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两年，巨量投机资本涌入中国共享经济领域，创业者似乎只要和“共享经济”这一概念挂上钩，就能轻松融到资金。从共享单车，到共享汽车，再到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共享厨房，甚至共享马扎，花样百出。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7》显示，2016年中国6亿人参与分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34520亿元人民币，2016年分享经济企业的融资规模约为1710亿元，提供服务者约为6000万人。

放眼全球，共享经济虽非源于中国，但却在中国得到最好实践。美国彭博新闻社发表评论指出，在中国发展共享经济比在任何国家有前途，未来世界共享经济的创新可能始于中国，而不是硅谷。

在由“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青年共同评选出的中国“新四大发明”，共享单车在列。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中国共享单车用户规模已达1.06亿，占网民总体的14.1%，其业务覆盖范围已由一二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渗透，并开始涉足海外市场。

（摘编自“全景网”2018年1月16日刊文）

材料二：

2017年共享经济似乎在中国经济版图上画出了一条抛物线。

以共享单车为例，2017年6月起，悟空单车、3Vbike、町町单车、小蓝单车等相继倒闭，即使巨头摩拜和ofo也被用户押金、无法盈利等问题缠身，运营举步维艰。共享汽车、共享充电宝等更是迎来倒闭潮。

一方面共享马扎投入市场一天丢失一半，共享单车损耗率超过5%，共享雨伞最终变成“藏伞于民”，另一方面小蓝车倒闭后拖欠供应商和用户押金多达10余亿元，围绕着共享单车企业用户押金问题，各方也已争执了一年多时间。

“这很正常，共享经济倒闭潮符合商业逻辑。”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魏武挥认为，互联网企业自带“马太效应”，最终就会剩一两家寡头企业成为市场领袖，其他都会成为“炮灰”，这是互联网经济的特点。

魏武挥认为，共享经济在中国已然面临严峻考验。中国互联网企业发现一个商机，往往是一拥而上跑马圈地。缺乏基本的商业和盈利模式，竞争方式也简单粗暴，往往是价格战和流量战斗，其实最终是幕后资本的对决。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2018年1月17日刊文）

材料三：

面对目前中国的共享经济，很多受访专家表达了各自的想法。

58集团CEO姚劲波在今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呼吁：“共享经济企业应该共享信用黑名单，助力完善信用体系，这对整个生态都有好处。”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马忠玉曾表示，2016年中国网民达到7.3亿，意味着任何一个网络应用上线以后，在短时间内都会积累大量的用户，“这将成为共享经济在中国高速发展的最大优势。”

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与会计学教授芮萌看来，2018年，中国共享经济将进入洗牌期，市场回归理性，但“风口”还会持续。“共享经济消费主力军多是95后，他们的理念就是开放共享，共享还是一种趋势。”

专家认为，从发展趋势看，中国共享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竞争正不断加快，尤其是在智能制造领域，共享经济将会有一个增长的爆发期。

（摘编自“人民网”2018年1月7日刊文）

注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指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广泛应用于社会心理学、教育、金融以及科学领域。

《公羊传》是诠释《春秋》的一部著作，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经典注疏之作中显现了独特的诠释特色。它的解经模式不仅带领公羊学家在思想创新上不断前进，也影响了历代为关注现实需求而重新诠释经典的思想家们。《公羊传》对《春秋》的诠释无疑是极为成功的，这使它从儒家经典中第一个脱颖而出，对西汉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公羊传》与同是诠释《春秋》的《左传》结出了完全不同的成果。《左传》努力丰富《春秋》记述极为简略的史事，带给人们一部文字生动、叙事翔实的史学作品。而《公羊传》大力阐发《春秋》简约文字下所含的义理，带给人们一部讲述礼义、道德和政治观念的哲学作品。同一部典籍，诠释者的诠释目的不同，对典籍性质的认识就不同，其切入的角度也必不相同，其诠释出来的成果也就会存在根本差异。

毋庸置疑，《春秋》文本的外在特征表现为一部编年史，记录了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这242年间的史事。而《公羊传》要把《春秋》看成是一部哲学著作，说孔子是借鲁国的史事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这样，《春秋》的文本性质就由史学转向了经学。文本性质转换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诠释导向的转化，诠释者将沿着新的方向去诠释文本，所以《公羊传》就不再关心《春秋》里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而以探究《春秋》大义为职志。

《公羊传》对《春秋》文本性质的转换之所以可能实现，实际上是预设了一个前提，即《春秋》之中存在着“微言大义”。所谓“微言”，就是隐晦的文字，即指《春秋》文字的实际意义无法从文字表面获得：“大义”，就是指《春秋》表面文字下所蕴含的孔子的思想和理念。

《公羊传》对《春秋》文本性质的转换以《春秋》存在着微言大义为前提，同时也以揭示《春秋》中的微言大义为目的。文本性质转换以后，《春秋》其文、共事在诠释者看来就只是寄寓大义的载体、探询大义的线索而已。如隐公三年“癸未，葬宋缪公”，《公羊传》叙述了宋宣公不遵循传位于子的正逆而传位于弟，最终导致宋国祸乱的故事，并提出了对后世影响很大的“大居正”说。

《春秋》其文、其事既然只是线索，那显然《春秋》的文本在《公羊传》看来就不对历史真相负责，有可能不是真实的记述，都是为背后隐藏的大义服务的。《公羊传》虽然也经常补充一些史料，甚至有时还提供一些记载翔实的独家史料，但总体来说《公羊传》对史实不是那么关注，它完全是以揭示《春秋》微言大义为职志而展开对《春秋》的诠释，有时候它必须随着《春秋》的“委曲”，不惜扭曲史实来成全义理的传达。

（摘编自郑任钊《〈公羊传》的诠释模式》）

汤一介：中国哲学问题的思考者

汤一介于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汤用彤则是哲学大家，父亲嘱咐他的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家风。

汤一介爱书，有一些书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多少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1949年前，汤一介学习哲学，除了家学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想去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19岁时汤一介曾经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显露了作为哲学家的才华。1951年自北大哲学系毕业后，汤一介便留校任教，为北大哲学系资深教授。

汤一介的学生、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1985年上了汤先生第一堂课，汤先生给他讲授魏晋玄学，讲课给王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博也成为众多弟子中国陪伴汤先生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的学生。

“先生刚毅木讷，温而厉。”因工作原因，王博与汤一介多有接触，在王博眼中，汤先生学术研究上可以用“严厉”来形容，一丝不苟，十分严谨，表达学术观点非常直白，待人接物非常温和，不管谁有需求，汤先生总是尽力满足。

2012年汤一介获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中将他描述为：“汤一介先生力主思想对话，引领风气之先，传承中国学脉，执掌《儒藏》编修。他所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重启了传统文化热潮；他所主张的普遍和谐、中国解释学和新轴心时代，激活了融通中西的世界之中国；他所撰述的《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儒学史》，弥伦群言而精研一理，为中国思想的当代价值立言辩德。”

汤先生曾获得很多美誉，哲学巨匠、儒学泰斗、国学大师等等。对此，他同已故学者季羡林一样，坚辞拒绝。按常规理解，人们认为这是学者的谦虚谨慎使然，继而非要把这一顶顶大帽子强加于他。事实却证明，汤先生说的是真心话。在汤先生看来，不仅他不是大师，这个时代也没有大师。他在《汤一介传》中说得很清楚：“我说现在没有大师，是因为还没有一个思想体系被普遍接受，还没有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他认为，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氛围不够自由，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边是不能产生划时代的著作的。

汤先生在病中仍不忘文化复兴。今年6月19日，抱病在身的汤一介还出席了十卷本的《汤一介集》发布会，“我想继续再写文章，讲我自己的感受，讲我对人类社会的理解，讲我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作为一个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最主要的特点是思考问题，提出问题供大家参考，而解决问题则需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我应该继续努力把我想的问题提出供大家 讨论，这样才不负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教师的责任。”

（选自“人民网”，2014年9月10日）