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进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的开发和共享成为一个蓬勃兴起的产业。大数据能够记录过去发生的事情，分析人们现在的行为状态，并预测人们未来的活动轨迹。数据的开发和共享也成为信息利用的一种重要方式，对经济运行、生活方式、社会治理产生重要影响。

与个人相关的数据往往包含大量个人信息和隐私，甚至涉及个人的敏感信息和核心隐私，一些机构也可以从数据中分析出个人的身份、财产、消费习惯等。因此，数据开发和共享与个人信息、隐私保护的关系十分密切。数据开发和共享的过程既涉及数据的流转，也涉及个人信息的收集、利用。同时，个人信息还可以通过共享被多次加工、利用。如果不加以规范，一旦数据共享行为失控，就可能导致大量个人信息被严重泄露或不当使用。因此，有必要对数据开发和共享行为设置专门规范，加强对个人信息和隐私等权利的保护，促进数据产业健康发展。

应在坚持保护个人基本信息权利的前提下，促进数据开发和共享。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信息被收集者同意。知情同意是信息权利人对其个人信息支配权的具体体现，这种支配应当是一种独占性的支配。这种支配的效力不仅体现在个人信息的初次收集方面，也应当体现在数据开发和共享行为中。也就是说，信息收集者在初次收集个人信息时，原则上应当征得个人的同意；其在共享所收集到的个人信息时，同样应当取得个人的同意。这是因为，信息权利人允许信息收集并不等于允许信息共享。

因此，数据开发后再次共享的，如果涉及个人信息，应当获得信息权利人的明确授权。也就是说，信息无论与谁共享，在共享的范围内，都应当经过信息权利人的知情同意。除信息权利人对信息共享者有特别授权外，信息共享者对相关信息所享有的权利不得超出被明确授予的权利范围。如果信息权利人没有对共享后的信息使用作出单独授权，那么，信息共享者所获得的利用信息的权利不得超出信息权利人初次授权的范围。这实际上体现了对信息权利人控制其个人信息流通权利的尊重。

数据开发和共享中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除了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还应当遵循最小化使用原则。这就是说，从事某一特定活动，在可以使用、也可以不使用个人信息时，尽量不使用；在必须使用并征得信息权利人许可时，尽量少使用。

在我国大数据产业发展过程中，既要鼓励数据开发、利用和共享，以充分发挥信息的效用，也要注重保护信息权利人的个人信息和隐私等权利。既不能因为过度保护个人信息权利而限制数据产业发展，也不能为发展数据产业而不考虑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企业在进行数据开发和共享时，应对相关数据是否涉及个人信息、隐私进行必要审查，遵循法律保护个人信息、隐私的一般规则。可以探索建立明确的数据保密等级与公开等级，既充分保障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等权利，也为数据的利用、流通等提供便利，以促进数据有序开发和共享。

（2019年07月23日《人民日报》王利明《促进数据有序开发和共享》）

难忘梅朵

罗达成

我加盟《文汇月刊》之后，发现之前听到的“梅朵工作作风简单粗暴”的评价很不公道，梅朵是由百分之几的“暴风雨”与百分之九十几的“春风细雨”构成的，“金刚怒目”是偶发，“笑容可掬”则是常态。陈祖芬曾在给《花城》写的一篇《暴风雨》中，形象而又深刻地勾勒出梅朵的“暴风骤雨”。

你那稿子怎么样了？“梅朵在北京的旅馆里，清早起来便向各处挂电话，“什么恐怕不行？一定要行!”出现在人们的视觉和听觉里的梅朵，往往是一种暴风雨的形象。他一天可以跑五六个作者家里组稿。可是中午怎么办？作家一般要午睡呵。这有什么？上午的最后一家跑东郊，下午的第一家跑西郊。中午正好在路上度过。他中午在电车里，无力地斜靠在坐椅上。他那叱咤风云的气势哪儿去了？他原来是这样的瘦削与虚弱!这是另一个梅朵——工作之余的、走出了人们视觉范围的梅朵。

外面的人没法躲，我们这些自己人就更不用说了。1980年10月中句，我这个上岗不久的报告文学编辑兼诗歌编辑，代表单位去福州参加“朦胧诗讨论会”。11月初，回来没几天，就被梅朵逼着，要我赶快到北京“救场”!让我惊愕、不满的是，梅朵在事先没有任何征兆、也没跟我商量的情况下，给我订好当天去北京的机票，连五百元出差费用都让人替我到财务科借来了。那天，我一进办公室，梅朵就急切地对我说：理由原先答应给我们写李谷一，因为有特殊原因说不写了。而我们下一期刊有李谷一的封面已经在印，这篇配发文章12月5日前一定要发稿。“现在，再另外找人顶替已经来不及，你去写吧！”梅朵让我放下手头一切，下午就飞往北京，还说：“机票、出差费都替你弄好了，你回去拿点衣服，赶紧去机场。”真应了北京一批名家所惊呼的“梅朵梅朵没法躲”！

见我毫无思想准备，且有怒气，他恳切地给我做工作：“你冷静想想，能让版面开天窗吗？光有封面，里面没有配发文章，能行吗!你自己说，明年第一期，报告文学要打响，没有这个文幸，就成哑炮了。你说是不是？”我心头怒气渐渐散去，又很快被沉重的压力所占据。我对梅朵叹息说：“我到你这里才两个月，怎么会这么倒霉呢？梅朵知道，不彻底除去我的心病，这篇“救场”文章能够完工，但不可能打响。他要激起我胸中的万丈豪情，去拼搏一场：“你想想看，你一直期盼有一天能在报告文学上有名气、有成就，但这一天不是等来的，是拼来的。李谷一如今是争议人物，为读者所关，这是个多好的题材。你应该去，赶快去，放手一搏!“最终，梅朵出的这篇《你好!李谷一》发在1981年1月号上。

不过，梅朵能拿到那么多好稿，并非依仗“加急电报”，而是靠跟作家的交情和一片真情。我的老朋友刘进元回忆道：记不清是哪一年了，盛夏时节，梅朵到北京组稿，我到前门附近的一家旅馆去看他。天气闷热难耐，老头儿上身只穿一件跨栏背心，斜靠在床头和我聊天。当时说了些什么，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我说起自己的编辑老师殷之慧当年曾经在《文汇报》工作时，老头几说：“她呀，殷之慧个小姑娘，快人快语!”其实，老殷那年已经五十多岁了。天太热，我怕影响老头儿休息，坐了会儿就告辞走了。大概一两天之后，是个星期天，外面下着大雨，我在家里写东西。传来敲门声，起身开门，梅朵拎着雨伞站在门口，脚下是一摊水漬。我忙把他让选家里，请他坐下，刚要去沏茶，老头儿却说：“你不要忙，我马上就走。”我愣住了。他接着说：“我来只跟你说一件事，有了好的题材要先跟我们打招呼，写了报告文学，要先给《文汇月刊》!”我点头答应了。老头儿拿起雨伞要走，我忙拦住他。他却说：“得走了，还要跑好几个地方呢。刘进元呀，你也是做编辑的，告诉你一个组稿的诀窍，天气越不好越是要往作者那里跑，最好是刮风下雨，你往作者那里一站，好稿子就来了!人心都是肉长的嘛。”说完，他狡黠地笑了起来。

梅朵在北京拜访那些大名家时，没忘了看望这位成长中的后起之秀，这让性格豁达的刘进元感怀终身，后来成为《文汇月刊》最铁的作者和朋友之。

（有删改）

西方科学的大传统源于古代希腊。古希腊人建立了以追求确定性知识和逻辑演绎体系为主要标志的理性科学，而古代中国没有。这是因为它们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的核心是人文理念。中国文化是典型的农耕文化，人民与土地高度绑定，因而是熟人文化、血缘文化、亲情文化，以“仁爱”为理想人性，以“礼”为人文教化的手段。希腊文化是海洋文化、游牧文化、商贸文化的混合体，迁徙是常态，因而是生人文化、契约文化，以“自由”为理想人性，以“科学”为人文教化的手段。“科学”就是希腊人的“人文”。

“自由”即成为“自己”，而“自己”只有通过永恒不变者才可达成。作为自由的学术，希腊的理性科学具有非实用性和内在演绎两大特征。自由的科学为着“自身”而存在，缺乏外在的实用目的和功利目的。自由的科学不借助外部经验，纯粹依靠内在演绎来展开“自身”。中国古代在演绎科学方面欠发达，是因为缺乏自由的人性理想，因为不可能对无实用价值的自由的科学情有独钟。

希腊理性科学的基础层面是数学四科(算术、几何、音乐、天文)，高阶层面是哲学。希腊数学是自由学术的典范。希腊哲学从自然哲学开始，“自然”是希腊人的伟大发明。在早期希腊思想家那里，“自然”的基本意思是“本源”和“根据”。“论自然”即论万物之“本源”和“根据”。“自然的发明”意味着理性思维方式的发明，即通过内在性的方式(演绎推理)追究内在性(本性)。而在老子《道德经》中多次出现的“自然”意思是“自己如此”。相信天人合一思想的中国文化从未把天地万物视作独立于人的客观对象，也从未将这个客观的存在领域统一命名为“自然”。缺乏“自然”概念，是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决定性证据。

希腊理性科学形成了西方科学的大传统，其精神气质贯穿了西方文明发展的始终，为现代西方科学所继承。我们可以把希腊理性科学的精神称为“科学精神”。

(吴国盛《什么是科学》，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