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为了“国际化”丢了“本土化”

胡静静

①不知从何时起，国内的文艺创作开始流行“中外混搭”的路子。近日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越剧《寇流兰与杜丽娘》，将莎士比亚的《大将军寇流兰》和汤显祖的《牡丹亭》糅合到了一起，让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来了一场跨文化的“对话”。

②然而，貌似时尚的混搭作品除了在营销阶段打出“大受欢迎”的招牌外，真正受到观众尤其是外国观众认可的，恐怕并不多，而谈到中国文化借此“走出去”了多少也就有些尴尬了。

③目前业界普遍认为中国文化要“走出去”，从选材到制作都得有国际化思维的加持。这种观点本身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何为国际化思维呢？是在内容上迎合外国人的猎奇口味，还是在形式上“中西混搭”？以往，中国电影人的答案是两者皆有。于是我们看到了早些年冯小刚根据莎翁戏剧《哈姆雷特》改编的电影《夜宴》，也见证了其不尽如人意的口碑和票房。归根结底，《哈姆雷特》的经典性并不是因为情节的扑朔迷离，而在于人性的困境和挣扎，以及如“生存还是毁灭”那般哲理深邃的思考。

④反观曾经在国外备受好评且屡获大奖的国产电影，如《英雄》《卧虎藏龙》《红高粱》等，无不是因为在中国语境下展示了对世界和人性独到的思考，才真正撼动了世界影人的内心，获得了“走出去”的通行证。中国文化元素同作品的主题和内容有机融合，以饱含象征与隐喻的方式，讲述了一个个内在冲突与外在冲突相得益彰的故事。

⑤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真正能赢得国外业界和观众尊重的，必然是对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和人情冷暖报以虔诚与忠实刻画之心的作品。当刻意迎合的伎俩越来越容易被慧眼识破，也许不虚伪不矫饰的真诚才是出路。当今困惑于如何“走出去”的文艺工作者尤其应当反思：中国文化想要“借船出海”，究竟应当在商业上费更多思量，还是在作品上花更多心思？是应该多琢磨大数据和调研报告，还是着重理解世道人心？

⑥我们通常所谓“世界性”，事实上正是就文艺作品的艺术价值本身而言的。其所表达的主题思想以及运用的艺术手法，均是可以超越语言和文化的隔阂而直抵人心的“不可言说之物”，因而也足以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普遍的情感共鸣。这有赖于艺术家技术的娴熟，更取决于创作者本人的眼界和识见。毕竟，逼仄的内心境界从来无法体察广阔的大千世界，浅陋的灵魂也不可能予人以深刻的震动。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足以影响世界的感染力，只能来自对世道人心通达而深刻的理解。

⑦要推出这样的产品，我们当然应该熟谙自己的文化，从传统文化和生活中吸取养料，在此基础上用现代的艺术形式进行表现。如果作品确实有文化，得人心，相信定然是不会缺少观众的。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李雪健：我想做一颗坚硬的小石子

“我这一辈子，只想努力做一名合格的演员。”李雪健把这句话当作自己的座右铭。简单，质朴，文如其人。圈里的人都知道，他对自己的要求之严格，足以让大多数文艺工作者睹“合格”二字而赧颜。他曾因《横空出世》里未能减肥出演而感到耻辱，也因拍摄《杨善洲》之前怀疑人物的真实性而倍感内疚。《中庸》有云：“知耻近乎勇。”对于把演员的职业性和荣誉感看得超乎一切的李雪健而言，他已足够勇敢。

1954年2月，李雪健出生在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由于降生之际漫天飞雪，本名“雪见”，后又因身体不好，改为今名以寓健康之意。孩提时代的李雪健尤其爱看电影，然而那时在农村，看一场电影却不像如今这么容易，往往要提前在乡下小学排队随组织进城。谈起《鸡毛信》《小兵张嘎》《烈火中永生》等“那些年追过的电影”，他眼中放光，如数家珍。他说，早年看的电影对自己的影响极大，对一生价值观的形成，几乎是决定性的。

受早期经典影片的影响，李雪健从小就立志做一名坚定而纯粹的英雄。他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将演员这一职业演绎得充满理想主义色彩。无论是一心为民的县委书记，还是替天行道的聚义首领，在他的演绎中都能透出一股子“纯粹”——戏内戏外，他的纯粹有口皆碑，以至于当他面对当下喧嚣复杂的娱乐圈时，常常感到困惑。“我不知道演艺界什么时候就变成了娱乐圈，我是一名演员，不是什么明星。生命有限，我只想多演戏，而不是无休止地炒作、曝光”他禁不住面露哀戚。

“高调做事，低调做人”这八个字是李雪健慢慢悟出的为人之道。年事渐长，他接触媒体的时间越来越少，常挂在嘴边的是“我不会说话”。即便到了非说不可的时刻，一字一句也斟酌备至。儒家所言“敏于行，讷于言”，大概可作为对其为人最恰如其分的概括。

1977年，李雪健离开部队的业余宣传队，考入空政话剧团，正式开启了自己“专业演员”的生涯。1979年，他和同期学员班同学（包括至今仍活跃在话剧舞台上的濮存昕、王学圻、王向明等人）观看了话剧《西安事变》，其中扮演张学良的曹景阳，演技精湛、表演细腻，深深折服了他，以至使他“两个礼拜茶饭不思”。1980年，当他第一次在话剧舞台上饰演主角之时，曹景阳正好来观摩他的演出。

“听说他要来我特别激动。演出结束后他来后台找朋友，我就刻意去他身边转悠，就想让他夸我一句。”谈起自己当年稚嫩的“追星”行为，李雪健也忍不住笑了出来。而此后与“偶像”的一次邂逅，更让他终生难忘。某天演出结束，他在乘车回家的途中无意瞥见了曹景阳，舞台上风光无限的他，平日里的打扮却是“大棉袄灰裤子加布鞋，普通的工人装束”，差点认不出来。“这就是我的偶像，一位不像演员的大演员。”提起故人，李雪健总是停下话头，仿佛陷入久远的沉思。

1987年，事业不顺的李雪健曾收到曹景阳的手信，上书“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陪伴他走过了人生的低谷。2001年，正当他身患癌症的时刻，却传来了曹景阳去世的消息。一世相交，天涯同悲，他忍不住涕泗横流。无法离开病床的他，最后只能提笔写下一方大字“悲”，托人焚烧在曹景阳的灵前。

如今的李雪健，依然保持着一年一部电影和一部电视剧的工作量，很少接受采访或广告的邀约。经历过死神磨砺的他更加笃定从容，然而交谈中却谦逊如前，从不摆出长者的架子。兴之所至，他还会饶有兴味地讲起讽刺段子，手舞足蹈之状如同陶醉其中的顽童。“我只想做一颗坚硬的小石子。”他说。笔者不由得想起关汉卿的自画像，那颗“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的“铜豌豆”。只是，前人的画像铮铮如铁，李雪健的眉眼却慈悲如水。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一人一校一国家

1898年7月的一天，山东威海卫的日本太阳旗降下，中国黄龙旗升起。第二天黄龙旗降下，英国国旗升起。这就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国帜三易”。原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德、法、俄各有所得，英国强租了九龙半岛和威海卫，强制占据威海卫的日本将威海卫归还中国，再由中国转租给英国。目睹这一幕国耻的北洋水师见习驾驶官张伯苓，受到强烈刺激。

张伯苓是天津人，13岁考入设在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1894年张伯苓在水师学堂毕业，翌年春天到通济舰。他亲眼见到了“国帜三易”，联想到甲午战争前的中国海军力量明显占优，为什么却战败了?问题在人。要想改变中国面貌，必须改造人，兴办新式教育，培育一代新人。张伯苓怀着这样的信念离开北洋水师，决计以教育救国。  

1898年张伯苓应严修之聘做家馆老师，教授其子弟。1904年春天，严、张二人东渡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推广新式教育，重视科学技术，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强盛的根本原因。中国要想富强，也要走这条路。他们办起一所私立中学堂，张伯苓任监督，当年秋季招收学生73名，年底改名为敬业中学堂。此后，学生人数日增，校舍不够使用，开明邑绅郑菊如捐出天津旧城西南一块十多亩的荒地，严、张即在这里兴建新校舍。因为这处新校舍在城南的开洼，称为南开洼，简称南开，学校因此在1907年改名南开中学堂，1912年改称南开学校，张伯苓任校长。张伯苓在到处化缘筹集办学经费的同时，千方百计聘请饱学之士来校任教，范文澜、何其芳、老舍等先生都先后在南开任课。

张伯苓从南开中学创办起就注重教育学生怎样做人，旨在全面培养与造就适应国家和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他定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他重视修身教育，每周亲自讲修身课。一次修身课上张伯苓讲不许学生抽烟，当场有学生发问：“您不许我们抽烟，为什么自己抽烟?” 张伯苓当即唤校工，将自己所存的吕宋烟全数取来，当众销毁。校工惜之，他答道：“不如此，不能表示我的决心，从今以后，我与诸同学共同戒烟。”从此终身不再吸烟。南开在校学生也再无吸烟者。张伯苓把近代西方体育引进学校，重视体育课和师生的身体锻炼，辟有体育场，举办天津市运动会，自己也多次担任全国运动会、华北运动会的总裁判。南开中学看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张伯苓不让学生死记硬背，也不迎合教育部门推行的各种会考。为了培养学生具备手脑并用、知学合一的能力，学校增设了“社会视察”和“木工金工技能”两门必修课程，组建了校办工厂。

私立南开中学升留级制度严格，淘汰率高。当时人们常说：“进南开难，毕业也难。”学校择优录取，考试认真，评分严格，毕业率约为50％。在张伯苓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南开中学培养出了以周恩来、马骏为代表的优秀学生，并逐步实现了兴办南开系列学校的设想：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1919年9月创建南开大学，1923年增设南开女中，1928年增设南开小学，形成旧中国私人创办的建制完整的南开系列学校。其中南开女中始建于 1923年，到了 1924年，就已经有四名女子进入南开中学和男生一起听课了。南开中学的办学成绩引起海内外瞩目，孙中山曾赞誉说，南开是世界有名的好学校。胡适称张伯苓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在抗日战争时期，张伯苓热心襄赞国事。很多南开学生、校友，向往延安革命圣地，请张伯苓代为介绍，他都一一给他们写了介绍信，将大批有生力量迁往抗日后方。张伯苓重视对学生的爱国教育，经常用亲身经历的“国帜三易”激励学生的爱国热情。1935年11月张伯苓赴四川考察教育后，基于对抗日战争时局的清醒认识，于1936年8月建成南渝中学（1938年12月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平津沦陷，当时许多学校都因仓促迁川多有不便，惟独南开中学从容应变，弦诵未辍。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对南开中学、南开大学进行了疯狂的轰炸。当南开校园的硝烟还未散尽的时候，张伯苓大义凛然地宣告：“敌人所能毁者，南开之物质；敌人所不能毁者，南开之精神。”张伯苓的四子张锡祜投笔从戎，以身殉国，张伯苓闻讯说：“我本人出身水师，今老矣，每以不能杀敌报国为恨，而今吾儿为国捐躯，可无遗憾了。”

1949年4月，蒋介石两次到张伯苓住所，要求先生离开重庆。去台湾或去美国，可任其选择。张伯苓始终不应。蒋氏又派蒋经国和张群先后三次劝行。张伯苓以“不愿离开南开学校，更不想离开祖国”为词，拒绝了蒋氏最后的邀请。

1951年2月23日，为南开教育辛劳毕生的张伯苓与世长辞，享年75岁。逝世的第二天，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专程到天津吊唁，他送的花圈缎带上写着：“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他说：“张校长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

（摘编自《爱国教育家张伯苓》）

（《著名教育家张伯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