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文版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分九卷陆续出版，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侠以武犯禁”。侠，是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是一种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哥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而《笑傲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则更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是正义的化身，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光明日报》2018年1月17日）

据《论语》记载，孔子很少言及“利”的问题，偶或有之，也常常与“义”对举。例如为人们所熟知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等。在他的影响下，后世儒家将义利之辨看作一个重要问题，重义轻利成为儒家思想的基本倾向。

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末期，“义”由对君主品行的要求，演变为君子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法则。与前人相比，孔子及其门人在使用“义”这一概念时，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强调“义”对于个人道德行为的重要性。这里的个人，主要是君子，一般指士及士以上阶层中的个体。第二，在君臣关系层面，突出臣下这一方面的“义”。这并不是说，孔子把君臣关系看作一方对另一方单向的、绝对的服从。因为孔子明确讲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如果将君主看作贵族阶层的一个成员，则君主也要讲“义”，所谓“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使臣以礼”为君主之“义”；“事君以忠”为臣下之“义”。只不过，孔子从个体的内省精神出发，更多地强调作为臣下的君子，应该尽自己能力“事君尽礼”“务民之义”。在这个意义上，“忠”和“义”就统一起来。到了后世，臣下之“义”完全被单向的、绝对的“忠”所取代。第三，从现代哲学的角度看，作为抽象的价值标准，《论语》中的“义”虽然也具有“公正”等含义，但在多数情况下，却只有形式意义而无内在规定性。例如，“君子义以为上”，就是君子应该让自己的行为具有正当性，否则其他的好品质都将失去依据。但什么是“正当性”，在不同语境、不同条件下，具体答案和标准又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遭遇到任何事，凡是处理得当的，都可以叫做“义”。

尽管在孔子之前，义利关系问题已经进入人们的视野，但到了孔子那里，义利才真正对举而言，并且具有了对立的意味。最著名的莫过于《论语·里仁》篇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重义而轻利是孔子价值观的基本取向。但需要指出的是：第一，“义”与“利”对立的背后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如前所论，在涉及“义”的问题时，君子和小人多指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君子“知书达理”，因而可以“喻于义”；小人见识短浅，自然只能“喻于利”。第二，孔子的义利之辨，主要从个人的道德行为着眼，主张个人在面临选择之时，应舍利取义。这里的“利”，主要是私利。而在政治层面，孔子并不反对“利”。

所以，孔子在面对具体施政问题时，首先重视的是社会的物质基础，然后才是礼乐教化。《论语·季氏》中所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孔子这段话讨论的正是“义”的问题，但也表明，在政治层面讨论“义”，无论如何是不能离开“利”的。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恢复周礼，而实现的途径则在于“克己”，也就是希望君子通过修身律己而获得政治感召力，进而引导社会建立良好的秩序。因此，孔子的义利之辨首先着眼于君子对私利的克服。这种主张具有高度的理想性。孔子一生之所以颠沛坎坷，与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理想追求和处事原则密切相关。然而，后世理学家由此发展出一种普遍性的认识，即把大多数政治和社会问题归结为人心问题，似乎人心端正了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显然是严重脱离实际的。由此可见，我们在弘扬儒家重义轻利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并克服其与现实脱节的负面因素，进而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摘编自王超《孔子的义利观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