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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费正清：美国汉学家的中国情
1929年，哈佛大学的约翰（即费正清）以优秀的学业赢得了一份罗德奖学金，这也迫使他选择一个专业。在哈佛客座教授查理斯·K·韦伯斯特的指导下，他决定把中国近代的外交关系作为自己研究的课题。不过，当时约翰对中国的了解几乎等于零。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一种“信念”的选择，他敏感地认识到，“美国和哈佛大学都需要了解中国”。他说：“中国研究需要才智、想象力，需要探求、创新，更需要进取精神。一旦进入这一领域，我马上为之着迷。我不知道它会让我产生什么认识，也不知道它会把我引向何地。但这到底是一桩事业，一桩使人心醉神迷的事业。”
1929 年约翰事业有目标，人生遇伴侣，可以说是双喜临门。这一年的情人节，他在哈佛的一次舞会上邂逅了威尔玛·D·坎农。两人几乎一见钟情。接着约翰到牛津求学深造，他决定以“19世纪中英关系”为题撰写博士论文。但是牛津图书馆所存的资料不仅有限，而且是一面之词，他需要到中国进行实地调查，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
这样，他在1931年夏天争取到罗德基金会的支持，出发到中国调查、进修。1932年7月，威尔玛也到中国。在北平，两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在北平，约翰认识了中国知识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其中包括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北平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研究员丁文江等。这批中国学者既继承了中国儒家文化的某些优良传统，又受到西方现代教育的影响，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无疑是当时中国的精英人物。中国朋友中，跟他们友谊最深，也最受他们推崇的无疑要数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约翰的中文名字费正清和威尔玛的中文名字费慰梅便是梁思成给他们取的。从中国朋友那里，费正清逐渐意识到中国面临的文化整合问题，那就是如何鉴别出过去的糟粕加以抛弃，又如何在外来的东西里挑出精华加以吸收。这种同时驾驭两种文化的工作实在需要智慧、毅力和勇气。这批中国知识分子在生活上经历了不同的坎坷，却始终保持爱国的赤子之心。
50年代初，对中国的研究在美国似乎是一张白纸，美国还不曾有任何一个大学有像样的中国历史专业，这方面的学术专著也寥寥无几。然而这项工作却有意想不到的有利条件，这是因为中国人民的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对抗状态，朝鲜战争使美国人再也不敢小觑中国。这样才刺激了美国学术界对中国的浓厚兴趣，费正清的研究才能得到更大的响应。
1946年，费正清回到哈佛不久，就积极进行中国研究的组织工作。同年，哈佛大学的部分学者组成了“国际和区域研究教授委员会”。这一组织使原来互不相干的学者和研究领域捐弃门户之见，汇聚到一起。福特基金会率先在1955年为哈佛提供资助用于研究中国经济。这种援助以及校方的支持，使费正清及其同事建立了哈佛东亚研究中心。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不甘落后，先后慷慨解囊。“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不但开战后美国研究中国风气之先，而且其规模之大、出版之多与影响之巨，在整个西方也是首屈一指的。”
费正清面对的实际上是一块肥沃的处女地。哈佛仅有的一些有关近代东亚的资料既贫乏又肤浅，而且往往是以英国和欧洲人为核心来写的，亚洲只不过为这些富于冒险精神的西方人提供了一个大舞台而已。而美国却没有任何人真正了解这个美国的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结果是美国在这一地区的行动带有极大的盲目性。作为学者，他感到自己有责任帮助美国人民廓清一些对东亚的模糊认识，这当然是件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从1966年起，费正清就在探讨美中关系的前景，寻找改善两国关系的突破口。
在1966年6月号的《大西洋月刊》上，费正清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中国的新思考》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对美国政府当时的中国政策提出了疑问。自朝鲜战争以来，中美两国互相防范，在宣传上互不相让。中国政府把美国当作头号敌人，美国政府则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围堵中国。这种单纯的敌视中国的政策，多半受感情的支配，并无足够的现实依据。
一次偶然的机会，费正清跟后来成为国务卿的基辛格博士在飞机上邂逅，话题转到美中关系上来。费正清告诉基辛格，古往今来，中国的领导者在京城接见了无数“番邦”的来使。同样，***主席驾临异邦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美国总统却几乎没有什么不能去的地方。这次短暂的会面之后，费正清又先后给基辛格寄去了《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外交的传统》一文以及论文集《中国的世界秩序》。在这些著作中他和他的同事详细分析了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具体例子说明中国文化虽然有妄自尊大的一面，但是其外交政策的重点却是自卫。这些著作显然打开了基辛格的茅塞。用基辛格自己的话来说，费正清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摘编自《费正清自传》）
【小题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小题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E. 费正清的研究不仅仅是停留在纸面上，而且抓住可能的机会，甚至是偶然的邂逅机会，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让美国领导人知道，影响他们对中国的政策。
【小题3】1966年起，为了改善美中两国关系，费正清采取了哪些行动？请结合材料简述。
费正清：美国汉学家的中国情
1929年，哈佛大学的约翰（即费正清）以优秀的学业赢得了一份罗德奖学金，这也迫使他选择一个专业。在哈佛客座教授查理斯·K·韦伯斯特的指导下，他决定把中国近代的外交关系作为自己研究的课题。不过，当时约翰对中国的了解几乎等于零。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一种“信念”的选择，他敏感地认识到，“美国和哈佛大学都需要了解中国”。他说：“中国研究需要才智、想象力，需要探求、创新，更需要进取精神。一旦进入这一领域，我马上为之着迷。我不知道它会让我产生什么认识，也不知道它会把我引向何地。但这到底是一桩事业，一桩使人心醉神迷的事业。”
1929 年约翰事业有目标，人生遇伴侣，可以说是双喜临门。这一年的情人节，他在哈佛的一次舞会上邂逅了威尔玛·D·坎农。两人几乎一见钟情。接着约翰到牛津求学深造，他决定以“19世纪中英关系”为题撰写博士论文。但是牛津图书馆所存的资料不仅有限，而且是一面之词，他需要到中国进行实地调查，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
这样，他在1931年夏天争取到罗德基金会的支持，出发到中国调查、进修。1932年7月，威尔玛也到中国。在北平，两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在北平，约翰认识了中国知识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其中包括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北平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研究员丁文江等。这批中国学者既继承了中国儒家文化的某些优良传统，又受到西方现代教育的影响，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无疑是当时中国的精英人物。中国朋友中，跟他们友谊最深，也最受他们推崇的无疑要数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约翰的中文名字费正清和威尔玛的中文名字费慰梅便是梁思成给他们取的。从中国朋友那里，费正清逐渐意识到中国面临的文化整合问题，那就是如何鉴别出过去的糟粕加以抛弃，又如何在外来的东西里挑出精华加以吸收。这种同时驾驭两种文化的工作实在需要智慧、毅力和勇气。这批中国知识分子在生活上经历了不同的坎坷，却始终保持爱国的赤子之心。
50年代初，对中国的研究在美国似乎是一张白纸，美国还不曾有任何一个大学有像样的中国历史专业，这方面的学术专著也寥寥无几。然而这项工作却有意想不到的有利条件，这是因为中国人民的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对抗状态，朝鲜战争使美国人再也不敢小觑中国。这样才刺激了美国学术界对中国的浓厚兴趣，费正清的研究才能得到更大的响应。
1946年，费正清回到哈佛不久，就积极进行中国研究的组织工作。同年，哈佛大学的部分学者组成了“国际和区域研究教授委员会”。这一组织使原来互不相干的学者和研究领域捐弃门户之见，汇聚到一起。福特基金会率先在1955年为哈佛提供资助用于研究中国经济。这种援助以及校方的支持，使费正清及其同事建立了哈佛东亚研究中心。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不甘落后，先后慷慨解囊。“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不但开战后美国研究中国风气之先，而且其规模之大、出版之多与影响之巨，在整个西方也是首屈一指的。”
费正清面对的实际上是一块肥沃的处女地。哈佛仅有的一些有关近代东亚的资料既贫乏又肤浅，而且往往是以英国和欧洲人为核心来写的，亚洲只不过为这些富于冒险精神的西方人提供了一个大舞台而已。而美国却没有任何人真正了解这个美国的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结果是美国在这一地区的行动带有极大的盲目性。作为学者，他感到自己有责任帮助美国人民廓清一些对东亚的模糊认识，这当然是件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从1966年起，费正清就在探讨美中关系的前景，寻找改善两国关系的突破口。
在1966年6月号的《大西洋月刊》上，费正清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中国的新思考》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对美国政府当时的中国政策提出了疑问。自朝鲜战争以来，中美两国互相防范，在宣传上互不相让。中国政府把美国当作头号敌人，美国政府则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围堵中国。这种单纯的敌视中国的政策，多半受感情的支配，并无足够的现实依据。
一次偶然的机会，费正清跟后来成为国务卿的基辛格博士在飞机上邂逅，话题转到美中关系上来。费正清告诉基辛格，古往今来，中国的领导者在京城接见了无数“番邦”的来使。同样，***主席驾临异邦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美国总统却几乎没有什么不能去的地方。这次短暂的会面之后，费正清又先后给基辛格寄去了《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外交的传统》一文以及论文集《中国的世界秩序》。在这些著作中他和他的同事详细分析了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具体例子说明中国文化虽然有妄自尊大的一面，但是其外交政策的重点却是自卫。这些著作显然打开了基辛格的茅塞。用基辛格自己的话来说，费正清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摘编自《费正清自传》）
【小题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1929年费正清双喜临门，事业有了目标，另外在情人节迎娶了威尔玛·D·坎农，接着去牛津求学深造。 |
| B．1932年费正清夫妇在北平结交中国知识界的一些顶级人物，与他们友谊最深的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
| C．费正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在朝鲜战争后才得到美国学术界的重视，因为当时中美处于对抗的状态。 |
| D．费正清曾对美国政府针对中国的政策产生质疑，这些政策多为单纯的敌视，没有足够的现实依据。 |
| A．费正清并非一开始便立志研究中国，甚至可以说是被迫的，在确定专业时他对中国的认识几乎是一片空白，但是他听从了查理斯·K·韦伯斯特的劝告，这种选择完全是出于对这个教授的信任。 |
| B．费正清在英国牛津求学时，发现牛津图书馆有关中国的资料不仅有限而且是一面之词，其中“一面之词”与后面提到的“往往是以英国和欧洲人为核心来写的”意思有相似之处。 |
| C．费正清和威尔玛都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他们在北京结婚。他们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关系非常好，而且梁思成还给他们分别取了中文名字：费正清、费慰梅。 |
| D．中国崛起了，对费正清的研究是有利的，学术界同仁对研究中国感兴趣了，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都投资了，不过只研究中国经济。 |
【小题3】1966年起，为了改善美中两国关系，费正清采取了哪些行动？请结合材料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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