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来，共享单车发展迅猛，目前注册用户已超过1亿人，累计服务超过10亿人次。2017年开始，很多城市推出“信用骑行”，信用良好的用户不再需要先交押金。据统计，引入信用的单车平均骑行人次提升50%、租金款欠款率下降52%、丢车率下降46%。

这个例子说明，信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软实力”。信用系统的建设，可以更好地助推行业发展，增进公众福祉。近年来，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特别是以城市为载体的公共信息服务、市场信用监管、信用联合惩戒等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不过总体来看，当前的信用实践与经济发展、信用文明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一个突出问题是，面对多元化的经济实践，具有创造性、开拓性和主动性的信用服务模式和政策，还相对匮乏。信用经济作为实物经济、货币经济之后的经济形式，是人类依托信息资源开展的一种新的经济活动，这就需要对各种信用经济形式有更多研究。例如，近年出现的跨境电商，内涵和外延尚未完全确定，监管尺度和标准也不完全统一，导致出现“此地不合法换个地方就可以”的现象。对于这样的问题，可以在放管服的框架下，在维持市场需求及活力的基础上，逐步放宽信用正面清单的调控范围。

一方面，市场信用建设，往往会表现出周期性、反复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如果不能对信用关系形成良好的治理结构和约束机制，容易走两步退一步。这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多次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原因所在。要不断释放“信用红利”，就要有“信用+”的意识，加强对信用经济形态多样性和多元性的认识，开展市场信用管理服务的实践创新。

这可以从这些方面着力：加强信息披露，完善信用奖惩联动体制机制建设和作用；提高监管效能，促进市场信用信息数据库应用服务范围拓展；培育信用产品，推动信用服务和信用中介服务市场健康发展；完善法律体系，把信用监管工作的主要成果纳入法律保障；促进社会共治，营造引导规范市场主体长期良性发展的良好信用环境。

另一方面，在信用建设中，可以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引导各方形成合力。各级政府可以通过完善信息披露，形成对失信行为的有效约束，保证市场良好运行；把信用监管作为一套新的市场管理办法，探索信用信息在企业发展、金融服务、社会保障等更多领域的应用；在规范信用服务市场准入，提升信用中介服务水平的同时，加快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信用服务体系、培育信用服务产业。同时，也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以信用体系建设为契机，扩大市场主体的监督范围，促进社会齐抓共管格局的形成。

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有效契合了市场自治、政府善治、社会共治的理念，是城市治理制度的一次重构。不久前，首届“中国城市信用建设高峰论坛”在杭州举行，来自全国300多个城市的信用建设负责人齐聚西子湖畔，探讨如何建设“信用城市”的问题。对于各地政府来说，信用体系将成为未来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也是城市寻找新的增长点、实现“换道超车”的重要机会，这样的机遇不可错过。

(摘编自章政《用“信用+”对接多元实践》)

媒体与学术

学术被认为是象牙之塔，媒体则是面向大众的。近些年，媒体与学术出现了互相渗透的情形。一方面，大学教授纷纷走上媒体，设席开坛，担当评委，评点时事。另一方面，媒体不断干预学术，既揭露腐败，抨击造假，又胡编学术，乱造大师。

对此，反对者和支持者各有道理。其实，学术与媒体互相渗透，其得失在于人，在于媒体人有无学术根基或是学者对媒体有无驾驭能力。我国自有报刊始，学者与媒体就互相交融。报纸副刊，是学术与媒体沟通的最好渠道。许多知名副刊，主其事者和作者，多为大学教授，学术根底厚实。学者与媒体人合二为一，提高了媒体的文化品位，学术也转变为社会生活的思想资源。

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报纸副刊纷纷萎缩，文化版转型为娱乐。这让媒体的学术见识大为减弱，也令学术与社会渐离渐远。直到近些年，电视等媒体相继开设大讲堂，将学者引入新型传播方式，化学术叙述为大众话题，重新构筑学术与媒体的桥梁。不过，这与传统媒体和学术的结合，不是一回事。

从前的学者多是通才，学术是他们的根基，报刊是他们的心声，社会是他们启蒙的对象。今天，学者被媒体看好的前提是专业，讲什么以观众的市场需求为前提，带有很大的被动性。文笔是过去学者介入媒体的基础，在学术底气的映照下，优美晓畅的文字带给读者思想和情趣。现在的学者进入电视和广播，首先需要讲解故事的能力、编排故事的技巧，“三分钟一个亮点，五分钟一个高潮”。阅读、思索是今天的弱项，盯住屏幕接受才是主流，而屏幕里最容易传播的是现成的结论、引人入胜的情节、拍案惊奇的形象、且听下回分解的期待。

时代不同，媒体人、学者、受众不同，媒体与学术互相渗透的结果自然也不相同。最大的不同就是思想换作故事，启蒙改为娱乐。现在人们需要的是消遣，所以，学术必须具备大众文化市场需求的基本要素才可以进入媒体。丧失学术独立，这就是准入证。而许多媒体用“眼球效应”替代社会效应，学术价值从属于新闻价值，这是通行证。

今天，在电视里讲故事不能不说一口流畅的普通话。但我也奇怪，过去的学问大家，大多地方口音浓重，却四处设帐授徒，桃李满天下。是不是那时的人们更尊崇思想与文化，而现在一切都系于表演，别的只是一种装饰？

新诗的“变”与“常”

吕进

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到了现代发生了巨变，所以“变”是新诗的根本。对新诗的“新”的误读，造成了新诗百年发展道路的曲折，造成了在新文学中充当先锋和旗帜的新诗至今还处在现代文学的边缘，还在大多数国人的艺术鉴赏视野之外。在一些理论者那里，新诗似乎是一种没有根基、不拘形式、随意涂鸦、自由放任的艺术。

其实，“变”中还有一个“常”的问题。“变”就是“常”，而且是一种永恒的“常”。中国新诗的繁荣程度取决于它对新的时代精神和审美精神的适应程度，新诗的“变”又和中国诗歌的“常”联系在一起。诗既然是诗，就有它的一些“常态”的美学元素。无论怎么变，这些“常”总是存在的，它是新诗之为诗的资格证书。重新认领这些“常”，是当下新诗振衰起弊的前提。

中国诗歌的“常”于又外在于古典诗歌，活跃于又隐形于现代诗歌当中。也就是说，“常”不是诗体，不是古典诗歌本身，“常”是诗歌精神，是审美精神。

在诗歌精神上，中国诗歌从来崇尚家国为上。气不可御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虽然他们的艺术个性相距甚远，但是他们的诗词总是以家国为本位的。他们对个人命运的咏叹和同情，常常是和对家国的兴衰的关注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是古诗发展的一个规律。在创作过程中，诗人必然寻求审美静观，他走出世界以观照世界，走出人生以观照人生。没有“走出”，没有审美距离，就没有诗美体验，也就没有诗。但这是创作状态。玩世玩诗、个人哀愁之作在中国不被看重，中国诗歌的评价标准从来讲究“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以匡时济世、同情草根的诗人为大手笔。这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常”。

新诗可以不都写现代格律诗。但是，中国古典诗歌是格律诗传统，而格律诗的要义就是诗对形式和音乐性的寻求。注重听觉，注重吟诵，因而注重格律，这是中国古诗的“常”。用心从诗质上去捕捉诗情的音乐性，用耳从形式上去捕捉诗的音乐性，这是中国诗歌为读者造就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标准。许多新诗人对此有所感悟。徐志摩在《翡冷翠的一夜》的创作中加强了音乐性，闻一多说，这是徐诗“一个绝大的进步”。从“感情泛滥”到“情感羁勒”，说明徐志摩的形式感和音乐感的加强。没有形式感和音乐感的人绝对称不上是诗人。

中国诗歌在传播上也有“常”。在诗歌创作寻言的时候，总是尽量用最浅显的语言来构成诗的言说方式。“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诸如此类的诗章在我们民族中流传千年，和言说方式非常有关。重建写诗的难度，重建读诗的易度，这是新诗必须注意的我们民族诗歌之“常”。

新诗，新其形式需是诗。新诗在“变”中就有时时回望“故乡”的必要。在 “变”中继承“常”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