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王朝的世界科学巨擘

程启贵

梅文鼎，被世界科技史界誉为与英国牛顿和日本吴孝和齐名的“三大世界科学巨擘”。他活了89岁，却从来没有当过一天官，但身为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的李光地却与他成了至交，康熙皇帝一连三次接见他，为的都是两个字——科学。他成了君臣共同奉迎的“老师”。梁启超说：“我国科学最昌明者，惟天文算法，至清而尤盛。其开山之祖，则宣城梅文鼎也。”

1633年，梅文鼎出生在宣城伏村。他天赋很高，“九岁熟五经，通史事”，被当地人称为“神童”。 五经是儒家最主要的经典，是封建时代历朝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让儿子早早地接触五经表明父亲的殷切期望，但儿子却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艰难了。梅文鼎在15岁时被补为博士弟子员，即仅能进地方官学的生员，此后再也没有考取过什么功名。他20岁时结婚，接着，祖父与父亲相继去世，在既要养儿育女，又要守孝的日子里，梅文鼎就再也没有时间与心力去忙于举业了。

梅家乃书香门第，所以梅文鼎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亲读书学习。其父梅士昌，是明末的一名诸生，明朝灭亡后，梅士昌归乡隐居，埋头于学术研究，尤其致力于《易经》的研究。梅文鼎很早就接触《易经》，对易学神秘的数学排列产生浓厚的兴趣。

从梅文鼎的回忆中，我们发现，他成为一名杰出的天文历算专家，还受他幼时私塾先生罗王宾影响。先生很喜欢这个灵气十足的学生。梅文鼎从先生的解说中明白了：这些看似亘古不变的星宿，原来也是有规律地变化的。至于这个规律变化到底是什么样的，罗王宾还会自己制作天文仪器，模仿天象，直接地模拟给梅文鼎看，直看得梅文鼎专注入迷，废寝忘食。给梅文鼎以指点的另一位“高人”，是其同乡先贤倪观湖先生。他教给梅文鼎的主要是日月交食现象、原理及计算方法。在得到倪观湖老人的赞许后，梅文鼎致力于学习历法的意志更加坚定了。

梅文鼎的主要贡献在于复兴中国传统的天文和算学知识，推进中西天文学的融合。他在著作中，再次阐明了已失传的古代历理。传统天文学中的许多方法，如郭守敬的三次内插法、黄赤相求术在明代已失传，因为梅文鼎的发掘而大放异彩。他曾撰写了《交食》、《七政》、《五星管见》等书，介绍第谷式的西方天文学。他还借鉴西方天文仪器的原理，制成了璇玑尺、揆日仪、月道仪等多种仪器。梅文鼎在另一部著作《历学疑问》中，论述了中西历法的异同，并将许多西方天文学知识纳入中国古代学术体系中，如他称西学的“地球寒暖有五带”，即《周髀算经》中的“七衡六间说”。其中《古今历法通考》一书，对西洋历、回回历以及我国古代的各种历法都做了系统的研究，是我国第一部历法学专著。他对中西历法不抱偏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研究。这种主张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梅文鼎还在介绍和发展来自西方的数学知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他善于吸取西方数学成就加以消化理解，然后用浅近平易的语言表述出来，使人们易于掌握。例如当时西方的积化和差术（即九九加减术）虽已传入我国，但西方传教士们“仅举其名，不详其说”。梅文鼎通过数十年的研究终于“得其条贯”，并在《环中黍尺》一书中加以说明。他所提出的对于十二面体、二十面体等多面体体积的计算方法也是当时传入我国的西方数学所未涉及的问题。

梅文鼎在发扬祖国传统数学方面也做出许多贡献，例如他对勾股定理创出了新证法。他在《授时平定三差详说》一书中对几乎失传的垛积术和招差术（即高阶等差级数）进行了深入研究，阐发其原理并创出新解。在《方程论》中，他纠正了当时一些流行著作的错误，对系数为分数的一次方程组提出新的解法。自从西方数学传入我国后，学者们或轻视中算，或排斥西学，门户之见颇深，梅文鼎则为综合研究中西数学开了先例。这对后辈学者影响极大，钱大昕称赞他为“国朝（清朝）算学第一”。

他一生著书80余种，都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摘编自2011年9月《人物》，第258期）

美和伦理、经济等概念不一样，美更多涉及人对事物的情感评价，而且这种评价均趋于正面。以此为背景，审美的超功利性促进人追求雅化生活并对生活抱理想态度，这些都天然地通向一种健康、乐观、高尚的道德情操。也就是说，审美不是道德，但它却天然孕育并涵养着道德。

中国传统文明萌芽于上古时期的巫史传统，但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上古的“巫”并没有发展出对后世文明产生强大统摄作用的宗教，而是显现出更理智清明的特点。这一特点的表现就是以美善相济作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这一价值观念的确立始于西周时期周公的制礼作乐。礼主要涉及道德伦理问题，但由其昭示的人的行为的雅化和群体活动的仪式化，则是审美的；乐是中国社会早期对诗、乐、舞等艺术形式的统称，它预示的心性、社会乃至天地人神的整体和谐，却指向伦理性的至善理想。虽然按照现代学科划分，美与善之间存在分界，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论述中，两者却是混融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美与善之间仍然存在差异。比如在《论语·八佾》中，孔子评价上古乐舞《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则“尽美矣，又尽善也”。这一方面说明美的未必就是善的，另一方面则说明善必然是从美出发的善，美对于道德之善而言具有奠基性和先发性。正是因此，自孔子以降，中国儒家主张以审美教育涵养道德教育，即以美储善。

中国传统儒家强调美对善的生成和涵养作用，同时也强调善向美的二次生成。人们相信，人的内在道德品质与外在形貌具有一体关系，良善的本性总会以美的形象向外显现。基于这种看法，孟子认为涵养内在的“浩然之气”是培育君子之德的要务，被这种道德化的浩然之气充盈的状态就是美的状态。

当代的儒家伦理学研究中，人们习惯于将中国儒家关于美、德关系的看法限定在个体化的人性养成方面，但事实上，它却具有家国天下的广远视野。按《诗经·泮水》等文献，起码在春秋时期，中国即存在完整的国家礼乐教育体系，天子有辟雍，诸侯有泮宫，民间有痒序。宋元以降，借助话本和曲艺等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礼乐精神更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弘扬。

要而言之，在中国古代，美一方面涵养道德，另一方面引领道德；它在个体层面涉及“以美立人”问题，在国家层面涉及“以美立国”问题。从中国历史看，由儒家确立的社会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之所以具有纵贯数千年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它借助美和艺术深化了道德的人性基础，活化了社会伦理秩序，软化了诸多人伦规则的机械和僵硬，使其更合乎人性和人情。认清这一点，有助于更深刻地体认美育之于中国当代学校乃至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也有助于为国家道德建设开启出一条更趋行稳致远的道路。

(摘编自刘成纪《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美”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