”与游世思想是不能分开的。认真追问“逍遥”是什么，就不能离开游世思想这个基础。

游世思想的关键，是一方面继承了隐者的传统，要寻求乱世中个人的出路；另一方面又激烈地认为世界是绝对黑暗的，个人不可能找到出路，由此否定隐者传统的温和乐观主义，把个人戏谑地扔进黑暗之中，认为以彻底的游戏姿态与黑暗周旋，才是个人唯一可能的生存方式。认真来说，这种生存方式并不是一种人生出路，而是没有出路之后对“自我”的精神放逐。

“逍遥”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前提下获得的一种愉快感。《逍遥游》神采飞扬的文学性描述就表达了这种愉快感。这种愉快感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随遇而安的平静感，一种是藐视现实的孤傲感。郭象的《<庄子>注》抓住前者，把无可无不可的平静，夸张为任何状态下都能安足的庸俗快乐主义；现代的庄子研究者比较注重后者，努力把与世隔绝的孤傲，解释成品味高尚的自由精神。但实际上这两种愉快都只是与自我放逐、冷漠、敌意混乱不可分的片段情绪，他们是不稳定的生命理想。也就是说，逍遥游与游世思想是一体的，不是一种人生出路，更不是一种可以认真追求的生活目标。

（取材于颜世安《庄子评传》）

驴背上的“状元”丁宁

解放以前，当代的名作家中，怕很少有人像赵树理那样引起那么多的议论和传说。

我在没有见过他以前，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活生生的形象：黑黑的脸，头戴瓜皮破毡帽，身穿土布老棉袄，腰间还捆着一条一尺宽的布带子，每逢开会，必定一手握着旱烟袋，一手伸进胳肢窝逮虱子、如今的人，一听说虱子就害怕，可在战争年代，哪个人身上没有？那时，大家幽默地把虱子叫“革命虫”，意思是，要革命就免不了要生虱子。至于赵树理，成天价和农民泡在一起，而以前的农民，生活苦，条件差，哪有不生虱子的，所以传说老赵身上的“革命虫”就格外多。

我还听到过这样一个传说：赵树理生下满一百天时，爹妈为他庆贺“百岁”，特地在他面前摆了十几样玩意儿，任他抓，其中，还向人借了块雪白的“大头洋”，专摆在孩子的小手最容易触到的地方，可是赵树理偏不触它，张开两只小手，一手抓过一支笔，一手抓过一根赶驴的鞭子。他爹见此情景，长长叹了一口气说：这孩子长大，本应“金榜题名”，可惜错投在咱们贫寒家，只能做个“驴背上的状元”了。果不其然，赵树理自小就和小驴子交上了朋友，识得几个庄户字，少年时，就坐在驴背上编唱本。

五十年代初期，在作家协会，我终于见到了大名鼎鼎的赵树理。他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闻名遐迩。令人奇怪，我觉得他和传说中的模样儿差不多，只不过脸不算太黑，可也不白，穿的是普通干部服，干干净净，显然藏不住虱子。旱烟袋，换上了烟斗，吸着自己烤制的烟丝儿，香喷喷，发出唧唧哝哝的声音。怎么看，都像个老实巴脚的庄户人，只是那双饱鼓鼓的眼睛，给我第一个印象是，悲天悯人，深藏着智慧。

有一天，机关来了个看儿子的乡下老汉，坐在会客室等儿子，赵树理进来了，看见老汉，立即递过自己的烤烟，不到几分钟，就和老汉谈得十分投机，当然，话题都是关于农家和农业上的事。老汉说：“看你这老哥，也像是咱们庄稼人？”赵树理点点头。说着，老汉的儿子来了，老汉高兴地给儿子介绍：“看，你这位大叔，也是咱乡下人”儿子和在场的人都一齐大笑，把老汉笑得一楞一楞。赵树理说起话来，一口浓重的山西腔，带着嗡嗡的余韵。听时必须聚精会神，但词汇丰富，语言幽默，一开口，就必定引出别人的笑声。

有一次，我向他谈起那个“驴背上的状元”的传说，他自己竟从未听说过，但也很赞赏这个故事，他说，虽然是胡编的，可是编的人有点才，因为抓住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他自小到大，确实赶过小毛驴，也确实和小毛驴交过要好的朋友。

春日融融，他赶着小驴到山地里送粪，回来时，在崎岖的小路上，扯着驴子的尾巴，稍稍打个盹儿，然后高声背诵“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再背《百家姓》《千家诗》，他最感兴味的是上党梆子，他常常手拿唱本，一会大嗓，一会小嗓，哦哦呀呀地高声唱着。

秋天到了，又赶上好年成，他和小毛驴穿行在散发着谷香的金色小路上，这时，他哼着动人的民间小曲，小驴在前面走着，四只蹄子踏出轻快的节奏，他两只手各握着一根削制得滑溜溜的短棍，当作锣鼓棰儿，在小驴屁股上那块三角形的护皮上，欢快地敲击着：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敲到得意的时候，小驴子也兴奋得腾起后蹄跳跃起来。凡打击乐器，赵树理件件精通，这一整套本事，都是在小驴的屁股上练就的。

记不得哪一年，他被邀到一个文化馆，给业余作者作辅导写作的讲座，去时，人还没到齐，他发现室内摆着一套锣鼓，便情不自禁敲打起来，大鼓咚咚，小鼓哒哒，锣也响了，镲也响了，口中也在打着鼓点，只见他全身各个部分都在舞动，眉在飞，色在舞，满脸的肌肉，也在有节奏地颤动。他完全沉醉在自己的激动人心的“交响乐”中。却不知，会议室里，早已人头攒动，挤得水泄不通，本来是二三十个人听讲，一下子变成几百个。他吹、拉、弹、唱，样样在行，拉得一手好二胡，也会弹三弦，那“工尺”符号的古乐谱，也很精通。这大约不会都是在驴屁股上练出来的，但可以想见，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

据说，他在参加革命以前，家乡凡有红白喜事，他总是吹打乐器的首席演奏者。

材料一: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全面启动多种形式的医联体建设试点,要求三级公立医院全部参与并发挥引领作用。在城市主要组建医疗集团,由三级公立医院或者业务能力较强的医院牵头,联合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护理院、专业康复机构等,形成资源共享、分工协作的管理模式;在县域主要组建医疗共同体,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为枢纽、村卫生室为基础,与乡村一体化管理有效衔接;跨区域组建专科联盟,以专科协作为纽带,组建区域间若干特色专科联盟,重点提升重大疾病救治能力;在边远贫困地区发展远程医疗协作网,公立医院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远程医疗、远程教学、远程培训等服务,利用信息化手段促进资源纵向流动。医联体内部形成分工协作机制,推动形成基层首诊、家庭医生服务等分级诊疗模式。

不论哪种合作模式,其目的都在于通过优化医疗资源结构布局,提升医疗服务体系整体效能,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连续、省钱且优质的医疗服务。

（摘编自《人民日报》）

材料二：

2015年8月，深圳以罗湖区为试点，启动了医疗机构集团化改革。

罗湖区整合5家区属医院和23家社康中心,成立唯一法人的基层医疗集团——罗湖医疗集团，形成“人员编制一体化、运行管理一体化、医疗服务一体化”的“管理共同体”。该集团重新调整和明确集团内各医疗卫生机构的功能定位:医院逐渐向提供危急重症、疑难复杂疾病的诊疗服务和科研教学转变;社康中心逐渐向提供常见多发病诊疗、预防保健和公共卫生服务转变。

成立罗湖医院集团不是为了做强做大医院,而是为了举集团之力做强基层。因此,罗湖医院集团不断将工作重心和优质资源下沉,并建立财政补助、收费价格激励引导机制,做强做实社康中心。

为此,集团采取了如下改革措施;一是公开招聘优秀全科医生,聘请外籍优秀全科医生对集团内全科医生进行培训,组织专科医生进行全科医生转岗培训,鼓励集团专科医生到社康中心开设工作室;二是社康药品目录与集团内各医院药品目录一致,达到1350种,针对缺药品种,集团24小时内配送到家;三是改善社康中心医疗装备水平,在部分区域社康中心配置了CT、胃镜、眼底照相等设备,并打造“社康检查、医院诊断”模式。

同时，罗湖医院集团对医保基金管理方式进行突破性改革,对签约参保人的住院统筹基金实行“总额管理,结余留用”的制度,发挥医保支付经济杠杆的倒逼作用,促使集团主动下沉资源做强社康中心，做好预防保健和健康管理,让签约参保人少得病、少得大病。签约保人越健康,集团越受益,推动医保从“保疾病”向“保健康”转变，促进医院集团从“治病挣钱”向“防病省钱”转变。

改革两年多来,“罗湖模式”试点正在逐渐破解社康“缺医少药 “检查不方便”“只签约不服务”“重医轻防”“医养分离”五大难题,初步实现了社康中心能力、预防保健能力、患者满意度、医务人员收入“四提升”和医院运营成本、居民就医成本“两下降”。“强基层、促健康”的医改目标成效初显。

（摘编自“深圳新闻网”）

材料三：

目前,全国医疗联合体的建设多数以临床医疗服务的简单“联合”为主,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措施,下派医生去基层坐诊往往靠所在医院的行政指令,而非本人意愿,因而大多应付差事。而基层医生仅靠在三级医院进行的短期培训,也很难真正提高水平、获得患者信任,导致这一做法徒有虚名,没有实效。

医联体的政策本意,在于“小病在社区,大病在医院”。然而,现实操作中,医联体帮助大医院在基层社区中建立了更多的“挂号窗口”,方便了患者进一步向上聚集,也加剧了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一些三级医院院长甚至坦言,牵头形成医联体的一大动力就在于与其他三级医院竞争,吸引下面县乡更多的患者。同时,也通过医联体寻找下级医疗机构中的管理与临床人才,将优秀的人才向上虹吸。

从一定程度上讲,医联体已经变成了大医院重分势力范围、从基层汲取医生、汲取患者的捷径。依托医联体来建立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的长效运行机制,困难重重。

(摘编自“搜狐网”)

寒冷也是一种温暖

迟子建

①在北方，一年的开始和结束都是在寒冷时刻，让人觉得新年是打着响亮的喷嚏登场的，又是带着受了风寒的咳嗽声离去的。但在这喷嚏和咳嗽声之间，还是夹杂着春风温柔的吟唱，夹杂着夏雨滋润万物的淅沥之音和秋日田野上农人们收获的笑声。

②故乡是我每年必须要住一段时日的地方。在那里，生活因寂静、单纯而显得格外有韵致。八月，我回到那里。每天早晨，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打开窗，看青山，呼吸着从山野间吹拂来的清新空气。吃过早饭，我一边喝茶一边写作，或者看书。累了的时候，随便靠在哪里都可以打个盹，养养神。大约是心里松弛的缘故吧，我在故乡很少失眠。每日黄昏，我会准时去妈妈那里吃晚饭。我怕狗，而小城街上游荡着的威猛的狗很多，所以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手中往往要攥块石头。妈妈知道我怕狗，常常在这个时刻来接我回家。家中的菜园到了这时节就是一个蔬菜超市，生有妖娆花纹的油豆角、水晶一样透明的鸡心柿子、紫莹莹的茄子、油绿的芹菜、细嫩的西葫芦、泛着蜡一样光泽的尖椒，全都到了成熟期，不过这些绿色蔬菜只是晚餐桌上的配角，主角呢，是农人们自己宰杀的猪，是刚从河里打捞上来的野生的鱼类。这样的晚餐，又怎能不让人对生活顿生感念之情呢?吃过晚饭，天快黑了，我也许会在花圃上剪上几枝花：粉色的地瓜花、金黄色的步步高或是白色的扫帚梅，带回我的居室，把它们插入瓶中，摆在书桌上。夜深了，我进入了梦乡，可来自家园的鲜花却亮堂地怒放着，仿佛想把黑夜照亮。

③如果不是因为十月份要赴港，我一定要在故乡住到飞雪来临时。

④在香港，我每天晚上跟妈妈通个电话。她一跟我说故乡下雪的时候，我就向她炫耀香港的扶桑、杜鹃开得多么鲜艳，树多么绿，等等。但时间久了，尤其进入十一月份之后，我忽然对香港的绿感到疲乏了，那不凋的绿看上去是那么苍凉、陈旧!我想念雪花，想念寒冷了。有一天参加一个座谈，当被问起对香港的印象时，我说我可怜这里的“绿”，我喜欢故乡四季分明的气候，想念寒冷。他们一定在想：寒冷有什么好想念的?而他们又怎能知道，寒冷也是一种温暖啊!

⑤十一月上旬，我从香港赴京参加作代会，会后返回哈尔滨。当我终于迎来了对我而言的第一场雪时，兴奋极了。我下楼，在飞雪中走了一个小时。能够回到冬天，回到寒冷中，真好。

⑥年底，我收到了一份沉甸甸的礼物，是艾芜先生的儿子汪继湘先生和儿媳王莎女士为我签名寄来的艾芜先生的两本书《南行记》和《艾芜选集》，他们知道我喜欢先生的书，特意在书的扉页盖了一枚艾芜先生未出名时的“汤道耕印”的木头印章。这枚小小的印章，像一扇落满晚霞的窗，看上去是那么灿烂。王莎女士说，新近出版的艾芜先生的两本书，他们都没有要稿费，只是委托新华书店发行，这让我感慨万千。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些垃圾一样的作品，通过炒作等手段，可以获得极大的发行量，而艾芜先生这样具有深厚文学品质的大家作品，却遭到冷落。这真是个让人心凉的时代!不过，只要艾芜先生的作品存在，哪怕它处于“寒冷”一隅，也让人觉得亲切。这样的“寒冷”，又怎能不是一种温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