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诗代替了古诗，获得了新质，却也失去了很多东西。撮其大概有:张扬了理性思维，减少了直觉思维，偏重于语法，轻忽了词法，强化了模仿，忽视了表现，等等。此种得失的造成，与古汉语转换为现代汉语有直接关系。因为新诗的出现，固然与古诗有血脉渊源，但主要是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诗。这样，新诗与古诗就有了一定程度的断裂。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运用于诗歌写作，有着巨大的诗性差距。

（摘编自苗雨时《新诗向古诗学习什么》，2017年8月27日《扬子晚报》）

材料二：2017年是中国新诗发展100年，“80后”著名诗人、作家李成恩于2017年7月应邀出访拉美。她重点谈到了百年中国新诗所取得的成就，首先是诗歌的现代意识的觉醒，从人性的角度确立了诗的现代性，她认为诗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通过世界不同国家、地域与民族的生活、诗歌语言与诗歌艺术的探索，世界诗歌呈现出不同的样貌。中国当代诗人与拉美诗人有共同之处，都对日常生活较为关注，多写人在现代社会的独特体验。

李成恩说，中国现代诗与世界最好的诗歌处于同一个水准，中国现代诗建立了中国的传统，这是一个现代性的传统，从语言的开放到个体的想象，中国新诗历经百年，出现了一批可与世界对话的重量级诗人，并且正在反过来影响其他国家诗人的写作。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现代诗对外的翻译还要快步跟上，外国诗歌在中国的翻译总是快一步，我们庆幸能够很快读到世界上最好的诗歌，但我们最好的作品却要滞后被外国

读者读到。这次来拉美，她发现拉美对中国优秀诗人了解得并不多，所以这次来得恰逢其时。

（摘编自《李成恩在拉美谈中国百年新诗》，2017年8月29日凤凰网，有改动）

材料三：2017年8月2日，第四届“北大培文杯”全国青少年创意写作大赛在北京颁奖，大赛顾问、著名诗人谢冕在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时谈到了创意写作，也谈到了诗歌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他说，在目前良好的写作状态中，一些诗人的作品看似个人表达，但概念化倾向很严重。

平时，出于研究需要，谢冕阅读过很多诗歌，但能让他眼前一亮的不多。谢冕说，基本都是大体相同、陈陈相因，个性突出的诗人并没有出现，这是当前诗歌创作应该注意的问题，“比如都写一条江，可能词句不同、结构不一，但思路都相同，读起来感受差不多”。

什么才是个性独特的诗人？谢冕举了海子的例子：“想想他的诗有多独特。里面有这样的文字：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那都是他很独特的东西，别人无法模仿、重复。”

谢冕还提到，在目前的诗歌写作中，确实还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过于口语化、缺乏节奏感，等等。他指出，现代诗歌接近口语是自然的，但要有节制，不能无边无界，“像‘今天我去找你，你妈说你不在’，类似的诗歌，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诗歌要有诗歌的内涵，它是文学皇冠上的珍珠，语言是文学体裁中最讲究的，要精练，过度口语化会使这些内涵丧失殆尽。”谢冕认为，艾青先生把“白话写诗”发挥到了极致，虽然口语化但有节制，“现在很多人都在努力创作，但很少人能做到这么好”。

除了语言不够精致外，谢冕认为，诗歌是音乐的文学，要讲究韵律，“徐志摩诗歌的格律感是很好的，句子长短一致，有的还押韵。没有节奏感，诗歌就会‘不好听'。”谢冕说，“新诗发展到现在，有成就，但上述问题要指出来，我目前就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也是希望新诗能够健康向前发展。”

（摘编自《专访谢冕：现代诗歌接近口语不能无边无界》，2017年8月5日中国新闻网）

茶农

苏沧桑

暮色四合的时候，黄建春在一张小矮凳上坐下，点起了一根烟。烟袅袅地从他指尖逸出来，原本最忙碌的时光，仿佛一下子变慢了。只有鸟呜声、茶青在炒茶机里翻滚的微弱的沙沙声。

他的手，是天生炒茶的手：五指合并，严丝合缝，从指根到指尖，有微微弯曲的弧度，与炒茶锅紧紧贴合，手工炒茶的“抖、带、挤、甩、挺、拓、扣、抓、压、磨”十大手法全都精通。茶农的日常工作繁忙，茶园开垦，茶苗培育，茶苗种植，施肥，除草，喷药，采茶，晒青，摇青，炒青，包揉，烘干，挑选，包装。茶季一到，黄建春忙不过来，只好放弃手炒，和大多数茶农一样改半机械化炒茶，两台炒茶机，一锅炒二两干茶，耗时六分钟左右，第二遍要用龙井辉锅机集中翻炒，耗时四十分钟。从午饭后到晚上十一点，争分夺秒，一天能出八斤新茶，其间，他要晾晒茶青，筛茶，加料，包装，全是一个人。唯一的休憩，便是忙里偷闲点一根烟，喝几口茶。

即使如此，他炒茶也极为讲究，茶青薄摊晾晒到湿度恰到好处，去除青草味和苦涩味，也去掉了茶青里残余的大部分刚性。炒前用手挑过，用畚斗畚过，炒出来后再用手挑过。他还有窍门，第一步青锅的火候、第二步回潮的时间、第三步辉锅的火候，都把握得无比精确。刚炒出来的茶不好喝，要过一个星期，等退火了才好喝。

黄建春是村里炒茶最好的人之一，他炒出来的茶叶，色绿，香郁，味甘，形美，尤其是色泽乌润，手感如丝绸，无比光滑，拿到转塘茶叶市场卖，一般比别人价格高一两百元。

他抽了一口烟，思绪回到了十六岁。十六岁，兄弟俩跟着父亲开始采茶炒茶，可怜的一点茶地只能勉强糊口。娶了老婆生了孩子后更困难了，修房子连十块钱都借不到，别人怕他们家太穷还不起，那一个个鄙夷的眼神，连同借钱这件事，让他的心像一个沙袋，二十年来承受着一只拳头的反复击打。

两兄弟便去石矿开挂车，将石头运到慈溪余姚，来回一天一夜，一到家又去采茶、开荒。多年下来，黄建春终于积攒了六亩多、二十几块零零碎碎的茶地，前前后后造了五次才把房子造成。茶季过后，黄建春也不闲着，去驾校当教练，教练车一开回来，不吃饭也不休息，又去开荒。

一个茶季，全家跟打仗一样，纯收入也才六万元左右。同样的龙井茶，会推销的人家，一年能卖三十万，也有不地道的茶农，家里没那么多茶树，就去外地进茶青，冒充西湖龙井卖。他不会作假，也不会推销，除了一些老客户要头几茬明前茶，其余的他会拿到茶叶市场卖，所以“没花头”的。

但即使没花头，也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做好茶，不倒自己的牌子，虽然他的茶连商标都没有。第一锅新茶出来，叶底细嫩，如花朵一般，他从来舍不得自己喝，喝的都是清明后的老茶，卖相差的那种。不是喝不起，不是死要赚钱，是太辛苦了，只有他自己知道，在每一片茶叶上，他从未吝惜过自己的体力。

睡在山上的父亲说，这是老天的恩赐，传了一千两百多年，不能白白扔了。是啊，祖上传下来的茶园怎么能放弃呢？祖上传下来的手艺怎么能放弃呢？他不太懂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却知道好好做茶，心无杂念，随遇而安，是最心安理得的谋生方式。他用最无害的方式与茶同生共存，守护着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美德。

他喜欢这栋二层小楼，巨大的老香樟树像一双大手覆盖着小楼，常让他想起父亲的手。推开门就能看到后山的茶园，溪流潺潺，鸟儿啁啁，常有同村的女人们在溪边洗衣服，把衣槌捶得很响，在空旷的山谷回荡，还能望得到山上的父亲和儿子。心里憋闷时，他会抽根烟，和他们说说话。

除了这座二层小楼，空地靠马路的那一边是他造的四层楼房。儿子去世后，妻子越来越消沉，两人积累多年的矛盾也越来越大。他知道她心里难受，劝不了她，最终分开过了，但没地方去，他仍留她在家里，和女儿女婿一起住在四层楼里，他自己则搬到了靠山的两层楼。她会帮他采茶，但不会和他一起吃晚饭，她常常消失，不知道是和姐妹出去玩了，还是躲起来了。女儿很能干，在外面上班，女婿特别勤劳。他自己拼命干活，是憋着一股劲，趁自己吃得了苦，将来老了要花钱要出去旅游什么的不用向女儿女婿要钱，不给他们添负担，不给他们丢脸。黄建春的恐惧是“穷怕了”。

山里的天黑得早，他抬头望了望向晚时分的路口。他七十六岁的老母亲，每天坐一个小时公共汽车到杭州城里的八字桥菜场摆摊卖茶，这时该回来了。

他将香烟掐灭，余烟袅袅不肯散去，仿佛一道舒展不开的眉，又仿佛想再说点什么。

（节选自苏沧桑《与茶》，《人民文学》2018年第11期）

材料一：

智慧城市是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智慧化的新理念、新模式下的城市形态；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与城市转型发展深度融合的产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体现了城市走向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本质需求。建设智慧城市，对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智慧城市的提出者认为，城市由关系到城市主要功能的不同类型的网络、基础设施和环境的六个核心系统如组织／人、业务／政务、交通、通讯、水和能源组成。这些系统以一种协作的方式相互衔接。而城市本身，则是由这些系统所组成的宏观系统。所以智慧城市的实质是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智慧式管理和运行。智慧城市建设要以人为本，向城市居民提供广覆盖、多层次、差异化、高质量的公共服务，避免重建设、轻实效，使公众分享智慧城市建设成果。

（摘编自八部委印发《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材料二：

11月17日，2017亚太智慧城市发展高峰论坛在深圳会展中心开幕。国家信息中心主任程晓波致词时表示，伴随着数字化转型大潮席卷全球，一场围绕智慧城市的竞赛也正在全球上演。在此大背景下，我国各地积极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特别是在模式创新方面不断深化。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从之前的起跑、跟跑，发展到目前的并跑阶段，在未来有望实现领跑和超越。但是，还要看到，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存在诸多挑战。发展政策相对滞后，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网络安全隐患突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还有待提高。既要体现政府的智能作用，在规划、设计、建设和评估过程中，更多地调动大众参与积极性，还要发挥好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激发体制活力，引入社会资本来推动智慧城市的建设，并通过移动互联网的技术应用来突破瓶颈，为大众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服务，让大众体会到智慧城市带来的现实获得感。如何加强智慧城市建设，程晓波还开出了几个药方。

（摘编自《程晓波：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已从“跟跑”发展到“并跑”阶段》）

材料三：

本届(2016)智慧城市评估体系共有六大类一级指标，包括智慧基础设施、智慧治理、智慧民生、智慧经济、智慧人群及保障体系。根据一级指标得分率情况分析，“保障体系”得分最高，整体情况良好；“智慧基础设施”“智慧治理”两类指标得分率都在40%以上，表明大部分城市的建设水平相对较好；“智慧经济”“智慧民生”两类指标得分情况则明显偏低，说明我国现阶段大部分城市在该方面的建设还有明显不足。通过对201个样本城市的行政区划对比，可见华东与华南地区平均得分明显高于全国平均分数，并且其智慧城市建设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地区；东北、华北、华中、西南四个地域成绩较为相近，智慧城市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而西北地区总体得分最低，需要加强开发。

（摘编自科《第六届“中国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评估报告”发布》）

材料四：

图表:中投顾问对2017～2021年中国智慧城市市场规模预测

（数据：中投顾问产业研究中心）

配 角

聂鑫森

父亲邵伟夫，先是话剧演员，后来又成了电影、电视演员。他的名字很气派，“伟夫”者，伟丈夫之谓也。可惜他一辈子没演过主角，全是很不起眼的配角，虽是剧中有名有姓的人物，也就是说几句不痛不痒的台词，演绎几个小情节而已。他的形象呢，身材矮小，脸窄长如刀，眉粗眼小口阔，演的多是反派人物：黑社会小头目、国民党下级军官、现实生活中的可怜虫……

他的名字是当教师的爷爷起的，爷爷曾对他寄望很高。没想到他读中学时，有一次演一个小话剧的配角，神采飞扬，被动员去读一所中专艺校的话剧班，从此他就很满足地走上了演艺之路。

因为母亲是苗族人，可以生两胎，我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我叫邵小轩，妹妹叫邵小轮。通俗地说，我是小车子，妹妹是小轮子。我们的名字当然是父亲起的，母亲似乎很欣赏，觉得低调一些反而会有大出息。

母亲在街道居委会当个小干部，人很漂亮。我和妹妹似乎承袭了她的基因，长得都不丑。母亲对于嫁给了父亲，一直深怀悔意，原想会有一个大红大紫的丈夫，不料几十年来波澜不惊。我母亲都不让我们去剧院看父亲的戏；电视上一出现有父亲身影的剧目，她便立即换台。她还嘱咐我们，不要在人前提起父亲是演员。这种守口如瓶的习惯，久而久之造就了我的孤癖性格，在什么场合都沉默寡言。

读初中时，一个男同学悄悄告诉我：“你爸爸的戏演得真好，可惜是个小角色。如果让他演主角，肯定火!”

父亲在家里的时间很少，尤其是进入影视圈后，或是东奔西跑到一个个剧组去找活干，或是找到了活必须随剧组四处游走。每当他一脸倦色回到家里，首先会拿出各种小礼物，送给妈妈、我和妹妹，然后把一叠钞票交给妈妈。

我把男同学的话告诉他，他听了，微微一笑，说：“在一个戏中，只有小人物，没有小角色，这正如社会的分工不同，却都是平等的。主角造气氛，配角助气氛，谁也离不开谁。”

母亲轻轻“哼”了一声，然后下厨房去为父亲做饭菜。

我看见父亲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很痛苦地低下了头。

我读高中妹妹读初中时，父亲在出外三个月后，回到家里。他这次是在一部《五台山传奇录》的电视连续剧里，演一个貌丑却佛力高深的老方丈的侍者，虽是配角，出场却较多，拿了五万元片酬。他给我和妹妹各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给妈妈买了一个钻石戒指。

我发现父亲的手腕上绑着纱布，便问：“爸爸，你受伤了？”

他说：“拍最后一场戏时，和一个匪徒交手，从山岩上跌下来，把手跌断了，我咬着牙坚持把戏拍完，导演直夸我敬业哩。”

母亲说：“你也五十出头了，别去折腾了，多在家休息吧。”

他摇了摇头，说：“不！你工资不高，小轩、小轮正读书，将来还要给他们备一份像样的嫁妆。再说，小病小伤在拍戏中是常发生的，别当一回事。”

我和妹妹不由得泪流满面。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学校就在岳麓山附近。三九严寒的冬天，母亲打电话告诉我，父亲在岳麓山的爱晚亭前拍戏，让我去看看父亲，还嘱咐我最好把自己伪装一下，别让父亲分神出了意外。

漫天大雪，朔风怒吼。

我戴上红绒线帽子、大口罩，围上羊毛围巾，穿上新买的中长羽绒袄，早早地来到爱晚亭前。警戒线外，看热闹的人很多，我使劲地挤站在人丛里。父亲是演一个寻衅闹事的恶霸，样子很丑陋，说话还结巴，然后被一个江湖好汉狠狠地揍了一顿，上衣也被撕破了，痛得在地上翻滚。这场戏前后拍了三遍，导演才打了个响指，大声说：“行了!”

我看见父亲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然后去卸了装，换上平常穿的旧军大衣。接着，又去忙着搬道具、清扫场地。等忙完了，他靠坐在几个叠起的道具箱旁边，疲倦地打起盹来，手指间还夹着一支燃了一半的香烟……

（2014年第5期《微型小说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