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中国》一书中使用“丝绸之路”这个词语。自此，这条联通中国与世界的大道以这样一个美丽的名字，镌刻进历史的书卷中。早期的丝绸之路主要是为方便沿途各国互通有无，到汉唐时达到鼎盛，无数商贾携带香料、药物等来到中国，又将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远销海外。在唐朝中期以前，陆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首选，郑和下西洋后，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起。

数千年来，商人、教徒、外交家和学术考察者等在这条“流滴着牛奶与蜂蜜”的道路上来来往往，通商、旅行、互动，在推动物质交流丰富性的同时，带来了文化交流的多样性。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及西方的天文、历法、医药陆续传入中国，中国的四大发明、养蚕技术也从这里开始走向世界。不论是出使西域的张骞、投笔从戎的班超、西天取经的玄奘，还是七下西洋的郑和，他们的故事与丝路密不可分。而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鎏金铜蚕”，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千年沉船“黑石号”等出土文物，则是这段历史最好的见证者。以至于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这样感慨道：“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此外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自敦煌至喀什的环塔克拉玛干古代文明区，此外再没有第二个。”

作为多种文化的混合体，丝路文化依托于文化交流的实际过程，产生了一系列文化交融的丰硕成果。首先，它本身就是文人墨客进行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不论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感慨，还是木卡姆乐曲的悠扬，都让人们对丝路文化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几千年来，那些行走于丝路上的各色人等及其所经历的悲欢离合，都通过不同民族和地域的各种艺术形式记录下来。以骑毛驴的阿凡提为例，他机智、幽默，爱打抱不平的形象原型都可以在中亚，中东乃至东欧的文艺作品中找到。尽管在不同文化里他被赋予了不同的名字和特征，故事也各有发展和特色，但其根源都来自于丝路。依托于丝路而产生的不同文化的相遇与交流，又极大地刺激了艺术家与大众的想象力和创新激情，达・芬奇名作《蒙娜丽莎》的山水底村，酷似中国山水画中朦胧而有层次的泉石意境；歌德的《中德季日即景》中浸染着他对孔子、老子哲理的向往和仰慕，这些哲理诗组成了中西文学在19世纪初的共鸣。

各国文化在丝路交流碰撞后诞生了诸多艺术成果，其生命力有时甚至比在原生地还旺盛。中西方之间、国与国之间，因丝路使彼此的血液与基因交融起来，逐渐形成了真正的“命运共同体”。

（摘编自李冰《丝路文化的历史传承》）

对城市而言，文明弹性是一个城市体在生存、创新、适应、应变等方面的综合状态、综合能力，是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多样性与共同性之间、稳定性与变迁性之间、柔性与刚性之间的动态和谐，过于绵柔、松散，或者过于刚硬、密集，都是弹性不足或丧失的表现，是城市体出现危机的表征。当代城市社会，尤其需要关注以下文明弹性问题。

其一，空间弹性。城市具有良好空间弹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空间的私人性与公共性关系能够得到较为合理的处理。任何城市空间都是私人性与公共性的统一，空间弹性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实现空间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的有机统一、具体转换。片面地强调空间的公共性或片面地强调空间的私人性，都会使城市发展失去基础。目前，人们更多地要求空间的私人性，注重把空间固化为永恒的私人所有物、占有物。这种以私人化为核心的空间固化倾向，造成城市空间弹性不足，正在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制度弹性。一种较为理想的、有弹性的城市制度，是能够在秩序与活力、生存与发展间取得相对平衡的制度。城市有其发展周期、发展阶段，对一个正在兴起的城市而言，其主要任务是聚集更多的发展资源、激活发展活力。而对一个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而言，人们会更为注重城市制度的稳定功能。但问题在于，即使是正在崛起的城市，也需要面对秩序与稳定的问题；即使是一个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也需要面对新活力的激活问题。过于注重某种形式的城市制度，过于注重城市制度的某种目标，都是城市制度弹性不足、走向僵化的表现，都会妨害城市发展。

其三，意义弹性。所谓城市的意义弹性，是指城市能够同时满足多样人群的不同层面的意义需要，并能够使不同的意义与价值在总体上达到平衡与和谐，不断形成具体的意义共同性。当一个城市体只允许一种、一个层面的意义存在时，这个城市体可能繁荣一时，但必然会走向衰落。当一个城市体只能满足某一类人的意义追求、意义需要时，这个城市体也往往会丧失活力。当一个城市体被某一类型的意义体系固化时，这个城市体往往不具有综合吸纳力、发展潜力。启蒙主义的片面化，理性主义的片面化，世俗主义的片面化，神圣主义的片面化，都会导致城市意义弹性的减弱，都会从根基处危害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保持城市的空间弹性、制度弹性、意义弹性，并以此为基础，把握城市的类型构成与历史，建构城市命运共同体，对于城市社会的健康发展而言，是意义重大的。

（摘编自陈忠《城市社会：文明多样性与命运共同体》）

家规与国法

崔永东

“家规”即家内规矩，“国法”即国家法律。两者各有自己的领域，对稳定家族秩序和国家秩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古代社会，家规提倡“孝道”价值观，凸显家族利益至上的原则，注重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睦；国法提倡“忠道”价值观，凸显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重视忠君爱国、无私奉献。。

家规与国法之间在功能上又可以互相支撑，在内容上也可以互相补充。儒家的传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家国同构”的背景下，“移孝作忠”是完全可能的。“家规”重在“修身、齐家”，“国法”重在“治国、平天下”，一个恪守家规的人必然能够遵守国法。在此层面上，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形成了某种“同构”关系。

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家规连着国法。家规是治家教子、修养心性、立身处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家训”“家戒”等内容，家训的内容旨在要求家人“必须怎么做”，家戒的内容旨在要求家人“不能怎么做”。以山西闻喜历史上著名的《河东裴氏家训》《河东裴氏家戒》为例：“立志向善，做贤子孙。贻谋燕翼，勿忘祖恩。”“人生百行，孝顺为先。”“置身社会，公德第一。爱惜公务，遵守序秩。时时警惕，留心错失。”“勤能补拙，俭以养廉。丰家裕国，莫此为先。秃惰奢靡，祸害无边。”这就阐明了在家修身与在外治国的关联性，揭示了家规通向国法的功能性价值。

明末清初的朱柏庐所撰《朱子家训》，被誉为家训中的经典，以修身齐家为宗旨，集儒家立身处世之大成。诸如“自奉必须俭约”“勿贪意外之财”“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于信也”等，揭示了家规与国法之间在内容上互通、在功能上互补的道理，令人感受到二者之间互为“统一体”的气质。

从历史上看，家规与国法存在着很多的共同性。均以维护儒家伦理秩序为其共同的使命。无论是家规还是国法，它们都将儒家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转化成了制度安排（家规属于家族制度），使道德的“软约束”与制度的“硬约束”完美地结合起来，靠制度的力量来督促人们积极践行儒家道德，从而形成一种具有良风美俗的社会秩序。

在儒家文化的大背景下，从主流上看，家规与国法有着共同的精神纽带，即儒家的伦理道德。家规与国法共同将儒家道德加以制度化，体现了德、法共治的价值取向。这对我们是是有启发意义的。如果说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有赖于国法完善的话，那么社会治理能力的提高则有赖于家规（家族法规）的完善了。因此，为了重塑家族法规，我们有必要为其注入新时代的内容，使其适应新的时代，并结合基层社会组织的重建，使古老的家族法规在整合基层社会秩序方面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二十世纪初叶以来，大量不同材质的古代手写文本陆续出土，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社会和文学提供了珍贵的文字资料，同时也为我们了解古代手写文本自身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学者们在阅读和研究这些手写文本时，会自觉不自觉地和传世的印刷文本进行比较。如果用印刷文本时代的背景知识来衡量手写文本，会发现手写文本与印刷文本相比，不仅相同内容的文本文字和内容出入很大，手写文本的组织结构和样态也与印刷文本存在很大差异。

而今，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虽然写本从来没有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但在印本已成为人们阅读的主体和主流以后，人们对文本的知识都深深地打上了印本的烙印。带着这样的知识烙印来阅读和硏究古代写本，就容易出现认识的误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关注写本特点为中心的中国古代写本学就应运而生了。

中国古代写本学是研究历代手写文本的学问，其研究对象包括自先秦至明清的手写文本，即先秦至汉晋的简牍、绢帛写本，敦煌写本、吐鲁番写本、黑水城写本、宋代的徐谓礼文书和宋元以来的契约文书、明清档案，以及其他古代写本。

中国古代写本的质料主要是简牍、绢帛和纸。自春秋战国至东汉，是简牍、绢帛写本流行的时期，可以算作写本阶段的第一个时期；自东汉至宋为纸本写本时期，这是写本阶段的第二个时期，也是其全盛期；第三个时期是宋至清，这一时期印本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但写本仍然存在，可以称为印本阶段的写本，或写本后阶段的写本。

写本学关注的是写本的特点。总体说来，写本学主要关注的是写本的材料、书写工具、书写者，以及写本的形态和文本内容方面具有的一般性问题和方法问题，其关注重点不在某件具体写本，而是众多写本存在的一般问题和解决以上问题的方法。

印本和写本的差异是很明显的，即一为印刷，一为手写。就功用而言，写本或手稿主要有两方面用途，一是满足个体需求，一是满足社会需求。就满足社会需求而言，印本明显优于写本。满足批量需求的写本虽然内容是相同的，但写本的制作过程是个体的，出错的概率远高于印本。即使同一个人重抄相同的文本，也很难保证不出差错。所以，唐代官府和寺院都有专门的抄书手和校对人员，重要的文本都要经过反复校对。印本就不同了，只要仔细校对了底版，就可保证不出错误，可以完全避免写本因制作过程的个体性造成的阅读障碍。由此看来，社会需求特别是大批量需求应是印本流行的主要动因。

印本流行以后，写本的社会需求的功能被印本取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写本的逐渐边缘化，古代写本和印本的差异也不再为世人所知。因此，写本学的任务就是把写本的特点揭示出来，为人们准确地理解古代写本，正确地利用古代写本提供方便。

（节选自2019年4月8日《光明日报·中国古代写本学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