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上骏马追逐遥远的星星

贰筱

经过一个夏天的蓄积，北风终于从呼伦贝尔大草原徐徐吹来。九月的海拉尔，已经明显能够感觉到深秋的清冷，但布仁巴雅尔的心里却暖暖的。靠近中午时分，他不禁又回想起4天前在呼伦贝尔市美术馆开幕的《呼伦贝尔·万岁》新书发布会暨同名主题影展，一股感激之情再次涌上心头。

是的，要感谢的人太多了：呼伦贝尔宣传部、呼伦贝尔文联、新世界出版社、韩国国家出版社，还有自己的爱人、老人、子女以及众多朋友。千言万语，凝聚成他在微信朋友圈发的一句话：感谢因有爱而感动的世界。

这一天是2018年9月19日。

18岁那年，有着良好音乐天赋的他，考入了鄂温克族自治旗乌兰牧骑，开启了他半个多世纪的音乐生涯。在乌兰牧骑这两年，他跟随团员走遍了周围的嘎查和苏木，和大家一起，用歌声和舞蹈为广大牧民送去了一个又一个春风沉醉的夜晚。然而，当所有的激情在一次次演出中以一种大体相同的形式反复呈现后，艺术感觉的枯竭成为他夜不能寐、难以释怀的痛楚。他想到要改变。

1980年，经过一番勤学苦练，他考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艺术学校，开始学习蒙古族长调，这一学就是三年。在字少腔长、高亢悠远、舒缓自由、宜于叙事又长于抒情的蒙古长调中，他用音乐的思维领悟着蒙古族鲜明的游牧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感受着蒙古民族对历史文化、人文习俗、道德、哲学和艺术的理解和感悟，为他今后从事声乐艺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3年，在艺术学校的学习结束后，他又回到了鄂温克族自治旗乌兰牧骑。经过三年的学习，此时的他已经可以挑大梁了，团长让他担任独唱演员和马头琴独奏演员，他没有谦虚，满口答应了。日子在马背上一天天过去，他的歌声也越飘越远，飘向了草原深处，飘进了牧民的心里。

如果说，蒙古族音乐是打开他艺术之门的钥匙，那么，电影则让他看到了更多的艺术门类。1985年，他调到了呼伦贝尔盟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从事蒙古语电影的译制和发行，这一干就是5年。他说：“虽然没有从事唱歌，但那段时间，锻炼了我的写作，后来作词的基础都在当时打下了”。1990年，对布仁巴雅尔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他进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亚洲部，从事蒙语新闻时事节目和专题节目的播音及文字翻译、采访等工作，并主持《中国当代文化人物》节目。这一次，他一干就是22年。

2005年，《吉祥三宝》、《天边》等歌曲走红后，布仁巴雅尔意识到呼伦贝尔的民族音乐远没有被传播出来。自此，他和妻子乌日娜开始投身民族文化的寻根工程，积极从各种民间音乐中发掘素材，吸收养分。他们走遍了鄂温克民族聚居区，收集了许多即将失传的古老民间音乐，整理了不同风格的民歌精品，并且将这些各具特色的音乐再次创作，制作成了中国第一张原生态唱片《历史的声音》。

在收集整理民族音乐的过程中，布仁巴雅尔结识了很多百岁老人，渐渐萌生了为他们留下影像资料的想法。于是，从2016年起，布仁巴雅尔在歌唱家之外又多了一个新的身份——摄影家，并自费发起了“拍摄百位呼伦贝尔百岁老人”的公益活动。两年多时间，他跋涉上万公里，用镜头记录草原上的沧桑、变迁与传奇，拍摄对象包括草原上最具神秘感和传奇色彩的萨满老人、中国最后的使鹿部落酋长鄂温克老人以及见证了草原音乐一个多世纪演变的普普通通的百岁老人，年龄最长者高达115岁。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老人们健康状况的变化，他突然感到时间的紧迫，觉得虽然可以用录音机记录下宝贵的旋律，却无法留下老人们的表情和生态：“大草原赋予了老人们独特的相貌、服饰，只一眼看去，就能如旋律一般，引人来到美丽的呼伦贝尔。”也就是从那时起，布仁巴雅尔用手机记录下了呼伦贝尔近百位老人的音容笑貌，也为那些随时会随着老人离去而消失的优秀民族文化和民间艺术留下了可以追溯的宝贵影像资料。

“每位老人都是一座山，拍摄时我只能用仰视的视角蹲下、跪下甚至趴下，站起来和他们平视，我根本无法按动快门。”布仁巴雅尔形容自己在拍摄时，面对老人，即使在最矮的山峰面前，仍觉得自己是渺小的。谈到自己的这次公益活动，他说：“大草原上的老人们善解人意、热情好客，面对这些老人，自然而然会肃然起敬，自然而然会想方设法把他们最好的瞬间留住。”

“我不是摄影家，我只想记录下我热爱的家乡和我热爱的人们的样子。”布仁巴雅尔说。

作为一名歌手，从2005年到2015年的十年间，布仁巴雅尔先后发行了《天边》《杭盖》《带我去草原吧》《我的生命我的草原》四张专辑。他“嗓音纯净清澈，散发着草原的味道；歌声悠扬朴实，而略带一股苍凉”。他“细腻地表现了一个身在异乡的蒙古族男人对草原的眷恋之情，听他的歌仿佛来到了草原，看到了草原的辽阔，感受到了草原的博大。”他的歌是来自内心深处的草原之情。拉苏荣、德德玛等同行曾给予他的音乐作品以极高评价。

“我要跨上，跨上骏马，去追逐遥远的星星。”这是布仁巴雅尔演唱的歌曲《天边》中的歌词。再次聆听他嘹亮的歌喉，品味他歌声中草原的静谧和芬芳，总有一种感动油然而生。伴随着耳畔他的歌声，眺望暮色中草原的天际线，我们仿佛看见他渐行渐远的背影，坚毅而温暖，又仿佛看见他在晨曦中策马奔腾，向我们迎面而来……

——选自《音乐周刊》有删改

（1）大约十岁左右，从儿童读物《徐文长的故事》里，我知道了四百年前中国出过这么一位才子，心中十分地敬仰。后来长大，又见到另外的记载，郑板桥自刻一章，曰：青藤门下走狗郑燮。郑也是我钦慕的古人，他对徐渭尚且恭谨如此，我只有越发肃然起敬的份儿了。于是，爱人及屋，著名的青藤书屋，就成了我心向往之的宝地。

（2）丁卯岁暮，终于如愿以偿——绍兴本有许多好去处，但，给我印象最佳者，还数这一幢青瓦白墙的民居。

（3）室内冥晦而寂寥，这冥晦，这寂寥，似乎在暗示着那一页历史；氛围中，有种幽深感，迫使着我屏息敛步，恍若置身于某个易碎的梦中，私心已然絮谈，唇舌却又嚓声……

（4）整座院落，占地不足两亩。利用之经济，布局之得体，堪称江南一绝！蛇藤，女贞，疏竹，蕉丛，山石，曲径，天井，水池，无不妥帖；而那登堂入室必由之路的一扇腰门，尤其令人称奇，它完全人格化了，一如主人侧身横立，并不理会远客，落拓桀骜，依稀当年。

（5）门楣之上，悬的是明末大书画家陈老莲（洪绥）的手迹：青藤书屋。这位大师也曾慕名而来，寓居此屋多年。及后，兴废沧桑，数易其主，居然构筑一仍原貌，实在难得。或问何以致之？墙上嵌着一方《重修青藤书屋记》碑碣，点破了秘密。“书屋为陈氏所有，而敬礼先生如故。凡酬字堂、樱桃馆、柿叶居诸胜，悉为补缀，顿还旧观。”这指的清代往事。我不禁喟叹再三，莫非前人较之今人更为尊重知识，更其充满温情耶！记得徐渭有一篇《酬字堂记》，谈到过这所房子的来历。原来，他曾为重建的镇海楼撰写记叙短文，获“廪银二百二十两”，买下了它，一番经营，才得以在这儿“网鱼烧笋，佐以落果，醉而咏歌”，自得其乐。可见，当时的稿费并无千字若干元一论，以质论价，实在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可惜被忘却了。

（6）正房厢房连通。正房陈列着青藤山人的书画和著作；厢房里倒有他的肖像，镌刀不深，线条分明。虽则自题“吾生而肥，弱冠而羸不胜衣，既立而复渐肥，乃至于若斯图之痴痴也。”此系谦辞，其实，皂袍方巾，眉清目朗，潇洒自若，何痴之有？倒是画像两侧的对联大有深意：“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区区十四字，道尽了遗容中难以透露的冷暖人世，坎坷生平。

（7）徐渭毕生追求的理想世界是“一尘不到”。他工于诗、文、书法，又是戏曲专家，同时被尊为泼墨大写意画派的开山鼻祖。

（8）这才留下了书屋，留下了橱窗里的名画《墨葡萄》以及为人传诵的题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细观长吟，我竟自觉有所悟：中国知识界的悲哀，自有其遗传基因在。

（9）唯愿崇敬徐渭的朋友，都有机会去会稽故郡，找到前观巷，再往里拐进大乘弄，那么，您的脚印，就可以和逝者烙在石板路上的脚印重叠交错了，你就不会感到落寞了。同样他也不会感到落寞了。

儒学作为一种精神导向渗透在唐诗的创作宗旨和思想内涵中，对其产生了潜移默化而又深远绵长的影响。通过对儒学的吸收、转化、融和，唐诗逐渐开拓着自身新的发展道路，尤其在应制、宦游、乐府、咏史等多种诗歌类型中，形成了文质浑融的诗性表达。

从《诗经》开始，中国传统文学肩负起“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政教功能。在这一互动的过程中，儒学作为一种理念早已融入到诗歌之中，尤其对唐代应制诗创作，具有一种箴规引领的作用。应制诗起于汉魏而盛行于唐，满足了彰显皇家气象与凝聚政治力量的需要，符合儒家“征圣宗经”的文学观念及“文质彬彬”的美政要求。尽管应制诗只是一种围绕皇权展开的诗歌样式，但在诗中大力提倡儒家思想的做法，开启了唐诗注重“风雅兴寄”的先河。

如果说在应制诗中宣扬儒学满足的是统治者的政治诉求，那么，像“初唐四杰”这样的普通士人“援儒入诗”，则反映了唐诗在发展过程中对儒家理念广泛而迫切的思想需要。“四杰”在诗歌理论中充分吸收融合儒学主张，有力纠正了齐梁文学思想贫弱的弊病，成为唐诗“声律风骨兼备”的先导实践。儒学的渗透对四杰诗体、诗风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在或辽远壮阔、或秀丽明澈的山水之中渗透进自己的入世态度。以“四杰”为代表的宦游诗人，多将自己的人生遭际与儒学的济世情怀、功业思想等联系起来，尽管有些诗作在艺术表达上还比较生硬，但为气象浑融的盛唐之音积蓄了经验，传达出了大唐独有的精神风尚。

安史之乱给唐朝带来了沉重的打击，面对战争留下的破败局面，中唐士人将儒学视为疗救之方，将儒学与诗文的载道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白居易、元稹等发扬了杜甫“即事名篇”的创作方式，大力提倡“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的新乐府创作，写下了《秦中吟》《新乐府》等辞质、言直、事核、体顺的作品，希冀以此“救济人病，裨补时阙”。唐代士人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奉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信条，将自己的治世理想与政治主张以儒者的姿态写入唐诗；而“合时”“合事”的新乐府创作，用诗化的语言表达了这一真挚、强烈、沉重、深刻的情感，从创作的角度实现了理念、心性与情感的完美统一。

在中晚唐的诗作中，咏史怀古的数量越来越多，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罗隐等，不约而同地选择将儒家治世理想融入到诗作之中，在治乱兴亡的议论和咏叹中凝练出个人的创作风格。对唐诗而言，儒学不仅是充盈于字句之间厚重深沉的情感，而且在诗人探究古今、感怀兴亡之际，还提供给人们理性的哲思。

在唐代，儒学是诗歌重要的思想背景与文化语境，不同的诗人在对儒学的坚守与汲取中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唐代的诗坛呈现出一种张弛有度、广袤丰富的局面。

（摘编自王聪《儒学在唐诗中的精神转化与呈现》）

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创作高原上的高峰，《红楼梦》让曹雪芹“大名垂宇宙”，令后世无数文人“望峰息心”。付梓二百多年来，《红楼梦》不仅滋养着数代国人的精神世界，也在器物层面实实在在地彰显着它非凡的魅力。

最近的一个例证，就是新奥集团携手导演王潮歌，宣布将在河北廊坊建成国内规模最大的戏剧演出群落——“只有红楼梦”。此前，以红楼梦为主题的建筑群落已有不少，北京和上海各有一座大观园，河北正定有荣国府，南京有江宁织造博物馆。在数座城市都可以觅见芳踪，这种情况在其他古典文学名著身上很少看见。为什么是《红楼梦》？也许，只有红楼故事最让国人耳熟能详，只有红楼文化能最大程度唤起人们心中的传统文化情结。

据说，北京的“中华老字号”稻香村，就得名于《红楼梦》。说起与《红楼梦》有关的建筑，则更是难以尽数。北京大观园原址为明清两朝皇家菜园，始建于1984年，是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的影视基地。而位于北京市植物园内的曹雪芹纪念馆，则是中国第一家以曹雪芹、《红楼梦》为主题的历史文化名人博物馆，占地3000平方米，系统展示了曹雪芹生活、著书场景。

河北正定的荣国府，是由古建专家、红学专家杨乃济先生设计的。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在这里拍摄了近两个月，“元妃省亲”等场景是在这里取景的。

目光移到南方，与北京大观园明显不同，上海大观园利用江南水乡特点，在园中布置了大面积人工湖泊，形成山重水复、流水人家的江南园林风光。

与上海同样位于长江下游的南京，旧称金陵，更是少不了红楼文化的标记。南京的江宁织造博物馆，既涉及江宁织造府的历史，还展示了《红楼梦》和曹雪芹家族的兴衰史。

南京地铁3号线有个很文艺的名字——“红楼专线”，有六节车厢展示了《红楼梦》中六大经典场景。薛宝钗的居所蘅芜苑、贾宝玉的住所怡红院……成了这六节车厢的名片。每节车厢的拉手上，都印有这六个地名标识。

无独有偶，北京地铁4号线也有个“红楼专列”，车厢以清代画家孙温手绘本《红楼梦》图案进行装饰，展示了“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憨湘云醉眠芍药裀”等《红楼梦》经典回目。北京地铁磁器口站内的壁画，是以红楼梦人物为主题的。因为地铁站附近就是曹雪芹在北京唯一有史可考的故居——著名的“十七间半房”。可惜的是，因拓宽两广路，广渠门内大街207号曹雪芹旧居（旧称蒜市口街16号）已经被拆除。

红楼文化在今日的繁荣，也体现了中国人日渐增强的文化自信。在迪士尼等西方文化流行的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自处、如何向世界展示中国智慧，都是需要当代人做出解答的问题。

《红楼梦》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

（摘编自鹿鼎公《只有（红楼梦）》）

九爷

杨桦

融城郊外枫林村，村前碧水环绕，村后山高林密。九爷的家在村尾那棵高大的枫树下。

九爷是个孤寡老头。但九爷似乎并不孤独。晚上，低矮的泥房里，孤灯残烛。一碗红薯饭，几条煎鱼仔，舀一碗自酿的酒，九爷眯缝着眼，悠悠地喝着。一条瘦瘦的小黄狗蹲在一旁，瞪着圆溜溜的眼睛，伸出舌头，流着口水。

小黄狗是九爷的伴，酒是九爷的命。

村前良田千亩，却无九爷一亩三分，他靠酿酒卖酒为生。肚子都填不饱的穷人，没有谁舍得用稻米来酿酒。九爷就租两亩山地，种上红薯木薯，收成除交租和糊口外，就拿来酿酒。量虽然不多，但九爷有办法，大山中有的是各色野果。夏天的杨梅，秋天的酸枣子、野柿子，冬天的野栗子都是酿酒的材料。他时常背着竹缕，带着小黄狗，钻到大山里采野果。回来后，把野果捣碎，蒸熟，放凉后撒上秘制的酒饼，倒入清冽的山泉发酵几日后，就能酿出醇香的酒。

甲申年秋，日本鬼子进犯融城，在城里烧杀抢掠。村人担心鬼子侵扰，纷纷拉牛赶猪，拖儿带女，跑到山上躲了起来。

但九爷不走。晚上，两个侄儿上门劝说，他正喝得兴起，瞪着发红的眼睛说：“怕他个卵，来了请他们喝酒！”

两侄儿知道，他是舍不得满屋的酒，只好摇着头走了。

九月初九的早上，九爷从门前的枫树下扯了一把深绿色叶子，用石碓捣碎，再用块粗布包起，加少许水挤出半碗浓绿的叶汁，放在了灶台上。

中午，九爷装锅酿酒。厨房里水气弥漫，酒香四溢。从酒井槽流出的热酒，滴滴答答地注入酒坛。这时，门外传来一阵“唔哩哇啦”的说话声，小黄狗警觉地抬起头，“嗖”地一声冲出门去，汪汪地狂吠着。

蹲在灶前的九爷像没事般，平静地站起身，伸手在木制酒井上的天锅里搅了搅水，喃喃地说：“又该换水了啰。”便拿走葫芦瓜瓢，把热水舀起，哗哗地泼到灶台后通往屋外的水沟里。

忽然，传来“砰”的一声枪响，小黄狗惨叫两声便无音息。像触电般，九爷身子一抖，水瓢“啪”地掉到地上。愣了片刻，目光落在那碗叶汁上，便伸手端了过来，倒入了那坛酒里。刚用碗搅了两下，木门就“哐啷”一声被撞开了，三把晃眼的刺刀一下就伸到了九爷面前。

“哟西！”看见酒，三个鬼子兴奋得手舞足蹈。

九爷不理他们，不慌不忙地拾起水瓢，从水缸里舀起冷水，哗哗地倒进天锅里。水添满后，又舀起一碗酒，坐到地上，从灶中扒出几个煨熟的红薯，抓了个捧在手中，用嘴吹吹，剥去焦皮，咬了一口，再“嗞”地喝了口酒，眯缝着眼，一脸陶醉之色。

三个鬼子呆呆站立，眼露贪婪之色，凸起的喉结像抽了筋般抖动着。忽然，一个鬼子冲上去，抢过九爷手中的碗，张开臭烘烘的嘴，“咕咚咕咚”，把半碗酒倒进肚里，竖起拇指冲着九爷乱叫。另两鬼子瞧见，也一人抓起个碗，抢着从酒坛里舀起了酒。

九爷倚坐在灶台边，冷冷地看着。

黄昏时分，三个鬼子躺在地上，口吐白沫，表情扭曲，肚子胀得像蛤蟆。这时，九爷艰难地站起身，撞撞跌跌地走出房门，弯腰吃力地抱起早已僵硬的小黄狗，然后靠着枫树坐下，慢慢地闭上了双眼。他怀中的小黄狗，此时更像个熟睡的孩子。

秋风乍起，金黄的枫叶像起舞的蝴蝶，悠悠落在九爷身上。不远处，长着几簇叶子深绿的藤蔓植物，叫断肠草，是一种剧毒植物。

（摘编自《小小说月刊》，2018年第4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