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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史铁生:与灵魂对话,命定寂寞
曹飞跃
不知死,焉知生。
1972年,史铁生因先天性脊椎裂导致双腿残疾,返京养病。1974年,他进入北京新桥街道工厂务工,并开始文学创作, 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1981年,因急性肾损伤弃职归家,笔耕至病殁。
他把自己的身体比作一架飞机,“两条腿(起落架)和两个肾(发动机)一起失灵,这故障不能算小,料必机长就会走出来,请大家留些遗言”;正因为“在最狂妄的年龄上”突遭此变,他孤愤悲忧,不得不常年遁世于地坛,自逐于那一片荒芜之地,他这样写地坛:“四百多年里,它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
曾有多少百无聊赖的时光,他观察“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蜜蜂、蚂蚁、瓢虫、鸣蝉,以及在草叶上滚动、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的露水;曾有十五年的光阴,他目睹散步的中年夫妇由盛及老,唱歌的小伙子在墙角整理歌喉,捕鸟的汉子在树丛中撒网,漂亮的兄妹在“灯笼树”下拾起“小灯笼”……而他仍然孤寂。
在地坛的所思所系构成了史铁生余生写作的母题。他把孔子的话倒过来,说“不知死,焉知生”。众多跟他接触过的文坛朋友都明了,史铁生是“一个永远活在‘问题’里的人”,但在生死大悟之后,虽久卧病榻,也不妨乘物游心。
2010年5月,史铁生与作家周国平对谈,那也是他生平最后一次重复论及自己为何要写作的原因:“写作是怎么回事?其实我写作就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苏格拉底说,要认识你自己,真是这么回事。没有别的原因……永不解决的问题是真正的问题,那你说这岂不是荒诞吗?最后你发现作为一个永恒的过程而言,只有美是它最终的解答。别的都很荒诞。只有美可以是不断超越的。”
思辨的写作,命定的寂寞。
史铁生说自己从小就“怵窝子”,对世界有恐惧,如非横遭突变,可能永远不会做一个作家,而会在恢复高考后读理工科的大学,然后平凡度世;但是,他的命运并没有按照这一轨迹行进。
1998年,由于患有严重的尿毒症,史铁生开始“透析”治疗。2006年,《南方周末》记者夏榆探访尚在医院的史铁生,看到他的动脉血液经塑料管进入透析机,滤掉毒素之后再经静脉回到体内,把全身的血液过滤几十遍。……“长达九年、1 000多次的针刺,就使史铁生的动脉和静脉点隆起成蚯蚓状”。史铁生自己也在《病隙碎笔》中写道:“躺在透析室的病床上,看鲜红的血在透析器里汩汩地走——从我的身体里出来,再回到我的身体里去,那时,我常仿佛听见飞机在天上挣扎的声音,猜想上帝的剧本里这一幕是如何编排。”
每周三次、每次四个半小时的透析治疗,续命之余,也极大地消耗了他的身体。他的写作,因此只能局限在每周四个上午的几个小时,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即是他花了三年的所有上午写就的。他不参加活动,绝少接受采访,如果和朋友聚会,他要提前半天什么也不干,攒下精力和朋友说话。
曾经有人评论说,“史铁生之后,谈生是奢侈,谈死是矫情”,但这未必合乎史铁生的自我体认。他曾说:“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甚或算得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恋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他尤其反对以身体的残缺来划分人群或者立场,自觉超越伤残者对命运的哀怜自叹,进而关切普遍性生存和精神伤残。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表示,史铁生的写作是跟灵魂对话,这命定是寂寞的,“他的寂寞是心灵发出的,不是装出来的;他的彻底个人化,也不是装给大众看的,因为他从不哗众取宠。在这个反潮流也能成为潮流的时代,史铁生应该是最能被包装的,但他永远不会被大家“利用”。
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病隙碎笔》《务虚笔记》等书曾经感动过众多读者,但并非所有人都喜欢他的笔法。此前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有人说我的写作太过思辨,没办法,这可能就是我的命。大概我总是坐在四壁之间的缘故,唯一的窗口执意把我推向‘形而上’。”
史铁生晚年住在金台路,由妻子照料,生活并不宽裕。作家陈村早年拜访,“除了同情他不能多抽烟,我和他的谈话与常人无异。残疾其实并不缺少什么,只是不能实现罢了”。为了预祝史铁生六十大寿,邻居王耀平送了他一个装蛐蛐的“拉子”(笼子),原本期望可以送蛐蛐伴他,不料竟成他去世前的唯一信物。
史铁生曾无限流连于地坛,并因此感恩自己的命运。如今的地坛园林规整,无颓墙,无荒草,也没有雨燕自林中飞出,搅动这皇家祭坛的落寞;京城的初雪久候未至,2010年最后一次残阳夕照,唯有冷风凛冽中飘来几不可辨的气味,知史铁生者,遂了然那气味中,或亦有一缕是属于十数年前那个作家的,他坐在轮椅上,感知四季更迭、天地洪荒。
(选自2011年《看天下》第1期,有删节)
【小题1】下面对文章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这篇人物传记并非按照时间顺序介绍史铁生的生平,而是围绕史铁生的思想、特点并对其进行了诠释。
B.文中详细地介绍史铁生有关“透析”治疗的过程,是细节描写,为后文引出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作铺垫,这又是“以小见大”,表现了他对朋友的真诚。
C.文章通过史铁生的文坛朋友、周国平以及陈村等人的评论来表现史铁生深刻的思想以及他面对困境所展现出来的从容、坚强的品质。
D.“谈生是奢侈,谈死是矫情”,在文中的意思是人生经过磨难能够活下来是一种幸运,没经历像史铁生那样生死体验的人去妄自谈论生死是一种矫情与造作。
E. 如今的地坛园林规整,不再荒凉落寞,它曾属于十几年前坐在轮椅上、感知四季更迭、天地洪荒的史铁生。
【小题2】史铁生有一篇著名的散文《我与地坛》,联系本文分析史铁生为何对地坛情有独钟。
【小题3】文章从哪些方面表现出史铁生的“与灵魂对话,命定寂寞”?
【小题4】史铁生“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这句话给你哪些启示?结合你的人生阅历谈谈你的感悟。
上一题 下一题 0.99难度 现代文阅读 更新时间:2017-09-28 04: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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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题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隐与闲

就士人而言,隐逸与休闲关系紧密。宋代士人对于隐逸的态度客观上给宋代休闲文化的勃兴创造了条件。宋代隐士文化出现了转折,首先表现在隐士的数量很少。《宋书·隐逸传》记载的隐士只有 49 人,可见其少。其次,隐士之隐,很少再有像陶渊明那样避世疾俗的了,宋代的隐士多与仕宦者往来交游。最后,最重要的一点变化是,宋代士人普遍具有“归隐”的倾向,而且这种甘于归隐的心理并不能完全用传统隐士那种为了名节、人格之独立等来解释,而更多的是源于一种形而上的人生之思。也就是在对外在功名利禄与内在生命享受两者之间的权衡上,宋人思考得更为深入了。前者通常被看得很虚幻、无意义,而后者通常被认为是生命的真实。注重对生命的个性化体验,追求审美的自由生活,成为大多数士人孜孜以求的人生理想。政治意义上的隐居落实到了略显世俗的诗酒人生、壶中天地的闲隐。至少这种趋势与特点在宋人的诗文中表现得很明显。

在宋代隐士那里,隐而不仕已不再是宣泄某种与政治对抗的情绪,或者宣扬一种洁净的人格魅力,而是很简单的理由:“家有山林之乐。”自然审美的欣赏进入了“可游可居”(《 林泉高致 》)的生活化场景之中。另外日常生活的亲情、友情,即一种对生活审美的重视,也成为士人隐居不仕的借口。过一种审美的生活, 充满情感的生活,而非忙碌、异化的政治生活,是促使很多士人放弃仕宦而归田园,或者在仕宦而梦寐田园的重要因素。

中唐以来,士人普遍流行及时行乐的闲逸心理,唐宋词中多有表现。究其原因,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中隐” 文化心态对此影响显著。

“中隐”既是隐逸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休闲审美心态的体现。或者可以说,中隐是以审美来调节生活,以休闲来获得有着生命韵律的生存方式,在休闲的生活中实现一种不离政治而远离政治的仕途智慧。

虽然宋代士人大多倾慕白居易的中隐模式,但亦有很大的超越。白居易的中隐前提,他说得很清楚,“隐在留司官”。这样的官位是“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中隐 》)。 而对于“大隐”,即隐于朝市的做法,白居易是否定了的,认为“朝市太喧嚣”。而小隐入山林的模式又显得过于冷清辛苦。白居易的休闲审美生活仍是要寄托于外在物质条件之上,要有官做,但不大不小,不闲不忙,还要有较为丰裕的俸禄。因此,大隐、小隐、遭遇贬谪等,对于白居易而言似很难真正洒脱闲适。宋代的士人则大为不同。诸如在朝为官、隐居山野、遭遇贬谪等传统士人所能处的所有境遇,宋代士人仍表现出诗酒风流,山水怡情的人生姿态。他们自觉地将审美的因素与张弛有致的生命节奏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来,在仕与隐之间做到无往而不闲,无入而不自得。

因此,在宋人看来,更为难得的并非身心两闲,而应是“体未得休,而心无他营”,身不闲而心闲的生活方式 。

总之,中国的隐士文化自宋代起就越来越休闲化了。就是说隐逸并不主要是达到一种政治的目的,而更是为了获得美的生活,是从对劳形怵心到闲情逸致的转化。当然,也不否认在宋代及以后的时代,有个别时期隐逸文化会带有很浓的政治色彩,但这已经不是隐逸文化的主流形态。正如苏辙所言:“一出一处,皆非其真。 燕坐萧然,莫之与亲。”(《 壬辰年写真赞 》)出处、隐仕都是形迹,最为重要的是“萧然”之心境。 萧然心境,即为淡泊、闲适的心境。当官的往往劳形累心,隐居者往往内心向往功名。所以,能拥有“萧然”( 审美心胸 )的人是最真了。

(节选自潘立勇、陆庆祥《宋代士人的休闲之境》)

【小题1】下列关于“宋代隐士文化”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
A.宋代的隐士多与仕宦者往来交游,不再像陶渊明那样愤世嫉俗。
B.在宋代,注重对生命的个性化体验,追求审美的自由生活,成为士人孜孜以求的人生理想。
C.宋代士人普遍存在归隐倾向,他们通常认为外在的功名是虚幻的、无意义的,而内在生命享受才是生命的真实。
D.宋代士人所倾慕的“中隐”模式是一种以审美来调节生活,以休闲来获得有生命韵律的生存方式,在休闲的生活中实现一种远离政治的仕途智慧。
【小题2】根据文意,下列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A.宋代隐士文化出现转折,表现在宋代士人普遍归隐,且这种心理源于一种形而上的人生之思。
B.宋代隐士的归隐,不是为了宣泄某种与政治对抗的情绪,或者宣扬一种洁净的人格魅力,而仅是为了体会日常生活的亲情、友情。
C.白居易的“隐在留司官”表明他将休闲审美生活寄托于外在物质之上,是一种身不闲而心闲的生活方式。
D.自宋代起,隐逸就不主要是为了达到一种政治目的,而是为了获得更美的生活,是从对劳形怵心到闲情逸致的转化。
【小题3】根据原文,下列分析和评价有误的一项是(  )
A.过一种审美的生活,充满情感的生活,而非忙碌异化的政治生活,是很多士人放弃仕宦而归田园,或者在仕宦而梦寐田园的重要原因。
B.中唐以来,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中隐” 文化心态对士人普遍流行的及时行乐的闲逸心理有着显著的影响。
C.宋人在遭遇在朝为官、隐居山野、遭遇贬谪等境遇时,仍表现出诗酒风流,山水怡情的人生姿态,主要受到白居易“中隐”模式的影响。
D.从文中苏辙的话可以看出,他认为隐居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拥有一种淡泊、闲适的心境。

同类题2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有别于流行的以精英文化为大传统而以民间文化为小传统的文化传统划分,从中国文化自身特点出发,又有作为“道”的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和作为“术”的中国文化的小传统这一新的划分。如果说前者是指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儒释道的文化体系的话,那么,后者则为诸如中医、武术、气功、养生、堪舆乃至烹饪等的技术体系。也正是从这一新的划分出发,才使中国文化大小传统之间以“辩证的滑转”取代了各执一端,并最终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大小文化传统之观念。

一旦我们将中国文化的大小传统对应于中国古代的“道”与“术”,二者的分别就彰明较著。若加以概括,这种分别体现为以下三点。

其一,形上与形下之别。“形而上者谓之道”,这一出自《周易》的“道”的经典定义不仅颠扑不破,而且在中国的儒释道那里同样成立。在儒家,“道”是作为“善端”的隐而未彰的属性;在佛家,“道”表现为《心经》一言以蔽之的“照见五蕴皆空”;在道家,“道”是老子所谓的“惚兮恍兮”“恍兮惚兮”“窈兮冥兮”的状乎无形影。与这种“道”的形上性不同,“术”指向形下性。中国医术离不开医诊的“望闻问切”,中国武术离不开形体动作的一招一式,中国气功则离不开“升降出入,无器不有”的人体“器官”之“器”。

其二,心灵与身体之别。但凡中国文化的“道”都与心灵相关,从庄子的“心斋”到孟子的“尽心”,从佛教的“以心法起灭天地”到阳明心学的“致良知”,无一不是其显例。自是之故,才有了现代新儒家所谓“内在超越”论的推出。相形之下,中国文化的“术”则大异其趣,它是地地道道的“身体的技术”。中医是我们身体的治疗术,武术是我们身体的攻防术,气功是我们身体的养生术,而烹饪与我们身体的关系更是不言而喻。

其三,本体与工夫之别。所谓本体是指“心识”上世界“是什么”的真理,所谓工夫则为我们身行上“如何作”的技能。“道者,虚无之至真也;术者,变化之玄技也”,在中国文化里,“道”与本体相连,“术”则为工夫所系。用佛学的术语来表述,如果说“道”是中国文化的“慧学”,那么“术”则属中国文化的“定学”。故“道”与本体相连,“道”就是《易》的“太极”、《老子》的“大一”、孔子的“仁义”、佛学的“真如”、朱子的“天理”、禅宗的“自性”这些“究极义”;“术”为工夫所系,“术”就是中医的如何“辨证施治”、武术的如何“以柔克刚”、气功的如何“调息、调身、调心”这些“下手处”。

  (节选自 2019年01月28日 《光明日报》之《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关系的哲学辨析》,有删改)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以精英文化为大传统,以民间文化为小传统,这是有关文化传统的大小划分的传统划分方法。
B.《周易》中关于“道”的颠扑不破的经典定义“形而上者谓之道”,在中国的儒家学说里同样成立。
C.“道”在中国文化中都与心灵相关。气功是养生术,对我们的心灵中“道”的修养有巨大作用。
D.“道”在中国文化里是与本体相连的。本体,就是一种真理,是指“心识”上世界“是什么”。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从中国文化大小传统的划分方法出发,论述了作为“道”的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和作为“术”的中国文化的小传统的区别。
B.文章指出理解“道”与“术”的区别可从三个角度入手,并将三个角度进行了比较分析,以此彰显其各自的特点。
C.文章从三个方面分析“道”与“术”时都采用了引证法和对比法,以此突出“道”和“术”在不同角度的区别。
D.文章采用总分结构,先提出中心论点,然后围绕中心论点,分别从不同方面进行分析论述,语言质朴,逻辑严密。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在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儒释道”的文化体系中,其中的“道”是指作为“善端”的隐而未彰的属性。
B.“道”与“术”的划分使中国文化大小传统之间得以“辩证的滑转”?从而为中医的身心同治找到了理论根据。
C.中国医术的“望闻问切”,中国武术的一招一式,因为与形上性的“道”大异其趣,所以都指向了形下性。
D.因为“道”是中国文化的“慧学”,“道”是“致良知”,所以现代新儒家推出了“内在超越”论。

同类题3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据统计,进口动画电影占总动画电影票房60%-70%(2015年由于《大圣归来》超预期表现,进口动画片占比为55%);目前进口电影平均票房1亿元-2亿元之间,优于国产动画电影;近年来,国产动画电影单部平均票房不断上涨,2019年单部平均票房与进口动画电影基本持平。从目前情况看,国产动画电影多以低幼系《熊出没》、《喜羊羊》为主,且多在春节档上映;而进口动画电影体量更大、内容更加丰富、受众更广。

差距的背后是国产动画电影产业基础薄弱。奥飞娱乐电影业务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国内动画制作起步较晚,经过十余年的快速发展,国内三维动画技术逐渐成熟,少量头部一线制作公司制作能力可以媲美国际水准,但整体制作水平依然落后于国外企业,缺乏工业化的制作流程以及专业的人才及技术团队。而这恰恰是动画电影产业所高度依赖的。

“动画电影的制作工艺复杂,培育周期较长,面临成本和周期的挑战。迪士尼动画电影单片成本在1.5亿美元左右,资金储备和全球发行渠道允许其雇用500多人的制作团队,拉长制作周期(迪士尼一部片子通常制作周期为5年),投入更多资金进行制作。”奥飞娱乐电影业务负责人指出,而国内一部动画电影的成本仅是迪士尼的几十分之一,主要的回收市场还是在中国,没有相应的海外渠道,市场规模小,回收渠道有限。国内动画电影通常受成本和周期限制,团队规模小,制作时间短,从业人员工作强度大负荷重。

(摘编自于蒙蒙《“哪吒”火了 国产动画电影产业发展潜力大》,《中国证券报》2019年7月30日)

材料二:

要缩小差距,首先从模仿、学习欧美和日本动画开始。在发展初期,模仿学习当然是必要的,但中国动画电影要达到与欧美、日本动画电影并驾齐驱的水平,甚至争取后来居上,单靠模仿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形成自己的动画风格。利用中国古代传说、故事、元素就成为中国动画电影探索本土风格的有效路径。

近年来,中国动画电影在这方面进行了多次尝试和探索、更新和改进。2015年上映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影片题材取自古典名著,创作中还采用了多种中国传统美学的表现手法,最终取得了高票房、高口碑的双重肯定。影片的成功使民族化创作风格受到关注和热议。2016年上映的《大鱼海棠》,以“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开始,展开了一部唯美的中国风动画,从人物造型、场景设计、语言风格等多方面、全方位地呈现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该片在上映的两天内便取得了上亿的票房,得到了市场的肯定。2019年,由追光动画和华纳兄弟制作的《白蛇·缘起》,则是在民间传说“白蛇传”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同时在3D技术方面取得新的突破,画面精美,构图讲究,比之前的电影有了新的进步,收到了不少粉丝的追捧。

可以看出,中国动画电影在大量运用古代传说、故事、元素、表现手法等的基础上,逐渐开始形成自己的风格。

(摘编自朱玲玲《动画电影本土风格研究》)

材料三:

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以《封神演义》为故事原型,在此基础上进行再创作,它在口碑与票房上的双赢,再度彰显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也回答了国产动画电影如何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这一时代命题。

不只是《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国风”已成为近年国产动画电影的创意源头,“中国味”成为一种自觉的美学追求。《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以下简称《大圣归来》)以小说《西游记》故事为蓝本,《大鱼海棠》以庄子《逍遥游》思想为创意原点,《白蛇:缘起》在民间故事《白蛇传》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它们并非照相似地再现传统文化,而是找到与当下观众的共鸣点,赋予契合时代的表现形式和思想内涵,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让作品与观众与时代同频共振。

优秀传统文化曾经涵养了中国民族动画电影,孕育出《铁扇公主》《大闹天宫》《哪吒闹海》等经典力作,造就了国产动画电影的高光时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今天,《哪吒之魔童降世》等影片立足传统经典,观照现代人的生活,并广泛汲取多种文化的营养,在保持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基础上,让传统文化融入时代语境,迸发新活力,展现新魅力。他们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让人看到“国漫崛起”的希望。

(摘编自赵贵胜《国产动画片更有“中国味”》,《人民日报》2019年8月15日)

【小题1】下列对材料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虽然国内动画制作经过十余年的快速发展,有一定的成就,但我们国产动画电影制作能力依然存在很大的不足。
B.进口动画电影体量更大、内容更加丰富、受众更广,而且平均票房优于国产动画电影。
C.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以《封神演义》为故事原型进行再创作,彰显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所以它在口碑与票房上的双赢是必然的。
D.国内动画电影可以借鉴迪士尼动画电影的做法,应对动画电影的制作的各项挑战。
【小题2】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进口动画电影占总动画电影票房的比例一直超过国产电影,占比为60%-70%。
B.《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大鱼海棠》等国产动画电影的成功,说明中国动画电影通过中国古代传说、故事、元素探索本土风格的这条有效路径,已经形成自己的风格。
C.中国动画电影只要形成自己的动画风格,就一定能超越欧美、日本动画电影的水平。
D.国产动画电影要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不是简单地再现传统文化,而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让作品与观众与时代同频共振。
【小题3】根据上述材料,国产动画电影要获得成功,需要作何努力?

同类题4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陈寅恪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这表明学术研究还需借助于历史的想象力,但历史想象与艺术想象有所不同,我们切不可拿“想象”作“证据”“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天际的树林”。这也是治学者应当牢记的“信条”。

治学须以历史学为根基。李大钊说:“纵观人间的过去者便是历史,横观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会。”也就是说,要洞察现实的社会,就不能不研究过去的历史。胡适之则把这种认识的思路,比作“祖孙的方法”。这一方法从来不把事物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而把它视为“历史”的一个“中段”:“上头有他的祖父,下头有他的孙子。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但历史也不是单纯事件的条块铺陈,它的背后还有“思想”,“有一个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因此,我们只有通过“想象”,才能把握它内在的“思想”,才能从一堆枯燥无生命的原材料中发现有血有肉的生命。事实上,对许多研究者来说,研究对象与他个人经历并无直接关系。研究政治史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政治家,如果没有历史想象力的参与,他们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难以开展的。

历史想象应是“构造性”的。这一点和艺术想象确有相似之处。钱钟书也认为,“史学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于小说、剧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司马迁他在《史记》中创立的记史方法。比如刘邦之母大泽遇蛇、韩信下邳遇黄石公等,就具有艺术想象的意味。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所赖以说明问题的一些“凭借”,如民族、国家、政党等,虽然是一种历史的具体的“存在”,但要把握它们,也要依赖于人的想象。按照安德森的话说叫作“想象的共同体”。比如,研究民族,即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的全部同胞,或者和他们相遇,而是一种相互连接的意象让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

当然,历史想象也不可“天马行空”。这是它与艺术想象的不同点,柯林武德说:历史的想象是“一种经过训练的想象,其目的是为了寻求事实真相,而艺术家则是为想象而想象”。因此,治学者一定要将它限制在他所发现的材料上,避免添枝加叶,损害其真实性。他可以有深入而巧妙的推论,但必须时刻保持充分的自制力,以防止将事实纳入假想的框架。《红楼梦》研究中曾有过“索隐派”,他们借助离奇的想象,抓住书中的只言片语或某一个人物、情节,跟清代史事相比附,测字猜谜式地从中“索”出所“隐”的人和事来。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总之,治学者需有历史想象力,但不可以做“索隐派”,更不要去“影射史学”。

(摘编自周良书《治学需有历史想象力》)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建立在实证之上的历史想象有助于真正理解古人的学说并评价其是非得失。
B.胡适的“祖孙的方法”与李大钊将历史和社会相结合观察人间之法不尽相同。
C.司马迁叙述某些事件时运用的记史方法与文学创作的想象虚构并无不同。
D.红学研究中的“索隐”抓住只言片语比附史事,添枝加叶,对治学是有害的。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采用总分总的论证结构,先亮出自己的论点,再分两个方面阐述,最后总结。
B.文章先论述治学须以历史学为根基,再具体分析历史想象的特点,逻辑清晰。
C.文章比较并分析了历史想象和艺术想象之间的相似和不同点,辩证色彩鲜明。
D.文章通过引述中西相关理论及名言,并结合典型事例阐释道理,颇具说服力。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学术研究需要借助历史的想象力,如果不进行“想象”,我们就无法把握原材料背后的内在“思想”。
B.“想象的共同体”借助相互连接的意象构成一个整体,失掉了想象力,也就不再是历史的具体的“存在”了。
C.有深入而巧妙的推论,时刻保持充分的自制力,将事实纳入假想的框架中,这应成为治学者牢记的“信条”。
D.学者陈寅恪的历史想象力是经过训练养成的,它不像曹雪芹的艺术想象力那样“天马行空”,更无拘无束。

同类题5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随着文化的日益繁荣兴盛和文化自信的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受到高度重视,也成为世界打量与认识中国的窗口。作为理解中国文化的第一道门槛,汉字被推到了时代的前沿。从甲骨文、金文到小篆、楷书,不少人开始研究汉字的演变历程,试图通过汉字溯源,解开更多内生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密码。

汉字的起源与早期的图形符号有关。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古文字的构成规则归纳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称之为“六书”,而“六书”之首即为“象形”。因此,汉字字形从诞生起就蕴含着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国家典章制度等文化信息,还蕴涵着中国独有的思维方式及价值逻辑,它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的工具,其本身就是一座文化宝藏。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对汉字进行溯源至关重要,这与汉字的特质有关。欧美国家的语言大多是拼音文字,它的意义由其所指决定,而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则不同。北师大教授齐元涛认为:“词义不是汉字最核心的问题,字形和词义的关联才更重要,这是汉字本身的特点。我们今天用的是象形字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楷书和简化字,这便需要我们去溯源。”陈寅恪曾说,一字即是一部文化史。汉字教育就是将字与文化整合起来。据此,齐元涛提出了“字课思维”,希望在语文课上能用汉字溯源作抓手,让孩子们在对汉字的认知基础上走向对自然的认知、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感知。

当下汉字溯源面临着现实的困难,因为生活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汉字形成的历史语境都已经遗失了。当然,现代融媒体技术的发展也为“字课教育”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它使汉字教育可视化成为可能。融媒体儿童教育丛书“汉字魔方”作者李英说:“汉字动画主要通过图形呈现在书里,让孩子在图中找字,让学习成为一种游戏。”不过,需要规避的风险是,精彩和趣味背后有可能出现的不准确、不严谨。特别重要的是,广大教师要意识到,汉字溯源不是简单地将汉字和文化放在一起,而是要还原汉字和文化结合的历史的真实意境,从而理解其初始的意义。

(选自2018年5月31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小题1】下列解说不恰当的一项是(    )
A.汉字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
B.“六字”是许慎对古文字构成规则的归纳。
C.汉字是表意文字,其字形与字义相关联。
D.“字课思维”就是通过识字教学启发思维。
【小题2】下列说法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破解中华传统文化基因密码,只能通过汉字溯源来完成。
B.陈寅恪的话为齐元涛提出“字课思维”提供了理论依据。
C.汉字溯源的现实困难是汉字形成的历史语境已全都遗失。
D.运用现代融媒体技术需要规避过于追求画面感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