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圆饼与月亮节——中秋节俗形态的变迁

萧放

中国节日大都与月亮的运动有关，其设定以月的弦、望、晦、朔为基准。在春节、端午、中秋三大传统节日中，中秋节形成最晚，但其所包含的节俗因素，大都有着古老的渊源。

日月崇拜是原始宗教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祭祀日月的宗教礼俗。殷人将日月称东母与西母，周代依据日月的时间属性行朝日夕月的祭礼，“夕月”即秋分日的晚上在西门外祭月。春秋战国时，日月神被称为东皇公、西王母。沂南汉画像石中东王公、西王母分坐在柱状物（昆仑山）上，西王母两旁跪有捣药的玉兔，由此可知，晋代郭璞《<山海经>图赞》中“昆仑月精”的说法言之有据，而后世的月神嫦娥即由西王母演变而来。秦汉时期日月祭祀仍为皇家礼制，此后直至明清，历代都有秋分祭月的礼仪。

上古时期祭月列入皇家祀典而例行祭祀后，民间缺少了祭月的消息，这可能与古代社会的神权控制有关，像日月这样的代表阴阳的天地大神，只有皇家才能与之沟通，一般百姓无缘祭享。隋唐以后，随着天文知识的丰富与文化观念的进步，人们对月亮有了较理性的认识，月亮的神圣色彩明显消退。这时皇家也逐渐失去了对月神祭祀的独占权。对一般平民来说，月亮不再是那样“高不可及”。唐人精神浪漫，亲近自然，文人中秋赏月已成为雅趣，成为时尚，吟咏中秋明月的华章丽句寻常可见，如许浑《鹤林寺中秋夜玩月》 云：“中秋云尽出沧海，半夜露寒当碧天。轮彩渐移金殿外，镜光犹挂玉楼前。”

在宋代，中秋节已成为民俗节日。文人沿袭赏月古风，但其情趣大异于唐人。唐人大多由月亮的清辉联想到河山的壮美，友朋千里，邀赏明月，诗酒风流，如白居易《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就借秋月抒发了感物怀人的情思。宋人常以月之阴晴圆缺，喻人生变化无常，苏轼《中秋月》“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就寄托着这种浩叹。似乎中秋明月的清光，也难掩宋人的感伤。不过对于宋人来说，中秋还有另一种形态，即世俗的欢愉。北宋东京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东京梦华录》）。南宋杭州中秋夜更是热闹，在银蟾光满之时，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楼，临轩玩月，酌酒高歌；中小商户也登上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梦梁录》）；市井贫民“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

团圆是中秋节俗的中心意义。宋人的团圆意识已与中秋节令发生关联，宋代城市居民阖家共赏圆月，就体现了这一伦理因素。明清时期，由于理学的浸染，民间社会乡族观念增强，人们对家庭更为依恋，中秋节正是加强亲族联系的良机。“中秋民间以月饼相连，取团圆之义”（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月饼在宋代已经出现，但以月饼为中秋特色食品及祭月供品的风俗大概始于明朝，小小的月饼在民间生活中作为团圆的象征与联系亲族情感的信物互相馈送。现而今，中秋之夜，无论有月无月，吃月饼是必需的。即便有月，无心赏月，一家人围着电视看晚会，也是再常见不过情景了。

节日是日常生活的亮点，节俗文化是时代精神的聚焦。一部中秋节俗形态演变史，也是一部中国民众心态的变迁史。

（有删改）

材料一：

国家中心城市，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中提出的处于城镇体最高位置的城镇层级。国家中心城市在全国具备引领、辐射、集散功能，这种功能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流等多方面。201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建设五大（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国家中心城市的规划和定位。2016年至2018年，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先后发函支持成都、武汉、郑州、西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材料三：

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家中心城市是中国融入全球化、全方位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城市，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建设这些国家中心城市，就是要促进中国在更大区域范围内扩大对外开放合作、引领国际交流合作向纵深推进。这些城市要代表国家参与到国际竞争中，要带领所在区域的城市群进入全球城市体系的“顶端”，全面融入全球经济网络，抢占我国在全球城市体系和产业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制高点。

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9大国家中心城市都是所在区城城市群的核心龙头城市，要强化区域引领、辐射带动作用。这些中心城市建设除了关注自身功能提升以外，还需要充分加强与周边城市区域的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推进区域人口、产业、交通、生态、公共服务、市场要素和体制机制一体化对接，建设高效联动、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城市群区域，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带动、区域整体均衡协同发展的良性格局。

北京、上海、广州、重庆、西安等9大国家中心城市要对所在区域文化的渊源、发展、地位和作用有清醒的认识，主动承担文化发展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对外要展示地域特色文化，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塑造好中国形象。对内要保护城市的文化根脉，加大对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的正面宣传力度，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文化自信。

对于国家中心城市来说，制约城市发展的短板在质量。未来一个时期，在面对新发展理念的深刻变化时，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对新时代提出的新目标进行系统思考和准确把握，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体系，让高质量发展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核心目标。

未来一个时期，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将在产业布局、交通网络、通勤就业、生活居住和管理制度等几大领域呈现一体化趋势，城市体系将由等级结构向网络扁平化转变。未来一个时期，国家中心城市作为塔尖城市，应通过人本化、个性化的公共服务，不断改善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这将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吸引高素质人才的条件，从而使城市走向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推动城市空间环境实现品质提升，使城市成为宜居宜业的乐土。

（摘编自《国家中心城市蓝皮书：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报告<2018>》）

当今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通过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以活化的新形式发扬其深厚内涵，涵养中国精神，滋润现代人生。不论是为当代中国人更好理解传承民族文化，还是为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树立国家文化形象，都需要我们发挥宏大传统优势，开掘文化资源蕴藏的巨大价值，创造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化体验。

数字技术为更好再现文化遗产提供支撑。文化是一条流淌不息的河流，每个时代都有其特色文化形态，即便那些恒定不变的价值，其表现形式也不断发生嬗变。近几年，集中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各大博物馆纷纷利用数字技术改进展陈方式，优化文化遗产“用户体验”，利用诸如VR技术、虚拟空间技术等生成逼真、实时、三维虚拟场景，强化展览互动性和参与感，满足观众感知和互动需求，加强观众对文化遗产的认知理解。数字敦煌、数字故宫等都让我们以新鲜有趣的形式、真实可感的体验徜徉于历史文化场景，感受传统文化艺术精髓及其文化精神。故宫博物院等富集文史资源的国有文化单位，基于传统文化“IP”，通过与游戏、动漫、影视、文学以及社交平台全方位融合，设计开发器物产品和数字内容，使传统文化魅力不断传播发酵，推出一批人们争相体验的网红产品，数字技术让传统文化以全新方式获得时空延伸，融入生活日常，提升生活品位。截至2017年底，故宫文创产品已突破10000种，文创产品收入达15亿元。故宫以“跨界”之思和“网红”之势，举办相关文化活动，获得年轻人追捧，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对日常生活的有效融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获得更好传播和更大影响，还要把中国要素与时尚表达有机结合起来。目前这类具有强势文化传播力的文化产品和品牌媒体还比较少，缺乏像动画电影《功夫熊猫》《花木兰》这样叫好又叫座的品牌产品。有待更新思维模式，重视多元文化背景，找到合适贴切的表达方法，最终呈现出既具备中国文化深远意味又贴近海外受众审美习惯和对中国元素期待的文化产品，进而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国门，在交流互鉴中绽放独特魅力，在多元文化合作与竞争中实现共存共荣，促进人类文明共同进步。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条件借助数字技术提升内容传播的效度、强度和广度。作为一种战略性资产，传统文化资源如何进行“活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伟大时代对文化工作者提出的重要课题，还需要我们在国际国内视野中，顺应时代新要求和文化新趋势，不断实现内涵挖掘与表达创新的双向突破，创造具有强大影响力和广泛传播力的中国文化产品和文化品牌。

（摘编自高宏存《以数字技术创新传播优秀传统文化》）

明代文学的一个特色是集团林立，流派纷呈，标新立异，争讼不息。

明代以前，文人的结合往往是具有较多共同特点的作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成，且围绕着一时的文学大家或权势人物组成一个圈子。明初，先后以文坛三杨（杨士奇、杨溥、杨荣）和李东阳等台阁文人为核心，其他文人也以趣味相投，自相结合，或窗下切磋以攻文，或林下逍遥以娱老，各文人集团之间尚未形成相互攻讦的风气。

成化、弘治以后，统治集团日见腐败，词臣的文柄旁落，逐步由“文章之贵贱操之在上，其权在贤公卿”，转变为“操之在下，其权在自立”的局面，也改变了原来台阁创作追求雍容典雅之风。而城市的发达，也有利于文人相对集中，并滋长着一种文酒风流、空疏不学的风气。文人们聚集在一起，往往只是在宴谈谑浪、此唱彼和寻求情感上的沟通和文化上的满足。由于空疏不学，则入主者偏执一端，不可一世，批评他人，抹煞一切；出奴者，便一无定见，随波逐流，容易为时风所左右，为他人所笼络。以弘治、正德年间的前七子为代表，文士的集合改变了过去以兴趣相组合的模式，形成了以主张相结合的风气，这标志着名人流派观念的自觉。但往往由此而造成了“各立门庭，同时并角，其议如讼”的局面。万历以后，国事日非，文人结社多指斥朝政，党同伐异，本来文艺性、学术性的团体渐渐打上了鲜明的政治色彩，如声势浩大的全国性团体复社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因此，明代的文学团体，尽管标榜不同，或以地域分，或以社所名，或以时代称等，但究其性质，主要就是兴趣型、主张型、政治型三大类。当然，这也只是就大致的倾向而言，因为他们大都是一种松散的结合。

明代文学史上，特别受人注目的就是“主张型”的文学团体和他们所引起的文学争论。文学争论在分门立户、相互否定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暗暗地相互渗透，从而促进了文学的变通和发展。如针对前七子师法秦汉古文而积剽袭模拟之弊，“唐宋派”王慎中等在心学和文学通俗化的思潮影响下，提倡学习与明代语言差距较小的唐宋散文，自由地表达作者独立的主体精神，在作品中能见到“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但由于他们过于追求理正法严，不免失之于沉滞，不久就遭到了王世贞等后七子的反击。但这绝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唐宋派毕竟打破了“文必秦汉”的神话，为后来的公安派的崛起做好了准备，而且后七子中的王世贞后来也悄悄地肯定了归有光等人的文章，摒弃成见，会通众说，归于和平。这有力地证明了通过争论而取得的“双美”共识。

明代文人集团的林立和各种流派的纷争就这样既是现实创作的反映，又反过来推动了创作与流派的发展；既使作家更加自觉地追求和凸显流派的风神，又使各派的文风在相互交流、相互调剂的过程中沿着相反相成的规律不断演进。沿着这一方向，在以后的文学史上，文人们的集团意识和流派观念更加自觉，更加明确。

（摘编自《明代文学：众多的文学群体及文学的论争》，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