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支撑我们的精神大厦

贾梦雨

我们平时所说的“精神亚健康”，是指一个人的精神状态、精神追求方面失去正确标准，缺乏价值支点，种种消极甚至扭曲的思想意识占据主导地位，并体现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其实，“精神亚健康”的症状在很多人身上都或隐或显地存在着。

“精神亚健康”的症状多种多样，但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对事业缺乏激情，精神萎靡，庸碌无为；二是对生活缺乏热情，对他来说，活着的意义仅仅在于活着；三是对他人缺乏感情，淡漠、疏离，甚至于防范、欺骗；四是对社会缺乏责任感，社会的冷暖对他来说已经变得无足轻重。总体来说，陷落于物质的汪洋之中，沉沦于享乐的迷茫之中，浮躁而无信仰、无敬畏、无追求。正如南师大中文系教授贺仲明所说：“精神亚健康的重要表现，就是公众无法从精神涣散的日常生活中获得安宁；理想和信仰丧失；浮躁的心灵被物所累，排斥关怀和诚信。”

是什么导致了“精神亚健康”的弥漫呢?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地球村”可以拉近人们之间的距离，不过，它也无时无刻不在拉远人们之间的距离，造成新的疏离。全社会消费思潮迅速膨胀，在这种后现代的炫目泡沫下，大众都在不知不觉中被消费主义的狂欢陶醉。被牵着鼻子走，人变成了“经济人”、“时尚人”，永远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拉着你，让你无法脱身，并且身不由己。此外，我们过分重视外在的所谓“成功”，整天追求的都是那些“看得见的东西”：房子、汽车、锦衣玉食、无休止的享乐，而且，我们渐渐迷失在这些“身外之物”中不可自拔。物质日益强大而膨胀，而精神的萎缩状态正在加剧，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夹击之下，我们被裹挟其中，身心交瘁。

理想、激情，一个人的精、气、神，这些其实都应该是我们的追求，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支点。而现在，从心灵层面来说，价值的支撑点，人生的追求目标，对幸福的感受等渐渐处于错乱状态。从生存状态来说，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处理爱情、家庭、事业等之间的关系，这其中充斥着扭曲。

物欲主义和消费主义，目前正借助经济、文化和人员流动的全球化大潮，向全世界蔓延，也深刻影响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大发展和全球化大潮中，世俗化大潮开始侵蚀到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

因而，我们都应该有一定的精神追求。我们应该解决好自己的归宿感问题。这就要求一个人加强免疫力，实现内心的真正强大，面对诱惑超然，面对挫折泰然，并在对时代的正确认识中增强责任感。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环境，真正关心人的精神追求。在文化多元的基础上，更好地创造文化的和谐，从多方面创造以人为本的文化生态。

（选自《新华日报》）

莎士比亚传

在英国中部、伦敦西北面的沃里克郡，有一个普通的小镇，名叫斯特拉特福，莎士比亚就是诞生在这个小镇上。

7岁那年，莎士比亚进了镇上的文法学校。除了在学校读书以外，少年时代留给莎士比亚深刻印象的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茂密荒凉的亚登森林从北方一直伸展到斯特拉特福镇周围，莎士比亚在童年时就听说过有关这个森林的许多故事。后来，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这部喜剧里特别提到故事里的英雄罗宾汉。

莎士比亚在童年的时候还听过一些可怕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讲到有几个极其丑陋的巫婆，她们能预言人的未来。后来，莎士比亚在悲剧《麦克白》中生动地描写了三个巫婆的形象。

1575年7月，伊丽莎白女王到离斯特拉特福镇不远的肯尼沃斯城堡做客，欢迎仪式上，许多人装扮成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牧神、海神、河神和其他各种神怪，走在游行的队伍里。11岁的莎士比亚也见到了这次欢迎仪式的盛况。

当时英国已经有不少流浪的剧团多次到过斯特拉特福镇。少年时代的莎士比亚有很多机会观看戏剧演出；少年莎士比亚对演戏很感兴趣，也许这正是他把毕生贡献给戏剧的最初的原因。后来他在戏剧《哈姆莱特》里满怀亲切之感地描写了流浪剧团的演出情况。

16世纪是文艺复兴时代，那个时代的精神是进取的、开放的，许多年轻人都不安于现状，想到外面的世界去寻找更广阔的天地。莎士比亚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中离开他的故乡小镇，到外面的世界去寻找更多更大的发展机会的。1587年左右，莎士比亚来到伦敦，开始了他的新生活。他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590—1600年）以写历史剧、喜剧为主，有9部历史剧、10部喜剧和2部悲剧；第二时期（1601—1607年）以写悲剧为主，写了3部罗马剧、5部悲剧和3部“阴暗的喜剧”或“问题剧”；第三时期（1608—1613年）倾向于妥协和幻想的悲喜剧或传奇剧。

莎士比亚已经逝世300多年了。几百年来，不同的民族都用各自的语言赞扬过莎士比亚，历代的大作家们几乎都将莎士比亚视为不可逾越的艺术高峰。他们都认为莎士比亚是不朽的。

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戏剧家本．琼生评价他：“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17世纪英国伟大的诗人、一个真正的清教徒——弥尔顿也对莎士比亚推崇备至。17、18世纪的一些古典主义作家，如德莱顿、蒲柏等人不得不赞美莎士比亚“有一颗通天之心，能够了解一切人物和激情”（德莱顿语）。

到了19世纪，莎士比亚更是风靡全欧洲。雨果、司汤达等人在与古典主义做斗争时，都高举莎士比亚的大旗。18、19世纪的许多大作家如伏尔泰、雨果、屠格涅夫、罗曼．罗兰等都曾或多或少地对莎士比亚作品进行模仿，在作品中留下了莎士比亚的影子。

到了20世纪，莎士比亚在国际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更加突出，出现了五花八门的莎学批评流派和令人眼花缭乱的莎剧舞台艺术。心理学、美学、语言学、社会学等新兴的学科都以莎士比亚的作品为研究对象，使莎士比亚的作品在新的时代产生了新的价值。

现在全世界有众多的莎学研究机构，每年都会举行世界性的莎士比亚研究会议，全世界还有各种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刊，莎士比亚图书馆等。

在电影和电视出现以后，莎士比亚的戏剧更是不断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

世界文学史上那些不朽的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从总体上来说，莎士比亚的戏剧把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精神有机地融合为一体。莎士比亚的戏剧常常揭示出人类生活和人性的某些本质特征。莎士比亚的创作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真实性是他遵循的根本原则。莎士比亚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细致入微的观察力。源于生活的材料写进作品，必然会唤起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真切感。

莎士比亚作品中的现实主义又是与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相结合的。他常常以诗人般的激情，抒情的笔调和浪漫的风格，歌颂人文主义者理想中的社会和人际关系。这一点在他的喜剧创作中尤为突出。莎士比亚把现实的世界与幻想的世界相对照，以此鼓励人们去追求美好的生活。

（摘编自《莎士比亚传》）

相关链接

①莎士比亚独自来到伦敦后，最初是给到剧院看戏的绅士们照料马匹，后来他当了演员，演一些小配角。1588年前后开始写作，先是改编前人的剧本，不久开始独立创作。当时的剧坛为牛津、剑桥背景的“大学才子”们所把持，一个成名的剧作家曾以轻蔑的语气写文章嘲笑莎士比亚这样一个“粗俗的平民”“暴发户式的乌鸦”竟敢同“高尚的天才”一比高下。

（《莎士比亚的故事》）

②莎士比亚曾说：“勤劳一天，可得一日安眠；奋斗一生，可永远长眠。”“黑夜无论怎样悠长，白昼总会到来。”“我没有路，所以不需要眼睛；当我能够看见的时候，我也会失足颠仆，我们往往因为有所自恃而失之于大意，反不如缺陷却能对我们有益。”

（《莎士比亚经典名言》）

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

童庆炳

经典是什么意思呢？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篇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论。”所谓“经”，就是永恒不变的又至高无上的道理，不可磨灭的训导。文学经典就是指承载文学之“至道”和“鸿论”的各类文学典籍（特别是作品）。但是，刘勰所说的那种“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论”并非是对所有的人来说的。不同时代拥有不同观点的人，常常对某种文学经典不以为然，认为不是经典；相反，他们可能提出另外一些作家的作品作为经典。文学经典是时常变动的，它不是被某个时代的人们确定为经典后就一劳永逸地永久地成为经典，文学经典是一个不断的建构过程。

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总是制约着、影响着文学经典的建构，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认为文学经典建构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意识形态的变动、文化权力的变动，而与作家、作品的状况无关。

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是建构文学经典的基础。能够建构为文学经典的作品，总是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准和价值，能够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心理共鸣。清代所产生的言情、人情世态、才子佳人小说很多，可并没有成为经典，只有《红楼梦》被后世建构为文学经典，这难道不是与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密切相关吗？

在作品艺术价值方面，还必须考虑到某些文学经典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如李煜的词（后期的词）也被列入文学经典，这是因为“作者从自身遭受迫害屈辱的不幸境地出发，对整个人生的无常、世事的多变、年华的易逝、命运的残酷……感到不可捉摸和无可奈何……这种相当错综复杂的感触和情绪远远超出了狭小的个人的‘身世之戚’的范围，而使许多读者能从其作品形象中联想和触及到一些带有广泛性质而永远动人心弦的一般的人生问题，在情感上引起深切的感受”……实际上，许多描写山水、田园、乡土的诗词和其他作品虽历久而不衰，一直被当作文学经典来看待，其中主要涉及“共同美”的问题。

其次，文学作品言说空间的大小，也是文学经典建构的必要条件。文学作品本身描写世界是否宽阔，作品所蕴含的意味是否深厚而多义，对文学经典的建构是十分重要的。曹雪芹的《红楼梦》由于它所描写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达到极致，艺术表现的客观性与主观性所产生的巨大张力等，使它成为一部具有广阔阐释空间的作品，经得起不同意识形态的冲刷和解释。虽然各种意识形态赋予《红楼梦》各不相同的意义，但它们都不能不说是这样或那样地抓住了《红楼梦》的部分意义，而《红楼梦》作为“文学经典”的地位不但始终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在争论中更见荣耀。各种意识形态都承认《红楼梦》是文学经典，都从《红楼梦》里发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而且都有一定的理由和说服力，这说明了作品本身的广阔阐释空间，是作品建构为经典的一个必要条件。

材料一

当年，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推动了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成了全球产业界、学术界的高频词。有研究者将人工智能定义为：对一种通过计算机实现人脑思维结果，能从环境中获取感知并执行行动的智能体的描述和构建。

人工智能并不是新鲜事物。20世纪中叶，“机器思维”就已出现在这个世界上。1936年，英国数学家阿兰•麦席森•图灵从模拟人类思考和证明的过程入手，提出利用机器执行逻辑代码来模拟人类的各种计算和逻辑思维过程的设想。1950年，他发表了《计算机器与智能》一文，提出了判断机器是否具有智能的标准，即“图灵测试”。“图灵测试”是指一台机器如果能在5分钟内回答由人类测试者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且超过30%的回答让测试者误认为是人类所答，那么就可以认为这台机器具有智能。

20世纪80年代，美国哲学家约翰•希尔勒教授用“中文房间”的思维实验，表达了对“智能”的不同思考。一个不懂中文只会说英语的人被关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他只有铅笔、纸张和一大本指导手册，不时会有画着陌生符号的纸张被递进来。被测试者只能通过阅读指导手册找寻对应指令来分析这些符号。之后，他向屋外的人交出一份同样写满符号的答卷。被测试者全程都不知道，其实这些纸上用来记录问题和答案的符号是中文。他完全不懂中文，但他的回答是完全正确的。上述过程中，被测试者代表计算机，他所经历的也正是计算机的工作内容，即遵循规则，操控符号。“中文房间”实验说明，看起来完全智能的计算机程序其实根本不理解自身处理的各种信息。希尔勒认为，如果机器有“智能”，就意味着它具有理解能力。既然机器没有理解能力，那么所谓的“让机器拥有人类智能”的说法就是无稽之谈了。

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中，不同学派的科学家对“何为智能”的理解不尽相同。符号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就是具体问题的求解能力，他们会为所设想的智能机器规划好不同的问题求解路径，运用形式推理和数理逻辑的方法，让计算机模仿人类思维进行决策和推理。联结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就是非智能部件相互作用的产物，在他们眼里人类也是一种机器，其智能于许多非智能但半自主的组成大脑的物质间的相互作用。他们研究大脑的结构，让计算机去模仿人类的大脑，并且用某种数学模型去重建一个简化的神经元网络。行为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是机器和人类的行为相似，研究人工智能应该研究人类感知和行动的本能，而不是高级的逻辑推理，不解决基本问题就无法实现复杂的思维模拟。因而他们让计算机模仿人的行为，建立人工智能系统。

时至今日，研究者们对“智能”的理解仍未形成共识。但是，正是对“何为智能”这个核心问题的不断思考和解答，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层面的发展。

（取材于谭营等人的文章）

材料二

2018年5月，谷歌Duplex人工智能语音技术（部分）通过了“图灵测试”。这个消息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思考：当机器人越来越像人，我们应该怎样做？

在人工智能的开发过程中，设计者会遇到伦理问题的挑战。比如著名的“隧道问题”：一辆自动驾驶的汽车在通过黑暗的隧道时前方突然出现一个小孩，面对撞向隧道还是撞向行人这种进退维谷的突发情况，自动驾驶汽车会怎么做？

自动驾驶汽车依靠的是人工智能“大脑”，它会从以往案例数据库中选取一个与当前情景较相似的案例，然后根据所选案例来实施本次决策。当遇到完全陌生的情景时，汽车仍然会进行搜索，即在“大脑”中迅速搜索与当前场景相似度大于某个固定值的过往场景，形成与之对应的决断。如果计算机搜索出来的场景相似度小于那个值，自动驾驶汽车将随机选择一种方式处理。

那么，如果自动驾驶汽车伤害了人类，谁来负责呢？有的学者认为不能将人工智能体作为行为主体对待。因为“主体”概念有一系列限定，譬如具有反思能力、主观判断能力以及情感和价值目标设定等。人工智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智能”，它所表现出来的智能以及对人类社会道德行为规范的掌握和遵循，是基于大数据学习的结果，和人类主观意识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人工智能体不可以作为社会责任的承担者。以上述自动驾驶汽车为例，究竟由人工智能开发者负责，还是由汽车公司负责甚至任何的第三方负责，或者各方在何种情形下如何分担责任，应当在相关人工智能的法律法规框架下通过制订商业合同进行约定。

人工智能在未来还可能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奇点（singularity）”。所谓“奇点”就是指机器智能有朝一日超越人类智能，那时机器将能够进行自我编程而变得更加智能，它们也将持续设计更加先进的机器，直到将人类远远甩开。尽管研究者对“奇点”到来的时间和可能性还有争议，但是不管“奇点”时刻能否真的到来，在技术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我们都要小心被人工智能“异化”。在我们训练人工智能的同时，有可能也被人工智能“训练”了。我们的一举一动、生活爱好都将被人工智能塑造，人工智能在无形中暗暗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当我们还在为自己的自由意志而骄傲的时候，也许已不知不觉地沦为了数据的囚徒。

面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种种冲击，上世纪50年代美国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提出的机器人三大定律，今天对我们依然有借鉴意义。这三大定律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也不得见到人受伤害而袖手旁观；机器人应服从人的一切命令，但不得违反第一定律；机器人应保护自身的安全，但不得违反第一、第二定律。归根结底，人是智能行为的总开关。人工智能的开发者应该始终把对社会负责的原则，放在对技术进步的渴望之上。人类完全可以做到未雨绸缪，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威胁。

（取材于芮喆等人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